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正月初三的清晨，上海黄浦江畔泛着薄雾，82岁的邓小平披着呢大衣，下车时脚下还带着一点旅途尘土。迎上来的工作人员原以为他会直接前往浦东工地，却听他轻声吩咐：“先去松江，那里有位老朋友在等。”老朋友并非政坛要员，而是已静卧地下六十余年的张锡媛——他23岁便离世的原配爱人。
司机调转方向，汽车驶向上海烈士陵园。一路上，邓小平只是看着窗外，不多言。女儿邓榕坐在一旁，小声提醒：“爸，路有些颠。”他点点头，却始终紧握着怀中的一束白菊。车到陵园，他执意不用轮椅，坚持自己走下台阶。身边人都明白，这一走，不只是祭扫，更是对青春岁月的一次告别。
墓碑已被清洗一新。邓小平弯腰将花轻轻放好，手在碑文上摩挲，仿佛隔着石面抚摸着年轻时的记忆。片刻沉默后，他侧过头，声音低而坚定：“毛毛，你要叫她张妈妈。”邓榕答应得轻，却哽咽。周围空气似乎都随这句嘱托而沉静下来。
许多人知道邓小平与卓琳相濡以沫，却未必熟悉那位留着短发、常着旗袍的姑娘。1910年代末，北京的风云已搅起新思潮，出生于河北良乡的张锡媛在保定女师接受新式教育，眉宇间透着一股英气。她十六岁就被同学推到台前，组织演讲，号召罢课，声音不高，却铿锵。后来，她北上求学，结识了李大钊、邓颖超，眼界由此大开，终于在1925年宣誓入党。
1926年冬，莫斯科河畔冰封。东方勤工俭学的青年在中山大学宿舍熄灯后常常辩论到深夜，邓希贤与张锡媛便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开始对话。那时的他，言辞锋利又顽皮；那时的她，沉静外表下却有火焰。每到周末，两人一个抱着俄语词典，一个夹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沿着“红场—特维尔大街”的雪路散步。有人问他们在聊什么，张锡媛莞尔：“革命加人生，哪一样都不轻松。”
学程结束，风声骤急。1927年春，两人先后回国，武汉、上海，来不及安顿便投入地下工作。白色恐怖中，上海弄堂成了最隐秘的指挥所。邓小平日夜整理中央文件，张锡媛则换上高跟鞋，提着皮包穿梭法租界，传送密码电报。熟识的人回忆：她走路带风，却永远面带微笑，本事大得很。
1928年秋，江苏路一家小餐馆灯火通明，30多位同志用热烈的“川味”祝福这对新人。婚礼没有花车，只有一张合影。邓小平举杯时眼角皱纹都舒展开，张锡媛则俏皮地替他挡酒，“书记要留着脑子干正事呢”，逗得大家轰然大笑。
幸福短暂。1929年盛夏夜，暴雨与炮火同时落下，上海巡捕房的逮捕令随时可能上门。张锡媛挺着大肚子仍在外线奔波，产前最后一次任务，是护送一批被捕同志的家书。数日后，她在小产房陷入休克。当噩耗传到江西的邓小平耳中，他仅有半天哀恸，随即踏上南下的列车，去指挥百色起义的后续工作。同行的战友回忆：“他一路沉默，车窗倒影里常有泪光。”
张锡媛安葬在江湾公墓的角落，墓碑写着“张周氏”，以免敌探追查。十余年后，日本飞机在墓区修建战备跑道，坟茔被毁。1949年5月，解放军渡江后，担任上海市军管会副书记的李强凭记忆引邓小平几经周折挖出残存的棺木。新中国成立才半年，上海百废待兴，邓小平却先把妻子的遗骨安放妥当，之后才往西南驰援。
岁月滚滚。1969年，上海龙华塔园建成，张锡媛与苏兆征、罗亦农等同眠于烈士区。墓碑以萧瑟青石镌刻，正中五个红字“张锡媛烈士”，落款却只写“同志敬立”，低调得像她的性格。陵园里的老护墓人常说，每逢清明，总有人默默送来白兰、香樟枝，那是来自一位习惯用法文写便条的女士——卓琳。
改革开放后，上海进入新阶段。邓小平多次南下，这座城市是他观察中国的窗口，也是通往记忆深处的渡口。外界以为他心系浦东蓝图，其实每趟行程，他都会把一两个小时留给松江。1984、1986、1988年，他都悄悄去过，鲜有人知。1990年的这一次，他心里明白：脚步或许已无法再来，因此要让女儿亲眼见到那座碑，亲口唤出“张妈妈”。
离开陵园时，他的肩膀微微前倾，却步伐比来时稳。当车子驶上延安高架，夜幕里的霓虹灯一条条掠过，他抬眼望着窗外新起的浦东电视塔雏形，沉吟良久，不再开口。坐在旁边的邓榕悄悄在笔记本上写下一行字：“爸爸说，革命是需要感情的。”多年后，这句话被放进《我的父亲邓小平》的扉页。
邓小平与张锡媛的故事，只停留在不到三年的婚姻，却贯穿他六十余年的革命生涯。或许，他在上海烈士陵园那一声“张妈妈”，并不是对女儿的硬性叮咛，而是一种温柔的结束——让后辈将记忆延续，让过往与未来在同一条血脉中悄然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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