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夏末，武汉江滩的雾气刚刚散去，毛主席登上汉阳轧钢厂的临时观景台。身旁的湖北省委负责同志介绍生产进度，他却突然插问：“厂里那个叫王盛荣的同志，现在在哪儿？”随行人员面面相觑，无人答得上来，只好匆忙让秘书下去打听。就是这一问，把在场所有人拉进了几年前那桩悬而未决的“钨砂风波”。
消息很快回来：王盛荣正拄着双拐，在轧钢车间做设备调试。毛主席沉默片刻，似是陷入回忆。五年前，他曾为这位救命恩人的安危拍案而起；没想到，现在对方却在钢花四溅的车间里拖着残腿作业。到底发生了什么？思绪飘回到1952年初春，正是那一年，中央机要件里出现了一份指证——“中南工业部第一副部长王盛荣，侵吞并变卖蒋介石冻结于香港的千吨钨砂”。这纸材料写得煞有介事，连交易金额、经手人都列得清清楚楚。可毛主席越看越皱眉，连声说道：“不可能，不可能！我要问问恩来。”
对王盛荣的信任源自战火岁月。1932年初夏，赣南山区正值抢收季，村子里的谷香还没散尽，一股民团却摸黑包围了毛主席驻扎的祠堂。枪声乍起，警卫寡不敌众。远处传来一声断喝：“支援来了！”紧接着，王盛荣提着驳壳枪带一个排冲进巷子。两梭子子弹撂倒威胁毛主席的团丁，他一边交叉火力，一边扛起病中的首长，硬是撕开缺口突围。等安全落脚，他才发现自己腿上血流如注。毛主席蹲下身替他包扎，轻声道：“盛荣，你救我一命，以后有事尽管来找我。”这句话彼时只是感激，后来却成了承诺。
一年后，中央苏区汲汲于粮饷。为了给上海的地下党输血，王盛荣奉命护送上千两黄金，经香港转运。三个月跋山涉水，粮绝时便在小镇打零工，夜里啃干咸菜。有人怨声载道，提议“先动用一点黄金缓急”，他冷脸回绝：“那不是咱个人的，是组织的。”等把匣子交到上海中央局，同志们见他一身破棉袄，不禁红了眼眶。此后，中央再派大额美元去上海，先后有两名干部中途叛逃，第三次，张爱萍点将：“还得靠王盛荣。”事实再度证明，钱放他手里，比放保险柜还牢靠。
正因如此，1952年那纸检举送到中南局时，很多老同志都犯嘀咕。周总理很快被请到中南海的办公室。看完材料，他不紧不慢，抬头说：“主席，若论谁最舍不得动公家一分一毫，在我心里，王盛荣排得进前列。”随即陈述原委。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工业化离不开硬通货。1950年3月，周总理急电在广州的王盛荣进京，开门见山：“能不能一年给苏联出口万吨钨砂？”钨是战略金属，价值赛黄金，可当时中南矿山刚接管，土匪四窜，产量寥寥。王盛荣掰着手指算：“靠现有生产不行，但收购、恢复双管齐下，也许有戏。”他提议立即在赣湘粤桂设分局，组织群众、修公路、抢生产。周总理一声“好”，并给四省书记写信，要求全力支持。
忙碌由此展开。矿山杂草丛生，竖井坍塌，运输车辆不足。各地干部跟着王盛荣跑山头、蹚溪流，动员旧矿工返岗，对着废弃巷道重新加固。为了培养后续力量，他把年轻人送往中南工学院和安源老矿学习；深入一线的干部则和老矿工们同吃同住。那是难得的火热年月，大家信一个理：钨砂等于设备，设备等于未来。
难题还是在运输。矿区到装船码头，道路崎岖，汽油更是紧张。王盛荣翻阅旧档案，意外发现国民党在香港存有1000吨钨砂被英商冻结。他抓紧向北京请示：“如能脱手，可换回车辆、燃料。”周总理批准后，他两进香港，用那批钨砂折回百辆卡车和大油桶。车辆一到，各矿日夜装运，年底交砂超万吨，比合同多出近两千吨。中央贸易部发来嘉奖电：中南区为国家赢得了同苏联首轮设备换取的主动权。
由此可见，案子关键正是香港那批钨砂。有人说他“私卖”，却拿不出合同、账号、走向，顶多几张模糊收条。毛主席的批示简单：“先别急结论。”中南局调查半年，没有一条证据指向贪污。可惜风头已起，组织只得给个“管理失当”处分，副部级干部被一口气降到副处。有人私下替他叫屈，他却自嘲：“好歹还留条命，比当年过封锁线强多了。”
命是硬撑下来的。1945年秋，他为支援东北前线，随部北上。一次在牡丹江小礼堂给干部做报告，警卫员擦新缴获的手枪走火，一弹贯穿他的左脚。细菌顺着子弹带入骨膜，医生建议截肢。王盛荣咬牙同意：“反正革命不是看腿长不长。”术后装了木腿，依旧拄双拐在军工厂督产。那些年他常挂在嘴边一句话：“我王盛荣独脚也能走天下。”
时间回到汉阳轧钢厂。毛主席得知他在厂房里带班，嘱咐湖北省委：让王盛荣出任省冶金厅长。文件下达时，他正扒着炉台指导炉温，听说要调离，笑着摆手：“哪里缺人手就去哪里。”锻工们喊他“王政委”，不喊王厅长，他也乐得应声。
1966年以后，政治风暴四起，老伤未愈的他再度被裹挟。有人翻出他早年留学莫斯科的履历，给他扣上“苏修特嫌”帽子。隔离审查期间，他常对看守说：“我字不多，黑板写不下的大道理我也讲不来。可要说跟王明，我连他宿舍门朝哪开都不知道。”困顿中，徐海东带来一句嘱托：“主席说，好死不如赖活，别垮。”这句话让他撑过了最暗的岁月。
1976年，噩耗传来。病床上的他怔坐许久，最终提笔给组织写信：“请允许我继续住在集体病房，不劳烦另设。”两年后，中央正式为他平反，待遇全复。他搬回原住房，墙上只挂一张旧相——1932年赣南合影，毛主席居中，自己半蹲在旁，笑得腼腆。
九十岁以后，老战友张爱萍提议替他口述回忆录，他连连摆手：“我一个粗人，写那些风风火火干啥？归根结底，革命就是替穷人讨口饭吃，能活到今天，已经够本。”女儿悄悄记了些材料，他发现后幽默地说：“要记，就写怎么修矿山，别写我救谁，救人是本分。”
1997年秋夜，他坐在收音机前听十五大新闻，透过窗户望向灯火阑珊的江面，神情安静。屋里人问他想不想去北京看看盛会，他摆手：“现在交通这么快，不缺我一张票；年轻人去就行。”两个月后，老人辞世。后事从简，骨灰撒在了大冶铁矿的山口。他生前叮咛：“钢铁从地下来，我也回地下去。”
从赣南枪火到香港街头，从矿山巷道到轧钢火海，王盛荣用一条腿走完了别人两条腿都嫌长的路。有人议论他一生命运跌宕，其实他早就说过：“组织需要我站，我就站；让我蹲，我就蹲；让我趴着，我也有呼吸。”倘若再有人提起那场尘封的“钨砂案”，大抵只剩一句轻描淡写：一生清白，不容置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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