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深秋，海军司令部大楼顶层的灯彻夜未熄，一场关于新型鱼雷试验的紧急汇报持续到凌晨。会上，苏振华抬腕看表，轻声提醒：“技术问题先摆一边，队伍思想可别松。”一句话，道出他对政治工作的执念。几个月后，李作鹏奉调入海军，这位因“突出政治”而声名在外的少将，与年长九岁的苏振华自此同处一艘船，却难以同一个节奏摇桨。
彼时的海军正值关键爬坡期。1959年厦门海域炮战落幕，舰艇更新、训练体制、岸防协同，全都需要资金与时间。萧劲光主张先抓装备、训练，理由很朴素：“舰炮的膛线才是海军的脊梁。”而林彪在1960年底连续向各大军种下达“三条指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干部带头。李作鹏将这三句话视作军中文章的总纲，一入海军便对身边人说：“政治不通，螺丝刀都是歪的。”
1963年3月，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在北京复兴路一栋灰白三层楼里召开。会场席位被刻意分成三排：李作鹏挨着张秀川坐在最前排；苏振华和王宏坤居次排；萧劲光则靠墙略后的位置。表面礼让，实为分野。李作鹏讲话近两小时，通篇突出“政治练兵”“四个第一”。会后不久，他在作战会议上直接点名：“谁再只谈射击分列式、不谈红色教育，就是削弱政治。”此话如石投湖，涟漪四起。
1964年盛夏，罗瑞卿部署全军大比武。舰艇编队成日泡在海上，高射炮班、潜航组昼夜拉练。苏振华脖子晒得发红，仍陪练到天黑。李作鹏却奔走在各舰之间召开“政治学习夜校”。士兵们一边擦拭甲板，一边听他讲《星火燎原》里的往事。训练成绩上升，思想教育亦不落下，表面看风平浪静，暗地里分歧愈发清晰：一条重航迹线，一条重航向线。
1965年初春，中央军委下令纠正“军事冲击政治”的倾向。李作鹏如同得到支援的主攻手，不止一次在常委会上敲桌提醒：“上级说了，方向要扭。”会议室里，苏振华只是翻文件，不置可否。私下里，参谋长打趣：“海军两套算盘，一套拨向甲板，一套拨向讲台。”
也正是在这种胶着中，海军三届二次全会筹备启动。主持名单原本写着“司令员萧劲光，政委苏振华”，可最终的主持人却变成了李作鹏。4月11日上午八点半，他以“贯彻突出政治三年成果”为题汇报，落点仍是“三条指示”。发言不到一小时，苏振华悄声对身旁秘书说：“南海舰队汇报材料催得紧，我先走。”说罢，推椅起身，背影干脆。
“苏政委不像政委的样子。”休会间隙，李作鹏对友邻舰队代表发牢骚，音量不高却足够刺耳。这句怨言迅速在会场走廊传开。有人摇头，有人叹气，气氛冻住一般。下午产生的会议纪要，李作鹏坚持加入“个别同志对突出政治认识不足”的字样，暗指苏振华。萧劲光审阅时轻描淡写划掉，留下手批：“团结为要”。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波折并非简单的个人矛盾。苏振华一直担心，战术基础若被忽视，一旦海上遇敌，舰艇就是浮板；李作鹏则确信，没有坚定的政治方向，海上铁流终会锈蚀。两人都对海军抱有赤诚，只是方法与顺序截然相反。
大运动骤起后，海军的风浪忽然由外海涌向机关。1966年8月，苏振华成为首批受冲击的高层之一，被指“军官化典型”，一纸命令撤职审查。海军高级部队干部大会上，他沉默无语，曾经的战友望而却步。直至1972年春，中央决定纠正“左”的错误，苏振华才重返海军，已是白发映肩。有人问他可有怨怼，他摆手：“公事公办，无须多言。”声音沙哑，却仍带旧日的北方口音。
至此回看1965年的那场离席，大概是一种暗示：分歧没被消化，终将在更大风暴中被放大。李作鹏后来亦在1971年跌入谷底，昔日“尚方宝剑”顷刻成了催命符。海军上下感慨：“同一甲板，两种脚步，终于把节奏踩乱。”
遗憾的是，三年内大比武积攒的战术经验因斗争停摆，许多数据缺少后续验证。有人统计，1964年海军炮射命中率已提升至31%，到1968年却又回落到23%。技术与政治，究竟谁先谁后，没有统一答案，但海风不等人，装备不等人。
如今史料再翻，能看到两份批示静静并排：一份是林彪三条指示，时间1960年12月；一份是罗瑞卿关于“大比武坚持军事政治并举”的批语，时间1964年6月。两纸黄页，见证了海军高层意见的牵扯，也提示一个事实：在风雨晃动的年代，坚持原则从来都伴着风险。
张福运老参谋曾回忆那年的走廊对话。“苏振华冷冷地说：‘我去南海舰队，别再浪费时间。’李作鹏看着他的背影，嘴里蹦出两个字：‘逃避。’”短短数语，深埋多年。对错成败自有后人评说，但那扇在北京开会大厅被推开的木门，成了两位将领分道扬镳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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