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初夏，北京协和医院狭长的走廊里弥漫着消毒水味。刚做完检查的杨尚奎倚在窗边，他的夫人水静握着病历，小声道：“还好，医生说问题不大。”一句轻描淡写，却瞬间把屋子里的紧张气氛卸掉了大半。就在这个略显沉闷的黄昏，两人又一次想起了远在国务院忙碌的老朋友——薄一波与胡明。
时针往回拨二十年。1945年，解放区的窑洞灯火摇曳，34岁的薄一波向23岁的胡明递上一枚简陋铜戒。此后，枪林弹雨与物资短缺伴随新人度过蜜月，他们一个擅算经济，一个善理人事，被老战友笑称“移动的财政所”。两人结婚不到一周，就分头返回各自岗位，婚书夹在公事包里，行军途中被汗水浸得皱巴巴，却成了日后最珍贵的纪念。
新中国成立后，薄一波任中财委副主任，旋即出任首任财政部长。为平抑物价，他常年穿行于工厂与码头，喜欢蹲在煤堆上掂一把原煤：“这玩意儿就是钢铁的粮食啊。”胡明则接连在建工部、技术情报局担纲，最爱琢磨轻工业的“巧心思”。她的笔锋干净劲挺，手写的毛笔字成了不少文件的“标题党”。朋友们打趣：“重工业在薄部长手里，轻工业在胡司长心里，两口子加起来就是一部行业大全。”
1954年冬，薄一波带队南下江西调研。杨尚奎负责接待，钢铁厂与瓷器作坊轮番跑。薄一波一头扎进高炉，胡明却兴致勃勃端详景德镇新出的珐琅彩。夜里四人围坐小火盆边，聊到孩子的教育。胡明半真半假地对着杨家的小女儿小莉说：“跟我们家老七结个娃娃亲吧？”木炭轻响，大家哄笑成一片。
旋即而来的激流，却让这份友情经受严峻考验。1966年，风暴骤起，杨、水二人被隔离审查，薄一波也被打成“叛徒、特务”。最沉重的打击落在胡明身上。多重批斗、高强度劳动，加上长期胃病，她的身体迅速垮掉。1975年2月，48岁的她在北京协和医院病房撒手而去，临终前只留下一句“照顾好孩子”，薄一波握着她冰凉的手，沉默到天明。
1979年春风再起，65岁的薄一波重返国务院，分管经济工作；同年，杨尚奎也回到江西省委。全国计划会议期间，杨、水夫妇带着已在北京工作的儿女敲开了薄公馆的大门。客厅里，老友相对，先是一阵沉默，紧接着是热泪。薄一波拉过已亭亭玉立的小莉，声音有些发颤：“十几年不见，变成大姑娘了。要不是……你早就是我儿媳妇。”一瞬间，往昔窑洞灯火与毛笔香味纷至沓来，众人心头酸涩，谁都没再说话，只听墙上挂钟滴答作响。
1980年秋，水静再访薄府。闲话家常间，她压低声音：“有人托我问，你要不要考虑找个伴？”还没说完，薄一波摆了摆手。“介绍的有，”他顺手指了指书桌上一摞没拆的信封，“主动上门的也有，可哪一个是冲我来的？我不过是一顶帽子罢了。”见水静仍皱眉，他又补一句：“再说，谁也顶替不了胡明。”
“那你真的不打算再婚？”水静到底还是问出口。薄一波声音不高，却干脆：“当然。”窗外枯叶翻滚，屋内静得能听到茶水落杯的声响。话题到此为止，此后多年，水静再未提起。
1982年，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成立，72岁的薄一波成为日常工作主持者。外界只见他讲话掷地有声，却不知夜深人静时，他会在书桌前摊开胡明当年写的那部《轻工业调查草稿》，用放大镜挨字阅读，然后把扉页抚平，放回抽屉。大儿子薄熙永偶尔撞见，轻声劝：“爸，注意身体。”老人嗯了一声，不再多谈。
2007年1月15日，99岁的薄一波在北京逝世。灵堂上，杨尚奎拄着拐杖，水静泪眼婆娑。家属翻日历才惊觉：胡明去世的日子，恰好也是1月15日，只不过相隔整整四十年。薄家子女私语：“也算团圆，他一直惦记着妈妈。”
在纸面上，薄一波留下的身份是“开国元勋”“财经泰斗”；在亲友眼里，他更是那个宁肯背负孤独，也不肯对感情妥协的老人。水静当年那句顺口提议，今天追想，倒像是一面镜子，让人看见他内心那一线柔软——对爱情的忠贞，有时比任何头衔都更有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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