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失的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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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海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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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3月2日,腓特烈大帝号(SMS Friedrich der Grosse) 取代德意志号(Deutschland),成为公海舰队旗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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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计划将德国海军封锁在北海之内。特拉法尔加海战的荣光,让英国海军军官们寄望于德国人会主动寻求决战以打破封锁——在他们看来,封锁只是手段,而非目的。这一预期合乎情理:德国若想改变海上力量对比,就必须主动出击。但战争爆发之初,德皇的本意并非如此。提尔皮茨打造这支舰队,本是为了威慑:支撑“世界政策”的理念,让英国明白德国不容小觑,无论作为盟友还是潜在对手。这一核心逻辑在战争期间并未改变。对德皇而言,舰队主力舰的终极使命,是为德国在和平谈判中争取筹码。1914年8月,德国拥有18艘战列舰与战列巡洋舰,而英国则有29艘。倘若公海舰队为打破封锁,与英国大舰队展开主力决战,必败无疑。

但无所作为,对德国海军军官而言,与贝蒂一样令人沮丧。事实上,这与直面英军炮火一样,都可能危及舰队的长期存续。作为后起军种,德国海军仍需向新生的德意志帝国证明自身价值,而陆军则无需如此。提尔皮茨耗费近二十年时间,在帝国议会为舰队稳步扩张争取经费。若这些战舰在战争期间安然停泊于威廉港与基尔港,看似无所事事,而陆军却横扫欧洲大陆大部,那么战后继续为舰队投入巨额资金,将难以自圆其说。“小型战争”应运而生:通过水雷、岸防炮与潜艇,逐步蚕食皇家海军的优势。待大舰队损失数艘战列舰后,双方实力将更为接近,公海舰队方可冒险决战。

这一策略的问题在于,其依赖的武器均为近岸作战装备,前提是英国将舰队部署在德国本土近海,实施所谓“近距离封锁”。但贝蒂呈交丘吉尔的备忘录明确指出,皇家海军无需如此即可达成目标。封锁北海出海口的“远距离封锁”,同样能切断德国通往大洋与贸易航线的通道,同时规避德国海防体系造成的损失。战争爆发后,英国采纳的远距离封锁,虽关闭了德国的一条出路,却也打开了另一条。大舰队主力驻泊于奥克尼群岛的斯卡帕湾,封锁了北海通往大西洋的北部出口。尽管小型舰艇分驻各处,但英格兰东海岸大片区域防御相对薄弱。德国袭击英国海岸(而非英国袭击德国海岸),或可激怒英军反击,使德国海军得以逐个击破皇家海军分遣队,逐步削弱其力量。

1914年12月16日上午8时,弗朗茨·冯·希佩尔麾下侦察分舰队的战列巡洋舰,炮击了哈特尔浦与斯卡伯勒,造成逾百名平民丧生。英国媒体大肆渲染“匈奴人的暴行”,但此次突袭的核心目的并非杀伤非战斗人员。德军希望诱使英军追击,踏入新布设的雷区。此外,公海舰队战列舰亦在近海待命,为侦察分舰队提供支援。贝蒂麾下的战列巡洋舰因“无敌”号与“不屈”号被调往南大西洋围剿斯佩舰队,数量有所削减,英军遂决定将大舰队主力留驻港内。结果,10艘英国主力舰出海追击24艘德国战舰。德军的战果远超舰队司令弗里德里希·冯·英格诺尔的预料:他本已握有整场战争中德国唯一一次取得重大海战胜利的良机,却浑然不知大舰队主力被牵制在斯卡帕湾。因英军无线电通讯量巨大而心生警惕,英格诺尔下令返航。

此事颇具双重讽刺意味:其一,英军通常比德军更严守无线电静默,即便天气或烟雾遮挡视线、旗语难以辨识,仍优先使用旗语进行战术通信;其二,此次遭遇战的发生,本身正是英军信号情报截获德军无线电发射的结果。

战争爆发后四个月内,英军便掌握了德军全部三套海军密码:澳大利亚人缴获了商船密码本;俄国人从一艘在波罗的海搁浅的巡洋舰上获取了帝国海军密码本;英国拖网渔船的渔网则捞起了一艘沉没驱逐舰上的通信信号簿。英军在东海岸设立监听站,通过交叉定位确定发信舰只位置;截获的信号则由海军部旧楼内新成立的40号房间部门负责分析。

该部门成员多为学者而非职业海军军官,其作战效能主要归功于海军情报局长雷金纳德·“眨眼”·霍尔——他因频繁眨眼得名,其女儿竟将这一习惯归咎于他预科学校糟糕的伙食。但霍尔本人亦充满传奇色彩:他是令人生畏的战俘审讯者,亦是诡计多端的特工与间谍操盘手,美国驻英大使曾对威尔逊总统评价道:“相比之下,其他所有特工都只是业余水平。”德军误以为无线电可弥补其数量劣势——实时通信便于兵力在时空上集中,这一认知反倒帮了40号房间的大忙。德军舰只即便在港内仍频繁通讯,其“喋喋不休”恰恰将优势拱手让给了对手。

但英军并非总能做出正确判断,1914年12月16日的错失良机便是明证。英国海军情报的持续成就,更多体现在“防守”层面:它让德军始终未察觉密码已被破译(尽管1915年东非的“柯尼斯堡”号舰长有所察觉),且能在德军出击时向舰队发出预警,使皇家海军即便放弃北海近距离封锁,仍可保卫东海岸。但皇家海军面临的更大难题,是情报与作战的融合,以及在不损害长期安全的前提下实现这一融合。海上指挥官仅被告知情报局长认为其“必要知晓”的信息,尤其被禁止在海上破译截获信号。他们亲眼所见的战况,可能与海军部传来的不完整、日渐过时的信息相悖。情报为一战中崭露头角的“纳尔逊式”指挥官创造了良机,却又束缚了他们的主动性。

1915年1月23日,40号房间向贝蒂及其战列巡洋舰发出预警:希佩尔的侦察分舰队再次出海。但海军部认定德军仍计划如前次般袭击东海岸,遂将防御重心置于英国本土,而非切断希佩尔的退路。事实上,希佩尔奉命侦察多格滩,计划袭击渔船并在福斯湾外布设水雷。因此,随后爆发的海战呈现为追击战,而非围歼战。上午7时05分,贝蒂麾下一艘驱逐舰报告与敌接触。8时34分,贝蒂下令战列巡洋舰提速至27节,比希佩尔所能维持的最高航速快4节。26分钟后,其旗舰狮号(HMS Lion) 在超过20,000码的距离上率先开火。

据舰长描述,东北风使得“敌军烟雾几乎直扑我方,加之天色昏暗,观测极为困难。敌军炮口火光异常耀眼,根本无法判断我方是否命中目标。”但英军确有命中:德军先导舰塞德利茨号(Seyd litz) 起火,所幸通过主动向弹药舱注水得以保全。最终,四艘德舰中,仅有最弱、最老旧的布吕歇尔号(Blücher) 被击沉——该舰因在战斗中的存活时间仅五分钟,被戏称为“五分钟舰”。旗语的局限性导致贝蒂的命令产生歧义。若更多使用无线电,不仅能更有效地分配各舰火力,还可避免他过早终止战斗。10时54分,贝蒂误以为看到潜望镜的尾流,担心希佩尔将其战列巡洋舰诱入潜艇伏击圈,遂下令转向规避鱼雷攻击。而40号房间已知晓附近并无潜艇,却未将这一信息传达给贝蒂。

贝蒂将此次失利归咎于通信问题,但他将焦点集中于此,反而回避了对战列巡洋舰本身设计缺陷的深入探讨。第一海务大臣杰基·费舍尔最为人熟知的身份,是1905年“全重炮战列舰”无畏号(Dreadnought) 的缔造者。然而,费舍尔最钟爱的项目并非战列舰,而是战列巡洋舰。他与德国人一样清楚,无畏舰极易遭到驱逐舰乃至潜艇发射的鱼雷攻击——这类武器在英欧之间的狭窄海域尤为致命。

他认为,更轻、更廉价的舰艇足以保卫英国免受入侵,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认为主力舰已无用处。主力舰的使命,与英国的国家定位一致,是全球性的,任务是掌控世界大洋。无畏舰是一种进化设计,是迈向战列巡洋舰的过渡阶段——战列巡洋舰兼具巡洋舰的速度与战列舰的火力。首艘无畏舰装备12英寸主炮,航速21节;1914年12月,费舍尔获批建造装备15英寸主炮、航速30节的战列巡洋舰。福克兰群岛海战的胜利,似乎印证了费舍尔设计的正确性。

为追求速度,他削减了装甲,尤其是甲板装甲,使其在远程火炮的俯射下不堪一击。战舰的生存能力依赖于速度与交战距离,但对这两项属性的追求,反过来又影响了火炮射击的有效性。火炮射击本是皇家海军最引以为傲的专业领域,但其表现却不尽如人意:福克兰群岛海战中,“无敌”号与“不屈”号平均每门炮75分钟才命中一次,耗费5小时、1,174发炮弹才击沉两艘性能 较弱的敌舰;多格滩海战中,面对实力更为接近的对手(若不计“布吕歇尔号”),1,150发重型炮弹中仅6发命中目标。英军的应对之策,是强调射速而非精度:将待发的柯达无烟药装药直接储存在炮塔内,弹药舱舱门保持敞开。战舰的安全,被认为更多依赖于快速射击,而非正式的装甲防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