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深秋，北京协和医院的走廊彻夜灯明，病历本上跳动的数字写着“收缩压二百”。值班大夫皱眉摇头，他不知道，面前这个固执要给学生补课的中年病人，正是将为中国美术史留下最后浓墨重彩一笔的徐悲鸿。
时间拨回三十二年前。1919年春，他带着两幅山水和全家的盼望踏上海船，目的地巴黎。船身摇得厉害，他却守着甲板，趁着海风练习速写。学西画、救国魂——这是年轻画家给自己的双重任务。
欧洲并不寂寞。1924年，在塞纳河畔的公社墙下，他遇见另一位中国青年，对方手握传单，眉眼里满是忧国之色。这人就是周恩来。短短几句交流，他们很快发现，艺术与革命可以共振，民族命运才是共同的坐标。
抗战爆发后，徐悲鸿回国。他想用画笔为同胞鼓劲，却连连碰壁。经费被卡、展览被封，他只好背着画筒远赴南洋义卖，把所得化作救命药和难民口粮。那年冬天，郭沫若带来一袋延安小米和红枣，说是周恩来托付。寒舍里顿时一片暖意。
1946年，北平艺专发来聘书。北方局势剑拔弩张，不少朋友劝他留在江南。他却记住了周恩来在上海相见时的八个字——好啊，应当去！于是携眷北上。第一件事，就是解聘混入油画系、水平低劣且身份可疑的教授。中统特务上门质问，他只回了一句：学生的前途不能被耽误。这一硬碰硬，让特务恨得咬牙，也令同仁心生敬佩。
1948年底，北平岌岌可危。国民党给名流备好机票，想连人带名声一起运南撤。徐悲鸿谢绝登机。他收到田汉秘送的口信，核心只有一句：务必留下。烛光摇曳，他和夫人对视无语，却已做好主意——同城共存亡。
1949年1月31日，和平解放的礼炮响彻北平上空。徐悲鸿带学生登城楼写生，城下万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数月后，北平艺专更名中央美院，他出任院长。白天批改作业，夜里修改校舍规划，身体每况愈下，可他总说：“美院不能慢一步。”
新中国需要在国际场合发声。1950年12月，布拉格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出发前夕，周恩来点名要徐悲鸿随行，还特批貂皮大衣御寒。途中两件大衣被炉火烤焦，徐悲鸿写信回国自嘲“福浅衣先毁”。宴请归国时，周总理拍拍他的肩膀，只笑言“下次补你一件”。
1953年初夏，文代会在北京召开。徐悲鸿带病全勤：上午听报告，午后分组讨论，晚间仍坚持与青年画家研究教材。会后直接赶去国际俱乐部迎接外宾，劳累与高血压暗中较劲。9月23日凌晨，他再次脑溢血倒在病房，傅连暲领队抢救，三天后宣告不治，终年五十八岁。
噩耗传至中南海，周恩来当即赶往北京医院。他在灵柩前沉默良久，转身只留下十个字：绝不能再让悲剧重演！此后，中央迅速调整会议制度，确立医生一票否决的保健原则，高龄或病弱者参会必须由医务统筹。
1954年，徐悲鸿故居挂上“悲鸿故居”匾额，题字出自周总理之手。此后，美院的画室里依旧挂着那匹《奔马》的大幅复制品，提醒后来者：画笔可以是一杆枪，也可能是一柄双刃剑，握得住，便能替山河立传；握不住，反噬的是自己生命。徐悲鸿没能与共和国一起走得更远，却用短暂一生完成了跨越中西、贯通古今的探索，他与周恩来之间惺惺相惜的故事，则永远停留在那句沉痛的叮咛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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