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平壤的第一个清晨，我被冻醒了。酒店暖气系统发出空洞的轰鸣，却吐不出一丝暖意。窗外，大同江结着灰白色的冰，几个早起的市民在江边晨练，动作机械得如同提线木偶。
我们的导游叫金恩静，一个名字里带着“宁静”却眼神警觉的朝鲜姑娘。她接过游客名单时，我注意到她右手虎口处有一块暗紫色的冻疮，已经结痂开裂。
“欢迎来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她的中文带着平壤口音，每个字都像经过量尺校准，“我们国家四季分明，人民在伟大领袖关怀下，不畏任何严寒。”
行程第四天，气温降至零下二十度。参观千里马铜像时，一阵刺骨江风吹来，我下意识把脸埋进羽绒服毛领里。转身却发现恩静站得笔直，只有嘴唇在不受控制地颤抖。
我从背包里拿出随身带的保温杯——那是我妻子非要我带的，不锈钢材质，保温二十四小时——递给她：“喝点热水吧。”
恩静像触电般后退一步，眼睛迅速扫视周围。确认没有其他朝鲜工作人员在场后，她才小心接过，没有喝，只是用双手紧紧捂住杯身。
那一刻，我看见她闭上了眼睛，喉结轻轻滚动，仿佛在吞咽某种巨大的情绪。
“谢谢。”她把杯子还给我时，手指在杯身上多停留了三秒，像在告别温暖的情人。
就是从那天起，她看我的眼神里有了一丝极细微的变化。不再是导游对游客的标准眼神，而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带着温度的一瞥。
参观少年宫时，一个九岁女孩演奏完《血海歌剧》选段，小手冻得通红。恩静蹲下身，用韩语对孩子说了句什么，然后脱下自己的手套——那副单薄的、几乎不保暖的棉手套——给孩子戴上。
“您对她说了什么？”我后来问。
“我说，你弹得很好，手要保护好。”恩静顿了顿，“我妹妹以前也在这里学习，她手指上的冻疮后来溃烂了，再也不能弹钢琴。”
她说这些话时表情平静，像在讲述天气预报。
行程第七天，我们乘坐的火车前往元山。硬座车厢里没有暖气，乘客们沉默地坐着，呼出的白气在空气中凝结。恩静坐在我对面，从随身布包里拿出一个铝制饭盒，里面是冷的玉米饭和几片泡菜。
“您不冷吗？”我问。
“朝鲜人民适应各种环境。”她说完，却下意识把手伸进大衣口袋，握住了什么。
我认出那轮廓——是我的保温杯。原来那天之后，她没还给我。
我假装没看见，转头望向窗外荒芜的冬田。恩静却轻声开口：“您知道吗？朝鲜曾经也有过暖和的年代。我祖母说，八十年代以前，平壤的冬天没有那么冷，工厂会发厚棉衣，学校教室烧着煤炉。”
她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几乎被火车轰鸣吞没：“后来，一切都变了。”
到元山后，我们参观一处水产养殖场。宣传板上写着“年产万吨”，水池里却只有稀疏的鱼苗。恩静解说时，一个七八岁的男孩突然从旁边小路跑过，脚上的解放鞋破了个洞，露出冻得发紫的脚趾。
恩静的声音停顿了一秒。只有一秒，然后继续流畅地背诵数据。
那天晚上，我在宾馆附近的小卖部用外汇券买了巧克力、饼干，还有一双加厚羊毛袜。敲响恩静房门时，她眼里闪过慌乱，但还是让我进去了。
房间比我的还冷。唯一的暖气片冰凉，窗缝用旧报纸塞着。她让我坐在唯一的椅子上，自己坐在床沿。
“这个，给孩子。”我把羊毛袜递给她。
恩静没有接。她盯着那双深灰色的袜子，突然双手捂住脸，肩膀开始颤抖。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见她哭。
“我儿子……”她哽咽着，“他六岁，去年冬天脚趾冻伤，坏死两个。医生说只能截掉。”
她从抽屉最深处拿出一张照片：一个瘦小的男孩，笑容羞涩，双脚裹着纱布。
“他在孤儿院。”恩静的声音碎成一片片，“我丈夫五年前试图渡江去中国，被抓了。政治犯家属不能抚养孩子。我只能每个月探望一次，每次十分钟。”
她抬起泪眼：“您知道十分钟有多长吗？长到足够记住他脸上的每个变化。又有多短吗？短到来不及告诉他，妈妈爱他，妈妈每天都在想办法让他过得好一点。”
我推过去的羊毛袜，最终被她紧紧攥在手里，像攥着救命稻草。
行程最后一天，恩静带我去了她“私人推荐”的地方——一处能俯瞰平壤的废弃观景台。寒风呼啸，她却执意站在最边缘。
“从这里看，平壤很美，对吧？”她说。
确实，主体思想塔在夕阳下熠熠生辉，远处整齐的居民楼反射着金光。这是一幅完美的宣传画。
“但您知道吗？”恩静指向城市边缘一片低矮建筑，“那里，我的家人住的地方，冬天室内温度和室外只差五度。我母亲把所有的被子都盖在身上，还是冷得整夜咳嗽。”
她转向我，眼神灼人：“您给我的保温杯，我这三天一直带着。白天捂在怀里，晚上放在枕边。它是我这些年来，感受过的最持久、最真实的温暖。”
她从大衣内侧口袋掏出杯子，双手捧还给我：“谢谢您。这是我第一次明白，‘温暖’不只是一个词。”
我接过杯子。金属表面还残留着她的体温。
“请答应我一件事。”恩静忽然抓住我的手腕，力气大得惊人，“回到中国后，在您温暖的家里，握着这个杯子喝水时，请偶尔想起我们。想起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把‘不冻死’当作人生最大的胜利。”
她松开手，后退一步，恢复导游站姿：“明天送机时，我会微笑挥手。那时我就不再是金恩静，而是朝鲜导游编号207。今晚在这里说话的，是另一个我——一个可能再也不会出现的我。”
她最后看了一眼保温杯，轻声说：“这个杯子真好，真的。它能保住温度那么久。”
第二天，恩静果然完美扮演了导游角色。只是在安检口，她借检查护照的机会，快速将一张折成小方块的纸塞进我手心。
飞机起飞后，我展开纸条，上面是用中文工整抄写的一段诗——后来我知道，那是中国诗人海子的《活在珍贵的人间》：
活在这珍贵的人间
太阳强烈
水波温柔
一层层白云覆盖着
我
踩在青草上
感到自己是彻底干净的黑土块
诗的最后，恩静自己加了一句：
“在朝鲜的寒冬里，我靠想象阳光活着。”
如今，那只不锈钢保温杯放在我书房最显眼的位置。妻子问我为什么总用这个旧杯子，它已经磕碰掉漆了。
我没有解释。
每次握起它，温暖从掌心传来时，我总会想起平壤的冬天，想起一双握着这杯子、渴望留住最后一丝温暖的手，想起一个母亲为儿子讨要一双袜子的卑微，想起一个六岁男孩被截掉的脚趾，想起在寒风中背诵解说词却默默颤抖的嘴唇。
这个杯子确实很好。它能保住温度二十四小时。
但在那个叫朝鲜的地方，有多少人的一生，都不曾拥有过连续二十四小时的温暖？
我至今仍用这个杯子喝水。在每一个温暖的早晨，当热水滑过喉咙时，我会闭上眼睛，想起那个编号207的导游，想起她说过的话：
“请偶尔想起我们。”
我记得。我每天都会想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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