一九四九年七月二十五日，上海的午后像蒸笼，街边小报摊却格外热闹。人们围着最新一期《解放日报》，焦点不是前线捷报，而是一则只有巴掌大的“征集新国旗图案”启事。稿件寄往北平，截稿时间八月底，来稿须红底，须含“人民政权”象征。字面很简单，份量却沉甸甸，全国上下立刻掀起画旗热。摊贩把红纸剪成条，孩子们抓起粉笔在地上涂五角星，茶馆里、街坊口，人人都是“设计师”。
风潮之外，真正的筛选更显繁复。八月末，叶剑英在西苑饭店的会议室里，已经被厚厚两米高的稿件包围。统计员报数：二千九百二十二份。叶帅抬头看表，无奈地说一句：“看完这些，黄河都要第二次改道了。”一句半玩笑，却点出时间的捉襟见肘。
进入九月，北平城的空气里弥漫着油墨味。印刷厂日夜赶制三十八幅入围方案，按三比二的比例缩样、贴底版。周恩来把它们摊开在勤政殿圆桌上，请各界代表轮番把票投进红木票箱。多数人倾向于“红地五星一杠”图——大五星旁卧一条黄色横杠，再配四颗小星，简明醒目，寓意“黄河、长江贯穿中华”，也象征“南北一线大团结”。赞成之声此起彼伏，看似万事大吉。
然而，毛泽东保持着一贯的谨慎。十五日下午，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多数不是全部，二十多位无党派的老先生还没听呢，别急。”于是决定，再设一次“夜谈会”。地点选在香山丰泽园，时间定在九月二十五日晚上八点。灯火刚点亮，二十多张熟悉的面孔已落座，茶香袅袅，气氛却暗潮汹涌。
会议开始不久，多数嘉宾依旧沿袭上午的看法，对那幅带杠设计表示“可行”。毛泽东微笑倾听，只偶尔低头在纸上做记号。不到半小时，轮到身着长衫的张治中发言。他推了推眼镜，站起来，语速很平，却一针见血：“这条横杠太扎眼，看着像‘一刀两断’，更像孙悟空头上的金箍棒，一紧就分裂，哪像咱们新中国该有的气象？”话音未落，屋里先是一静，随即爆出一片低声议论。
“张先生说得在理。”坐在旁边的郭沫若接茬，“政权象征要放首位，黄河长江自在人心，何必硬画一横？”毛泽东放下茶杯，抬手制止嘈杂：“各位再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他示意工作人员重新铺开备选稿。
在厚厚稿堆里，一张标号“323”的图案第一次真正进入大家视野——红地一大四小五角星，星与星之间以隐形的射线相连。设计者署名“曾联松”。灯光映照下，金黄星芒与底色对比强烈，既革命又热烈。陈嘉庚望了几秒，笑着点评：“简洁、干净，意思全在里头。”张治中点头：“这样的团结，才像咱中国人盘成一股绳。”
当天夜里，周恩来把会议结果报告香山小院。毛泽东接过样稿，来回端详，末了说：“就它吧。”几分钟后，他又放下纸片，强调一句：“向曾联松同志去电致谢，告诉他，人民喜欢。”
时间已逼近大典。九月二十八日，中央工艺美院、北京绸布厂连夜试制样旗。工人赵文瑞负责缝制，她把暗红绸布与玉帛黄布裁剪成五块星形，反复核对每颗星的夹角——３６度，那是数学系师生算出的“最合适光芒”。三天两夜，针脚密实，不容一丝偏差。九月三十日午后，一面长四百六十厘米、高三百三十八厘米的崭新五星红旗终于折叠完好，送抵中南海。赵文瑞悄悄抚了一下旗面，指尖都是针眼，却顾不得痛，笑得像春天。
十月一日，天安门城楼。下午三时，礼炮二十八响后，毛泽东走向麦克风，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紧接着，他按下红色电钮，广场旗杆顶端的滑轮带动红旗缓缓升起。那抹绚烂的红穿透灰蒙蒙的秋空，一瞬间，三十万群众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刘伯承身边的警卫低声感叹：“这一刻，才算真正解放了。”
值得一提的是，“一杠”图案并未就此沉没。后来它被珍藏在国家博物馆，作为国旗设计的珍贵历史见证。若无当年张治中那句“金箍棒”，今天的天安门或许会飘扬着另一幅旗帜。历史往往就在分寸之间转换走向，此例即为佐证。
张治中此举，并非心血来潮。早在三二年，他就在国民党内部疾呼“联共抗日”，主张民族团结。重庆谈判期间，他冒着巨大压力为和谈穿梭，其政治信条正是“合则两利，分则两败”。所以，当他看到那横杠，他的警觉与性格便自然地爆发。一句玩笑似的比喻，背后站着深沉的历史经验。
毛泽东之所以立即接纳，也有深层考量。其一，大典在即，国旗必须达成共识，无须留下任何象征分裂的口实；其二，“大一统”理念自古根植中华政治文化，简洁的五星布局更易被亿万军民接受；其三，未来还要对外展示新生政权，这面旗帜须在国际舞台上一眼识别。这些理由，毛泽东没有逐条讲，但他心中清楚。
九月的会议散场时已近凌晨。灯火挑亮，外头梧桐落叶翻飞。代表们三五成群走出院门，不时回头再看那张红旗草图。没有人再提横杠，没有人怀念那根“金箍棒”。大家想着同一件事：三天后，它将在长安街迎风招展。
从征稿启事贴出到定稿，不足七十天。千万幅想象，最后汇成一面旗，这是二十世纪中国最壮观的一次集体创作。它凝聚的不仅是美术技巧，更是一次政治协商的范例—每个人都有发言权，每一次反对都被认真聆听。换个角度看，这也是新生共和国的第一次国家级公共议题协商，过程紧张，却透着新风。
后来，当有人向张治中提起那场“金箍棒风波”，这位老将军摆手笑说：“能让国旗更好，我多说一句又何妨。”一句轻描淡写，道出大人物的襟怀。毛泽东得知后，赠他八个字：“大德不孤，必有邻友。”两人相视而笑，情谊深厚。
如今，天安门广场的旗杆已经换成不锈钢升降系统，国旗每天更换一次，旧旗悉数入库封存。那面由赵文瑞一针一线缝出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则被细心地保存在中国革命博物馆。每逢国庆前夕，总有人驻足凝望，仿佛仍能听见七十四年前那一声声礼炮。
历史不会开口，可它的细节从不说谎。横杠的去留、金箍棒的玩笑、深夜的挑灯审图，这些片段拼接起来，就是一幅共和国诞生前夜的缩影：紧迫，喧哗，却始终在理性与团结的轨道上。国旗没有选择“江河一杠”，却被亿万人民高举成浩荡洪流；五颗金星静静闪耀，见证着从硝烟到重生的全部艰辛与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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