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12月25日深夜，中南海灯火未灭。电视里，克里姆林宫上空的红旗缓缓降下，消息传来，苏联正式解体。八十八岁的邓小平合上资料，沉默了足足十分钟。有人记得，那天北京的风格外冷，窗纸被吹得簌簌作响，却没人敢出声打断老人的思绪。
第二天清晨，他只说了一句：“不能再拖了。”语气平静，却像锤子落在桌面。随行人员互望了一眼，知道大事来了。选择南下，是他深思后的决定。年关将近，他却提出一月中旬走，行程紧凑到让秘书长直呼“像年轻干部”。
1月17日，专机从北京腾空。对外口径是“以普通公民身份到南方看看”，但谁都明白，这趟路关乎方向。飞机先落武汉，只停二十分钟。小范围座谈时，他开门见山：形式主义太多，会议文件堆成山，群众不买账，干部也疲惫。现场气氛一度凝重，他抬手作结：“多做、少说。”
上车前，他转身补了一句：“文件可以短一点。”同行者心头一震，因为这段话当天傍晚便作为《纪要》报至中南海，随后几乎原封发布，显见分量。
列车进入广东境内，邓榕半开玩笑：“爸，深圳人等你八年啦。”老人笑了，却把棉大衣领子拢得更紧。车厢内暖气很足，可他仍觉风从脖颈钻进骨缝。那一刻，岁月的分量全写在皱纹上，而他依旧坚持在站台自行步行，不肯让人搀扶。
抵深当晚，市长迎接，拥挤人群里闪着泪光。有人喊：“老邓，看我们的高楼！”他点头，步子反而加快。夜色下，华灯初上，蛇口港一片灯火，他忽然停住，朗声背出1984年亲笔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半字不差。旁人惊赞记忆力，他摆摆手：“我记的不是字，是责任。”
第二天上午，他考察外资企业。厂房机器轰鸣，他问工人：“这些设备姓什么？”工人愣了片刻，大声回答：“姓社！”老人笑了，又补一句：“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为社会主义服务，就姓社。”随行的国务院研究室成员迅速做笔记，汗湿了纸。
午餐后，他照例散步三十分钟。医生劝他回宾馆休息，他摇头：“坐久了骨头生锈。”走到路口，他忽而停住，道路分为左回宾馆、右去海边，他选了右边。有人提醒走远要折返，他只抛下一句：“不走回头路。”
珠海行程紧接着展开。拱北海关的观景台上，他俯瞰伶仃洋，目光很久没有挪开。随员递热水，他没接，低声说：“抓机会，稍慢就被世界甩下。”这句话第二天被报纸摘录，标题叫“时间不等人”。
然而，快速穿梭的背后是飞快透支的体力。从珠海到上海的航班上，邓小平突然咳得厉害，药片溶于水仍止不住。邓朴方握住父亲的手，轻声劝：“讲话可以少一点。”老人缓缓摇头：“这趟是为说话来的。”
在上海，贝岭公司安排最新芯片生产线展示。邓小平用放大镜看了数分钟，随后转向年轻工程师：“关键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别重蹈人家关门自保的老路。”声音沙哑，却句句扎耳。结束参观，他靠在车座闭目，脸色苍白。警卫连夜把体检车开到宾馆，他却执意不进，只让护士量血压，“别耽误明天行程”。
行程完结返回北京，他像骤然抽空了力气，咳嗽持续数周。住院期间，他很少再谈公事，但偶尔提及南方之行，仍用“要紧”两字概括。邓朴方对友人说：“父亲那几段讲话，是拼了命的。”这并非夸张——入粤前，他的心电图已出现问题，医生建议减少活动，他签字“不予考虑”。
1992年春天，那些语录陆续整理成文件，成为后来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石。会议通过的那天，邓小平正在病房练习太极，姿势不甚标准，汗却滴到地面。护士惊呼他脉搏过快，他反倒笑：“人老了，稍用力就喘。”
再往后，他确实慢了。珠海那句“不走回头路”成了口头禅，却再也没机会亲临南方。1994年，手抖到拿不稳牌，他合上牌盒，叹声：“看来该交班了。”
1997年2月19日，脉搏停在整点07分。医护合上记录本，窗外仍是冬尾的冷风。没有人忘记五年前那场疾速南行，没有人忽略他以八十八岁高龄硬撑出的那一串惊叹号。
后来有人统计，他在深圳、珠海、上海三地的公开谈话总字数不足一万，却改变了数亿人的生活轨迹。邓朴方回忆父亲时讲：“他说话不多，可每个字都压着生命。”那段线装纸页已泛黄，墨色仍深，像那年南海边划出的圈，至今不曾退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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