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初夏,湘江水面翻涌,岸边的渡口挤满了正赶往前线的新兵。人群里,一个身材微瘦却眼神倔强的小军官来回张望,他叫张涛,二十九岁。同船的还有一个比他年长几岁、戴着圆框眼镜的教导队政工干部——黄克诚。后者掏出半截干粮递过去,笑说一句:“兄弟,路上别饿着。”张涛愣了愣,重重点头,那句“多谢”在炮声里几乎听不见。

张涛的名字今天在乡间早已被尘封,可在那会儿,他颇有几分传奇。穷苦佃户出身,十岁给地主放牛,十四岁被撵出庄园后在茶陵街头卖命给杂货店扫地挑水。日复一日的半饥半饱让少年生出一股子狠劲儿,也让他在招兵榜前停住了脚步。靠着一腔死拼的力气,他挤进了唐生智部的湘军班排。北伐打到湖北,他从马夫一路熬成排长。枪林弹雨锤出的不仅是本事,更让他第一次听见“打倒军阀,土地平均”这些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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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军里,秘密活动的共产党人不少。张涛在行军途中和他们夜谈,感到字里行间透出的平等气息。他愿意听,却还没想好要不要踏进去。就在这时,上级挑选骨干进教导队学习,张涛因为作战勇敢得了名额,也由此遇见同乡黄克诚。那一年,黄克诚二十八岁,湖南三师毕业,读过《共产党宣言》,说起穷人未来,眼睛里有光。张涛听得云里雾里,又被一句“工农才是天下的主人”惊得目瞪口呆。

随后大革命失败,国共分道。黄克诚转头南下,决意跟着红军走。张涛当时已是营附,军饷三斗米外加五元大洋,按理说该知足,可当他亲眼看见上层一层层盘剥,连伤兵抚恤都能扣,心里那点火苗又被点着了。一次酒后他闷声问同僚:“咱们图啥?”对方回他一句:“图自己得好处,别想太多。”话虽实在,却刺痛了张涛。

动摇的种子最终在1930年春发芽。黄克诚带人秘密联络旧部,张涛爽快地跟了过去,随即投奔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彭德怀见这对湖南子弟兵配合默契,便让黄克诚任第八大队政委,张涛当大队长。两人一个主政,一个主指,硬是在湘赣边把攀龙山的碉堡拔了个干净。战后总结时,黄克诚拍着张涛的肩膀:“路走对了,再难都值。”张涛哈哈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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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命运的岔路,很快悄悄出现。1932年底,长沙战役激烈进行,张涛腿部中弹,被迫留守后方。黄克诚则随大部队转战福建、江西。两条轨迹从此分离。张涛养伤期间,自组游击小队,转战浏阳、醴陵一带,很快扩编成红十七军,自己当了军长,队伍多时过两千。长沙乡亲提起他都竖大拇指:“张军长,真本事!”

扩军得势,也容易让人浮躁。1934年春,敌军对红十七军实施合围。张涛判断反攻木石港可破局,他领兵夜袭,一举拿下敌军后勤,缴获上千箱弹药。可胜利来得太顺,他竟命部下在当地歇息整补。两天后,郭汝栋调集重兵,三面包抄,血战两昼夜后,红十七军损失惨重,大部牺牲,仅数百人突围。张涛带伤退入深山,杳无音讯。

同年秋,中央红军踏上漫长的长征。张涛错过了这一趟生死考验,也错过了与黄克诚再度会合的机会。他躲在家乡深山里,零星策反过几个地主武装,但无大型建树。日子久了,热血渐凉。国共再度合作抗日,他却不敢现身,怕暴露身份。只能在湘东山沟给乡亲写信教识字,帮村里分粮。战争结束,他的名字没再出现于军政序列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各地土改风起云涌,村民推举识字又有“革命功劳”的张涛当村长。他也没推辞。那身早已褪色的旧军装,被叠好放进了木箱,横陈于屋角。三年后,黄克诚已是志愿军副司令,跨过鸭绿江。再过几年,1955年授衔,黄克诚以五十三级别获颁大将军衔,成为共和国肱骨之臣。

1956年冬,黄克诚回湖南探亲。清早,老乡们奔走相告:“黄大将回来了!”简陋的乡道上,鞭炮声连成一片。人群里,一个背微驼、身着粗布褂的中年汉子远远望着簇拥而来的车辆,神色复杂。黄克诚下车,与乡亲一一握手,一抬头,认出了那张消瘦却熟悉的面孔。“张队长!”他疾步迎上,伸手,却被对方僵在半空。张涛勉强笑笑:“黄政委,你成大将了,恭喜。”语气里有羡也有苦涩,仿佛三十里山路的尘土全压在肩头。

两人没多谈。村里还等着张村长分配年末救济粮,他扛着草帽快步离开。黄克诚目送,欲言又止。随行的县干部悄声解释,张涛当年立过功,可后来17军给打散,他便埋名乡间,说是怕牵连亲族。如今帮乡里种田、修水渠,也算造福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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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张涛因积劳成疾去世,年仅五十七岁。有意思的是,他的追悼会上,乡亲们抬来一面当年缴获的破旧红旗,默默插在坟前。那面旗子上,依稀还能辨认出“红十七军”几个大字。风过山岗,旗声猎猎,却再也唤不回那段未竟的兵旅。

纵观张涛的一生,起点卑微,崛起迅猛,却止步于木石港的意气与犹豫;再看黄克诚,同样贫苦出身,却能在一次次挫折中坚持路线、谨慎前行。两条人生曲线,前半段交汇,后半段渐行渐远。人比人,不在一时高下,而在能否扛过每一个分岔口。掌了权,又能否守得住初心?这大概就是历史给出的冷峻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