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3月初，松花江的冰还没化，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却突然戒严。校长刘居英深夜接到总政保卫部的电话，被要求连夜封存三号教学楼。一支保卫部工作组乘专列直达校门，带队的人正是蔡顺礼少将。院内谣言四起，有学生悄声嘀咕：“是不是外校偷偷摸了导弹图纸？”

真实原因比谣言更炸裂。工作组带来一份密件，落款是湖北省公安厅。密件显示：1962年12月武汉邮局拦截到一封寄往泰国曼谷的信，信中提及“愿为反攻事业效命”，署名却是一串奇怪的英文字母。经加密破译，邮戳与笔迹均锁定到哈军工三系二大队学员——陈东平。

名字一出，刘居英愣了几秒。陈东平是谁？开国上将、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长子。这意味着案子不仅是泄密，还是军中“红二代”叛国，性质陡然升级。蔡顺礼面色沉沉，只留下一句话：“必须快、必须准，半点情面不能要。”

三系教学楼被封，陈东平尚未察觉。他刚从外面“养病”回来，午间和同学吹牛：“半年小假，舒服得很。”很快，他被叫去谈话。两名干警出示证据：油墨指纹、笔迹鉴定、信封纤维对比，件件对得上。陈东平神色一滞，嘴唇抖了抖，却没说出一句完整的话。

案卷往北京急送，中南海的灯彻夜亮着。毛主席详细阅卷后抬头，只说了一句：“这就是接班人？”随后批示：量刑从严，任何人不得说情。此时的陈再道正在武汉军区开会，听到电报，当场沉默，半晌才吐出四个字：“依法处置。”

事情追根溯源，漏洞其实早埋在家庭教育里。1940年代，陈再道在冀南前线与张双群结婚，战事紧，孩子们几乎都交给保姆。长子陈东平自小被视为“功臣遗脉”，没人真管束。进入重点中学后，他能一口气逃课半月，父母虽恼火，却总用“少年顽皮”自我安慰。

1959年，哈军工招生，陈再道念及与陈赓的交情，把儿子塞进考场，成绩平平也录取。对其他高干子女而言，军校是苦地；对陈东平，却成了炫耀身份的新舞台。他混迹舞厅、偷看黄色画报，甚至在校外租房过夜。陈赓病逝后，束缚更少，他借“胸痛”名义请半年的病假，实际在武汉夜夜笙歌。

就是那半年，国民党电台的渗透广播钻进他的耳朵。“自由”“黄金”“豪华汽车”反复洗脑，他越听越痴，觉得北京冰天雪地、军纪森严全是牢笼。借司令员公寓特权，他还能调看内部外文片，纸醉金迷的镜头让他彻底失衡。他给泰国特务写信：“若能赴台，愿献所学。”第一封信寄出时，邮政检查并未察觉；第二封信用错暗语，于是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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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4月，军方作出处理：开除学籍、军籍、团籍，送往劳教农场两年。有人替他喊冤，理由是“思想糊涂”“年纪轻”。毛主席的回批简短：“资产阶级思想不分年纪，军中叛逆不分身份。”陈东平被押往北大荒，在苇塘里割草、推土，他却暗暗盘算：熬完两年另寻出路。

1970年代末，劳教期满。母亲张双群四处求人，为儿子谋得河南省外贸公司一个闲职。外贸意味着港口、外汇、出国机会，陈东平却没心思工作，他与几名同样“根正苗红”的纨绔子弟混在一起，夜夜酒局，日常赌桌。有意思的是，外贸公司里不少基层员工知道他的底细，背后送他外号“叛国平”。

1983年，中央开展严打。邓小平的指示下到地方，公安系统纷纷翻旧账。洛阳公安顺藤摸瓜揪出一个流氓团伙，首犯正是陈东平。案情触目：当众侮辱女性，致两人投河；参与赌博诈骗，数额巨大；且曾有叛国前科。文件直送高院，批示仅一句：“依法快办。”

1984年春，洛阳市体育场公开宣判。人山人海里，一位老兵拄着拐杖，远远望着犯人席。那是陈再道，他拒绝进入贵宾区，只在人群最后站着。宣判完毕，他把帽檐压得极低，转身离场。观众谁也没认出这位上将。

行刑那天，监狱记录员写下陈东平最后一句话：“如果再来一次，我也许不写那封信。”没有忏悔，更没有眼泪，只是可惜。

这场案件从截信到枪决，前后二十二年。它撕开“红二代”光环的另一面：特权并非护身符，放纵与投机只会一步步把人推向深渊。在档案室里，卷宗封皮已经泛黄，醒目地盖着八个红字——“军中子弟，警示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