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2月初，重庆解放只有三个多月，嘉陵江面雾气未散。此时的刘伯承正在向中央军委递交辞职申请，准备离开大西南去北京任职。文件送出后，他忽然想起三十五年前的一桩旧事——那条埋在丰都山坡的“衣冠冢”，以及冢前一位早已被自己遗忘的邮政局长。倘若没有那位局长的收留，自己根本坚持不到德国医院的那台手术。想到这里，刘伯承决定在动身前设宴酬谢。
邀请送出，老局长一头雾水，但还是带着疑惑赶到重庆北碚招待所。刚踏进院门，他的脚却像黏在了青石板上，满脸惊骇：“阿弥陀佛，我可把你埋山上了啊……”一句话令旁人瞠目结舌，刘伯承大笑，气氛陡然轻松，这才有了后面那场极具戏剧性的饭局。
时间回拨到1915年冬。袁世凯称帝的消息传到川东，护国运动风起云涌。25岁的刘伯承当时任四川护国军第三支队参谋长，带兵攻下丰都后，敌军突然增援六七个团，形势瞬间逆转。撤退当晚，他为掩护一名暴露的哨兵，顶着密集火力冲上前，子弹从右眼眶穿出，血染棉衣。部下用破布草草包扎，又将他藏到一处杂货仓。疼痛、昏迷、失血，交织成一个濒死的长夜。
第二天拂晓，县邮政局长吴锡侯——一个跟护国军沾不上编制、却痛恨袁世凯的文人——悄悄来仓库查看。看见伤员是刘伯承，他二话不说，雇来轿子，把人抬进自家后院竹楼。吴家并不宽裕，药品全靠山草熬汤。可惜炮声越来越近，局长担心野战火炮把整条街夷平，锁门外出联系车辆。刘伯承醒来，察觉外面枪声炸响，心想“被困此处必死”。他背起被子，翻窗而逃。刚落地，一声巨响，竹楼倾塌成灰。自此，吴锡侯认定那位川军年轻参谋已死，心怀歉疚，在丰都城外小山坡立了一座碑，碑上写着“川军刘公之墓”。
1916年初，四川阴雨连绵。刘伯承与副官连夜赶到重庆江北，躲进由传教士开办的同济医院（时人俗称“德国医院”）。伤口早已溃烂，麻醉剂可能伤神经，医生劝他先静养。他摇头：“动刀吧，只求眼睛别拖累脑子。”那场不打麻药的手术整整持续三个多小时。医师缝合完毕，看见椅子上的汗水和地上的血水交成一道红线，不禁扯了扯领口：“疼吗？”刘伯承淡淡一句：“才七十多刀，小事。”手术成功，也就有了后来纵横南北的“独眼龙将军”。
由此再往后，便是北伐，是长征，是百团大战，是辽沈和平津。1949年11月，新中国刚满月，时年57岁的刘伯承奉命南下，率西南军区在昆明、贵阳一线指挥进军。12月底，大西南全境解放。尘埃既定，他忽然记起那位把自己“埋”了的旧友。若不趁此返程前相见，山坡上一块刻错的墓碑可能就永远说不出真相。
于是就有了1950年那场宴席。按重庆人的规矩，席上少不了合川桃片、磁器口陈麻花，也有泸州老窖温热后的辛辣。吴锡侯拘谨得很，筷子几乎没离开碗沿。刘伯承却将话题拉到往昔。酒过三巡，他笑着说：“那间竹楼塌得好，若没那一炸，我还真爬不动窗户。”吴锡侯叹了口气，才彻底放下心：“原来你真活着，这二十多年我愧疚得不行，怕你晚上来找我算账。”席间众人朗声大笑，几十年的误会在几盅老酒里化成了旧时烟雨。
这顿饭持续到夜里，谁也没提恩赏。饭毕，刘伯承执意把一支自己用过的望远镜塞到老局长手里，并写下一行字：“川东风雨，幸有君存。”这是他从长征带到抗战，又带到解放的老物件，比金银更珍贵。吴锡侯推辞不掉，只得郑重收下。第二天一早，刘伯承乘机北上，一如当年翻窗夜遁的背影，只是这回，他带走的是一个迟到三十五年的告别。
有人说，这是一次将军对知遇之恩的偿还。其实更像两位旧时代人的命运回环：一个在烽火中顾全大义，一个在风雨里踏血前行。偶然的相救，成就了后来共和国的开国元勋；而那座孤零零的“衣冠冢”，则成了历史角落里最安静的见证。行文至此，夜色已深，嘉陵江畔的雾又起了，人们仍能想象当年那间木屋在火光中倒塌的轰鸣，也能想象一位青年军官捂着伤口、咬牙向前的身影。若非亲历者再聚首，这一切或许早已被尘封。战争的炮火会淹没很多名字，却抹不去那些将生命递给彼此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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