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三年，美国哈佛大学附近的一间出租屋里，发生了一件让蒋介石脸上无光的事。
那天，杨振宁的夫人杜致礼推开弟弟的房门，一股凉气直冲天灵盖。
她的亲弟弟、年仅二十二岁的杜致仁，身体僵硬地挂在房梁上，那张年轻的脸已经成了紫黑色。
谁能想到，这位含恨自缢的年轻人，竟然是当年统领几十万国民党精锐的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的长子。
而逼死他的，不是国仇家恨，仅仅是三千美元的学费。
更讽刺的是，这笔钱本该是他那个对天发誓要“照顾好烈士遗孤”的蒋伯伯出的。
一边是把你当草芥的“恩公”，一边是给你续命的“死敌”，这笔账是个傻子都能算清。
要说清楚这事儿，咱们还得把日历往前翻几年。
杜聿明这人，在国民党将领堆里绝对是个另类。
黄埔一期生，蒋介石的铁杆嫡系，但他打仗不光靠喊口号，是真有两把刷子。
抗战时候的昆仑关大捷听说过吧？
那时候日军板垣师团狂得没边，杜聿明硬是搞了个“关门打狗”，愣是把日本人的钢牙给崩碎了。
这一仗，把他捧上了神坛，也让他成了蒋介石手里最听话的一把刀。
这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愚忠，简直到了“脑子缺根弦”的地步。
一九四八年淮海战役，这可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局。
当时黄百韬兵团完了，黄维兵团也被围了，杜聿明手里握着三十万大军，本来计划是从徐州撤退到永城，虽然丢了地盘，但好歹能保住有生力量。
结果呢？
蒋介石一封亲笔手令空投下来，非逼着他回头去救黄维。
杜聿明心里跟明镜似的，这时候回头就是往解放军的口袋里钻，纯属送死。
但他为了报答蒋介石的知遇之恩，咬着牙执行了命令。
结局大家都知道了，三十万大军灰飞烟灭，他自己也成了阶下囚。
被俘的那一刻，杜聿明心里想的估计还是怎么“杀身成仁”，别给校长丢脸。
但他做梦也想不到，就在他坐牢改造的这些年，海峡对岸那个“老头子”正在怎么算计他的一家老小。
杜聿明被俘后，蒋介石为了面子，对外一口咬定杜聿明已经“壮烈殉国”了，硬是把活人给说死了。
紧接着，他把杜聿明的家眷骗到了台湾，拍着胸脯保证给最优厚的待遇。
杜聿明的夫人曹秀清信了，拖家带口去了台湾。
结果到了那儿才发现，这哪是优厚待遇，简直是进了难民营。
曾经风光无限的将军夫人，为了养活几个孩子，甚致不得不出去给人打工看大门。
这种苦日子，为了孩子咬咬牙也就忍了。
但真正的绝望，是希望被人硬生生掐灭的时候。
大儿子杜致仁特别争气，考上了美国的哈佛大学（也有资料说是著名文理学院），这在当时可是光耀门楣的大事。
曹秀清东拼西凑，好不容易把他送出了国。
可是读到大三，家里实在是掏不出一分钱了。
杜致仁从美国写信回来求救，说只要再有三千美元就能毕业，不然就会被退学。
三千美元，搁现在也不是小数目，但在当时，对于坐拥金山的蒋宋家族，对于刚刚“痛失爱将”的蒋介石来说，也就是几场舞会的花销。
曹秀清想着，我不求你荣华富贵，我丈夫为你蒋家卖命半辈子，现在孩子求学急用钱，这点面子总该给吧？
她满怀希望地跑去“总统府”求助，结果连蒋介石的面都没见着。
等了大半天，等来了一张冷冰冰的批条。
上面写着：准借一千元，分两年支付。
大家品品这几个字，“准借”，还得“分两年”。
这哪里是在打发一个功臣的家属，这简直就是在羞辱乞丐！
拿到那首期可怜巴巴的五百元，曹秀清的心彻底凉了。
远在美国的杜致仁收到这笔钱后，心态崩了。
长期的贫困、学业的压力，加上父亲被污蔑为叛徒的心理负担，这根紧绷的弦终于断了。
那天晚上，他找姐姐杜致礼借宿，等到第二天姐姐推门进去的时候，人已经凉透了。
当一九六三年，曹秀清从美国辗转回到北京，把这段往事讲给杜聿明听时，这位在功德林里已经改造了十多年的老将军，气得浑身发抖。
他为了蒋介石，在淮海战场上把命都豁出去了；而蒋介石却为了区区三千美元，逼死了他的亲儿子。
更讽刺的是，与此同时，海峡对岸还在骂他是“叛徒”，骂他投降了共产党。
其实，让杜聿明真正死心塌地转变的，不仅仅是蒋介石的冷血，更是共产党的“下血本”。
这事儿说起来，还真挺让人感慨。
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杜聿明是个出了名的“病秧子”。
他身上毛病一大堆：只有一个肾（另一个早年被切了），还有严重的胃溃疡、肺结核、脊椎结核。
按照当时国民党的宣传，共产党抓到战犯肯定是一顿折磨，不死也得脱层皮。
可现实情况呢？
共产党不仅没杀他，还把他当大熊猫一样供着。
当时新中国刚成立，穷得叮当响，还被西方封锁。
治疗结核病的链霉素，那是特效药，贵得离谱，被称作“黄金药”，还得用硬通货从香港、澳门黑市上买。
管理所为了治杜聿明的病，那是真舍得下本钱，直接动用了特批的外汇。
为了治他的脊椎结核，医生让他睡在特制的石膏床上，这一睡就是三年。
这三年里，所有的吃喝拉撒都有专人伺候。
每天还有特制的营养餐——因为他胃不好，炊事员专门给他做软烂热乎的饭菜。
别的战犯吃大锅饭，他吃小灶；别的战犯喝白开水，他每天还有牛奶喝。
人心都是肉长的，谁也不瞎。
杜聿明躺在石膏床上的时候，心里能不琢磨吗？
一边是自己效忠了半辈子的“领袖”，在自己落难后不仅不管家小，还为了三千块钱逼死儿子；另一边是自己打了半辈子的“死敌”，却不计前嫌，花重金给自己治病续命。
这笔账，算不名白那就是脑子有问题。
所以，当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时，杜聿明做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
他作为一个战犯，主动申请要为志愿军战士炒干粮（炒面）。
他说：“我身子骨不行了，上不了前线，但我懂军事，我知道后勤多重要。
志愿军在前方吃雪，我心里难受啊！”
从最初的死硬分子，到后来的积极改造，再到最后真心实意地劝降旧部，杜聿明的转变不是被洗脑了，而是被现实给“教育”醒了。
一九五九年，他成为第一批被特赦的战犯。
当他走出功德林的大门，看着北京城的新面貌，他知道，自己这条命是共产党给的，也是新中国给的。
晚年的杜聿明，身份是全国政协委员。
他和妻子在大陆安度晚年，享受着国家给予的优厚待遇。
两个女婿一个是杨振宁，一个是著名学者，家里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一九八一年，杜聿明病重弥留之际。
他没有交代什么家产，也没有抱怨命运，而是死死拉着妻子的手，反复叮嘱那最后的一件事。
“千万不要去台湾，也不要去美国，就留在大陆。
这里才是我们的根。”
这不仅仅是一个老人的遗言，更是一个被时代碾压过的人，在生命尽头做出的最后抉择。
那一根勒死杜致仁的绳索，彻底勒断了杜聿明对旧时代的最后一丝留恋；而功德林里的那碗热饭、那支救命的链霉素，则缝合了他破碎的心，让他最终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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