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故事为网友投稿，为保护投稿人隐私，文章所有中的人名均为化名，图片来源于网络。
我给女县长当了三年秘书,亲眼看着她从意气风发到满头白发,却从来没见她掉过一滴眼泪。
直到那年冬天,她丈夫去世的第二天,我在她办公室门口听见了一声压抑的哭泣。那声音很轻,像是怕被人听见似的,可我站在门外,心像被人攥住了一样疼。
那是1997年的事。可要把这个故事讲清楚,得从1995年说起。
那年我二十四岁,刚从省委党校培训回来,被借调到县政府办公室帮忙。说是帮忙,其实就是个跑腿的,端茶倒水、送文件、接电话,什么杂活都干。我当时心气高,总觉得自己是大学生,干这些活屈才了,整天闷闷不乐的。
八月份,县里来了新县长。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下午开全体干部大会,我坐在最后一排,昏昏欲睡。主持人宣布新县长上台讲话,我抬头一看,愣住了。
是个女的。
那年头,女县长可不多见。她四十岁出头的样子,个子不高,偏瘦,皮肤有点黑,看着不像当官的,倒像是乡下干农活的妇女。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外套,头发简单地扎在脑后,脸上没有一点脂粉气。
可她一开口,整个会场都安静了。
她的声音不大,但很有穿透力,每一个字都像是砸在地上,掷地有声。她没有念稿子,就那么站在台上,讲她对这个县的了解,讲她看到的问题,讲她想做的事情。没有官话套话,没有豪言壮语,就是实实在在地说事。
"我叫刘桂芳,从今天起,就是你们的县长。你们可能在想,一个女人能干什么?我告诉你们,能干什么不是嘴上说的,是干出来的。三年之内,如果这个县的老百姓日子没有变好,你们可以把我赶走。"
会场里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我看见坐在前排的几个老干部互相交换了一个眼神,那眼神里的意思很明显:又来了一个说大话的。
可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却隐隐有些触动。
会后没几天,办公室主任把我叫去,说刘县长那边缺个秘书,让我先顶上。
我一听就懵了:"我?我才来多久啊,什么都不懂……"
主任瞪了我一眼:"让你去你就去,哪那么多废话?刘县长点名要的你。"
点名要我?我更懵了。我跟她连面都没见过几回,她怎么会点名要我?
后来我才知道,刘县长上任第一天,就把办公室所有人的档案都调来看了一遍。她看中我,是因为我档案里有一条:农村出身,家里穷,靠助学金读完的大学。
"穷人家的孩子,知道老百姓的苦。"这是她后来跟我说的话。
就这样,我稀里糊涂地当上了县长秘书。
刚开始那段时间,我简直度日如年。
刘县长的工作强度,不是一般人能扛得住的。她每天早上六点准时到办公室,晚上十一二点才走,中间几乎不休息。最要命的是,她不坐办公室,她下乡。
我们县是山区县,穷得叮当响,好多村子连公路都没有,得走山路。刘县长刚来那几个月,把全县一百八十三个行政村跑了个遍,最远的村子,光走路就要走四五个小时。
我跟着她,腿都快跑断了。
有一次,我们去一个叫石坎村的地方调研。那个村子在半山腰上,上山的路又窄又陡,有些地方只能侧着身子贴着石壁走。刘县长走在前面,健步如飞,我在后面累得呼哧带喘,心里暗暗叫苦:这哪是县长啊,这分明是铁人。
到了村里,她也不进村委会坐着,而是挨家挨户地串。串到一户人家,老太太正在院子里晒玉米,刘县长二话不说,撸起袖子就帮忙。我站在旁边,不知道该干什么,她回头看了我一眼,说:"愣着干什么?搭把手啊。"
那天我们在村里待了一整天,帮老太太晒完玉米,又帮隔壁家修了漏雨的屋顶,还给村小学扛了十几袋课桌椅。回去的时候天都黑了,我浑身酸疼,可刘县长看起来精神得很,一路上还在跟我说石坎村的情况,说哪条路该修,说哪个坡上可以种果树。
我那时候才开始慢慢理解她。
可真正让我对她刮目相看的,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
那年十月份,我第一次去了刘县长家。
起因是她让我帮忙搬几箱书。她说家里地方小,书堆不下了,要搬一部分到办公室来。我以为县长家怎么也得是个大房子,到了地方一看,傻眼了。
那是老城区的一片平房,低矮破旧,巷子窄得两个人并排走都挤。刘县长的家,是巷子尽头的一间小院,红砖墙,木头门,门上的漆都掉得差不多了。
我推门进去,院子里晾着衣服,地上堆着蜂窝煤,乱糟糟的。屋里更小,一间客厅兼饭厅,两间卧室,家具都是老式的,一看就是用了很多年。
"来,书在这边。"刘县长指了指角落里的几个纸箱子。
我正要去搬,突然听见里屋传来一个声音:"桂芳,谁来了?"
"是小陈,我秘书。"刘县长应了一声,转头对我说,"我丈夫,你去打个招呼。"
我走到里屋门口,看见床上躺着一个男人。他瘦得厉害,脸色蜡黄,两条腿裹在被子里,一动不动。
"你好,陈秘书,我姓赵,你叫我老赵就行。"他冲我笑了笑,眼睛里却有一种说不出的黯淡。
我后来才知道,刘县长的丈夫叫赵国强,原来是县里机械厂的技术员,十年前出了一场车祸,脊柱损伤,下半身瘫痪了。从那以后,就一直躺在床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
十年。
我难以想象这十年刘县长是怎么过来的。一个瘫痪的丈夫,一份繁忙的工作,她是怎么两头兼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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