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天，知名学者、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徐昕教授晒出了自己的新律师执业证，执业类别一栏写着“专职律师”。熟悉他的人都知道，这证件上的“专职”二字，是一次漫长告别后的决绝转身——毕竟，过去这些年他一直是挂着“兼职律师”头衔的法学教授，脚踩学术与实务两条船。如今正式辞去了教职，这意味着，他将全身心投入律界江湖。
这个消息之所以引人注目，倒不是说徐昕换行当这事儿有什么秘辛，而是他主动放下教授这重身份本身带来的震撼。1970年出生的徐昕，学术履历摆在那里：西南政法大学硕士，清华大学博士，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主持过二十来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写过《论私力救济》和《英国民事诉讼与民事司法改革》这样的专著，从2009年起一年一本《中国司法改革年度报告》。这些成就是实打实的，是靠时间和心血堆出来的，在司法制度研究领域，他的名字算得上一个绕不过去的记号。但与此同时，他这些年其实一直没离开过律师一线，代理案件、参与辩护，区别仅仅在于过去他是“兼职”，现在则是“专职”。
这种“双肩挑”的状态，在中国高校里并不少见，但像他这样两手都过硬的则并不算多。教职这边，他要带博士生，要应付课题和考核；律师那边，他要接案子，要真的在法庭上为当事人争取。两边跑，意味着双倍的时间成本，也意味着要在两种思维之间不停切换。左手写论文讲究客观中立，右手写辩护词需要立场鲜明，这种拉扯，不是谁都能扛得住的。他扛了这么多年，现在决定不再扛了，把其中一肩放下，专心走另一条路。
这个决定背后，大概是有过斟酌与权衡的。高校的环境这些年越来越紧，考核指标、行政事务、教学任务，一层层压下来，留给学者自由支配的时间和空间越来越小。徐昕研究的司法制度，是个需要深入实践、触摸真实案件才能摸到门道的东西。可坐在办公室里填表格、跑报销、开评审会，这些琐碎会消磨掉做学问的精力，也拉开了学者与现场的距离。他早就不是那种只在书斋里推演理论的学人，法律诊所他办过，真实案件他代理过，司法改革的研讨会上，他讲出来的东西总能碰到实务界的痛点。说到底，他骨子里更偏实践，学术对他而言，是理解现实的工具，而不是安身立命的终极目标。
所以，放下教职，与其说是离开学术界，不如说是一次主动的“减负”。不用再为考核发愁，不用再分担体制内的逢场杂务，不用再在“教授”这个身份下小心翼翼地拿捏言论的分寸。专职律师的身份，给了他一个更纯粹、更直接的出口。那些关于司法制度的研究，不再是书架上待查的文献，而是可以立刻转化为辩护策略的弹药；对程序正义的思考，不再是研讨班上的议题，而是要在法庭上说服法官的具体方案。这种转变，对他个人而言，是一种解放——他终于可以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刀刃上，要么在办案，要么在思考怎么办案。
对北理工来说，徐教授的离开确实是个损失，但或许也没到伤筋动骨的地步。法学院少了一个带司法制度方向的博导，校学术委员会里少了一个熟谙实务的委员，课堂上少了一个能把案例和理论融在一起的老师。这些空缺，短期内会有影响，但学术体系自有其运转逻辑，有人退场，就会有人补位。只是，像徐昕这样既有理论功底又常年泡在实践中、能把两边的语言打通的学者，确实不多。他的离开，会让学院在诉讼法学这个方向上，少了一点接地气的气息，学生们也少了一个可以直接请教“理论怎么用在辩护里”的引路人。这种缺失，是具体的，但还不至于说是天塌了。
但对律师界，尤其是对刑事辩护这个领域，他的全职加入却是一注实实在在的增量。中国的刑辩律师队伍，人数不少，但能打硬仗、能在法庭上把法理说透、能在辩护词里把制度逻辑讲明白的不多。很多律师实务经验丰富，但理论高度不够，碰到复杂案子容易陷入技术细节；有些学者型律师理论功底扎实，但又缺一线历练，对司法现场的暗礁和潜流不甚了了。徐昕恰好站在中间，他研究过英国民事司法改革，写过私力救济的理论，主持过司法改革年度报告，这些东西让他在看中国刑事司法的时候，有比较、有框架、有系统性思考。现在，他把这些储备全部带入专职律师的实践，意味着他可以在个案中尝试更体系化的辩护，可以把对程序瑕疵的批评、对证据规则的坚持，用更专业、更难以反驳的方式提出来。
说到底，徐昕这次转身，不是从学界投奔实务，而是把一直并行的两条线并成了一条更粗的主线。他早就是兼职律师，现在只是变成更专业、更专注的律师。这个选择，需要的不只是勇气，还有对自己人生阶段的清晰判断。五十多岁的年纪，不再年轻，但经验、人脉、思考都在巅峰，此时甩掉包袱，全情投入下半场，未尝不是一种智慧。
我们期许，徐在没有了“教授”这个身份后，依然保持学者的那份求真与克制，在律师的角色里不煽情、不勾兑，用专业说话，能打出几个真正体现刑辩价值的经典案例，让同行看到，理论武装起来的辩护可以有多强的穿透力。
别了，徐昕教授。
这句无声的告别，送给那个曾在讲台上、课题书里、学术会议上活跃的身影。从今往后，我们要习惯称呼他“徐昕律师”。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