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9月19日清晨，北京西城区档案馆翻检老照片时，管理员意外找到一张1930年代的鼓楼街景。照片转交到一位专程返京的旅客手中，那人就是李敖。拿着泛黄相纸，他笑言：“这条胡同我走过。”一句轻描淡写，牵出了六十年的跌宕漂泊。
出生在北平城的李敖，对大前门的青砖灰瓦再熟悉不过。1949年1月，担任盐业银行职员的李家父亲接到赴台调令，一家人匆匆离开东四。十四岁的少年被带到天津港，临登船前，他问父亲：“为什么非走不可？”父亲叹了口气，甩下半句：“形势所迫。”船汽笛拉响，天际雾气腾起，少年眼里故乡停格成远景。
到了台湾，李家扎根台北。念政大、读西洋史、写杂文，李敖锋芒毕露。1965年《文星》杂志风靡，他用尖刻文字挑动岛内知识界神经。1972年“内乱罪”案发，他在看守所写下《坐牢札记》，整整十万字。1976年蒋介石身后，特赦令生效，他走出铁窗，踏出的第一步就对狱友说：“故事才开场。”
八十年代，李敖与众学者频繁辩论，又闯入电视圈。夸张语速、犀利段子、历代典故信手拈来，很快席卷收视。“李敖有话说”登陆凤凰卫视，海峡另一侧的观众第一次见识到这一张快嘴。节目播了一季，制片方提议：干脆回北京录一集，效果更足。李敖点头——这不仅是节目策划，更是归根探亲。
飞机落地首都机场，当日下午三点。舷梯下，他深吸一口气，目光扫过新修的航站楼、穿梭巴士、LED广告牌，嘟囔一句：“还是这个味儿，只是调料换了。”接机队伍里，记者递话筒：“先生，北京变样了吗？”李敖抬手，比了一个“八”字：“变化八万里，不过，骨头还是老的。”玩笑落地，镜头捕捉到他眼角细微湿意。
晚上在琉璃厂设宴，主人家讲究，摆了豆汁、炒肝、焦圈。李敖夹一块炒肝，笑着用京腔喊：“地道！”陪同的老北京文史学者靳老回应：“您可算回来了。”短短一句寒暄，桌旁气氛瞬间松弛——七十岁的李敖，终于能用儿时乡音说话。
第二天上午九点，中央集体活动安排登临天安门城楼。检票、安检、拾级而上，李敖扶着扶手，忍不住自嘲：“从前我只能在邮票里看这景儿。”城楼正中，工作人员指向远处金水桥，为来宾讲解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布置。李敖听得认真，不时追问：“那年主席多大年纪？”解说员答：“五十六。”他轻轻点头，把数字记进随身小本。
秋阳正烈，他寻个阴凉处。靠廊下摆着几把深色木椅，椅面磨得发亮，折射细碎光斑。李敖抬手欲坐，一位花白头发的保管员礼貌地提醒：“这可不是普通椅子，当年毛主席和周总理审阅庆典时都用过它。”语气轻，却分量十足。
李敖立刻止步，后退一步。停顿两秒，他笑着说：“我可担不起。”声音不高，但身旁游客都听见。保管员见他神色郑重，也跟着笑：“先生敬重历史，我们也省心。”这段简短对话，一旁的凤凰卫视摄影机全程录下。
他没坐椅子，却挪到窗前，掏出自备狼毫，在红色信笺上写字。十几秒后，“休戚与共”四字落成，笔锋遒劲。有人疑惑字面含义，他解释：“人有喜有忧，与国同心则同呼吸；’共’字在中间，代表共产党；把‘休’和‘戚’放两侧，是期盼海峡两岸同甘共苦。”话音未落，摄像机镜头拉近，墨迹尚未干透，字形清晰。
午后离开城楼，车队沿长安街东行。经过王府井路口，他突然要求停车。下车后，他站在人行道边，望向旧协和医院方向，自言自语：“我出生的时辰，就在那附近。”随行年轻制片人接话：“先生，要不要过去看看？”李敖摇头：“看也认不出，当年的砖瓦早拆光。”顿了一下，他补了一句：“记忆比街景更牢固。”同行人未再追问。
北京七日行，李敖走访旧同学、拜访学术界故交，还登颐和园、谒孔庙。过程并不全是高光，也有插曲。有位台湾记者电话连线时当面质疑：“您是不是借大陆平台炒作自己？”李敖呵呵一笑：“炒作？我人都七十多了，还需要炒？我只是想回家。”
9月25日晚，在前门大街的录制现场，他面对镜头讲了一段特意准备的台词：“1949年离开，到今天正好五十六年。那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故乡，今天终于尝到了味道——咸的，甜的，都有。有人问我怕不怕‘身份尴尬’？不怕，一点都不怕。历史是客观的，海峡是客观的，但心里那点乡音也是客观的，它骗不了人。”
录制结束，观众散去，李敖独自站在灯架旁抬头看夜空。没有收尾发言，也没感慨万千，只是把录音笔关掉，随手放进口袋。工作人员听见他小声嘟囔：“明早得去体检，每天行程太密。”一句唠叨，显露老人的普通与真实。
9月26日清晨，李敖乘机离京。安检口前，他回头望向玻璃幕墙外的城市轮廓，挥挥手，步入过检通道。随行助理问：“先生，下一次什么时间再来北京？”他没直接回答，而是拍了拍手中的护照：“想来的时候，自然就到。”同日，凤凰卫视在夜线新闻播放那把木椅的特写，字幕注明：“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周恩来曾使用”。
城楼上的椅子依旧放在那里，木纹暗红。参观者络绎，却无人再去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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