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把话说成“美国不敢打”，更准确的表述是：在可预见条件下，直接开战的收益很难覆盖风险与代价，所以更倾向用威慑、部署、联盟与规则叙事来竞争，而不是把局势推到热战。
2011年1月11日，歼-20完成首次飞行，这件事让外界意识到我国在隐身机关键环节上已进入实机验证阶段，不再停留在图纸与传闻层面。
再往后，歼-20在2017年进入现役序列的消息公开，讨论焦点随之转向“体系化使用”：训练、维护、数据链、预警指挥是否能跟上。单一机型不是决定性因素，决定性在成体系运转。
南海方向的摩擦提供了另一个观察窗口。2016年5月10日，美舰“威廉·P·劳伦斯”号在南沙有关海域实施航行自由行动，说明美方会持续用实际航行来表达立场，也会测试周边态势反应。
同年10月21日，美舰“迪凯特”号在西沙附近实施航行自由行动。公开材料显示其行动重点与所谓“过度海洋主张”争议有关，这类行动常态化后，近距离接触的频率与风险都上去了。
2019年10月1日国庆阅兵，东风-17首次公开亮相。官方报道强调其常规精确打击与突防能力，信息释放的重点不是“公布细节”，而是让外界把远程打击选项纳入现实成本。
海上力量变化也在同一时期被反复提及。美国国会研究服务部（CRS）报告把055型描述为“巡洋舰/大型驱逐舰”级别，并给出其排水量对比与建造情况，这类平台提升的是编队综合防空与指挥能力。
CRS在2025年版本中提到，055型首舰在2020年1月入列，并引用公开报道称第10艘在2024年5月下水。数量与批量建造节奏会直接影响海上态势：同一时间能出现在哪些海域。
航母方面，“福建舰”2022年6月下水，2024年5月1日开始首轮海试，多家权威媒体提到海试重点包括推进与电力系统等基础项目。海试意味着平台从“造出来”进入“跑起来”。
2025年11月，路透社报道“福建舰”举行入列相关仪式，并指出形成完整作战能力仍需后续测试与训练。对外界而言，这代表能力在累积，但也承认大平台成熟要时间。
把这些节点放到同一张表里，就能看见美方顾虑的第一项：不确定性。越靠近西太平洋核心海空域，变量越多，任何一方都很难保证“可控、可收、可停”，这会强烈压制主动开战的冲动。
第二项是地理与补给。跨洋投送不是口号，涉及前沿基地、港口装卸、油弹补给、维修转场、情报共享。补给线越长，越依赖节点；节点越多，越容易被针对性施压，作战就更难“轻装上阵”。
第三项是基地脆弱性。美方公开研究与学术界常讨论“基地是否足够安全、能否持续出动”的问题，因为前沿机场、码头、油库、指挥所一旦被压制，战力会出现断崖式下降，哪怕舰机性能再强也难保持节奏。
第四项是远程精确打击带来的“进入成本”。当对手拥有多类型导弹与多域侦察能力，航母编队与两栖编队就要在更远距离活动，或投入更多防护与分散部署。越分散，协同越难；越集中，风险越高。
第五项是信息链对抗。美方2024年对华军力报告提到2024年4月19日相关力量编制调整，并强调网络与通信系统的协调建设。信息链一旦不稳，识别、指挥、火力分配都会变得冒险。
第六项是核风险的上升。美方2024年报告估计：截至2024年中期，中国核弹头数量已超过600枚，并预计2030年将超过1000枚，且更高战备水平部署比例可能上升。核层面的不确定会让任何冲突升级代价变得极难承受。
第七项是“升级门槛变低”。一旦出现重大损失，报复压力会推动升级链条缩短。哪怕最初设想是有限冲突，也可能被现实的损失与舆论推着走，停战反而更难，这也是决策层最怕的局面。
第八项是盟友与国内政治。开战不是单方按按钮，涉及盟友是否提供基地、通行、补给与情报；也涉及国会授权、民意承受与财政压力。越是高成本、长周期的冲突，越容易在政治层面失去支撑。
第九项是经济外溢。中美在贸易、金融、航运与关键供应链上牵连深，一旦开战，冲击不会只在战区扩散，会通过市场与产业链传导到全球与国内。这种“打了也不一定赢、赢了也未必划算”的账，谁都得算。
第十项是现实选择更偏向“可控竞争”。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动仍会继续，双方也会通过演训、部署、规则阐释来塑造态势，但更常见的做法是把冲突压在阈值以下，把风险管控当成底线。
所以，美国担心的不是某一件武器，而是多项因素叠加后形成的“成本上升、胜算不稳、升级不可控”。当不确定大到无法下注时，理性选择往往是持续博弈而非直接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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