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控人必读：五大高危行为清单与立即行动指南|上市公司|内幕信息|风险点

对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而言，当前的法律责任体系已从“有责难究”变为“精准追责”。除了宏观的监管态势，更迫切的是理清日常经营中哪些具体行为已直接触碰刑事红线。我们结合近期办理的典型案例与四部门联合《意见》精神，梳理出以下五大高危行为清单及行动指南，旨在提供切实的预警与操作参考。

行为一：干预信息披露——从“幕后指导”到“前台主犯”

具体风险点：

指使或默许公司对以下信息进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虚增/虚减资产、营业收入、利润达到当期披露总额30%以上。

隐瞒重大诉讼、担保、关联交易，所涉数额连续十二个月累计达最近一期净资产50%以上。

未按规定披露控股股东所持股份或控制公司情况发生的较大变化。

追责逻辑：作为实控人，对上述信息具有天然的信息优势和最终的影响力。一旦发现问题，司法实践中可能基于 “保证人地位” ，直接从虚假文件上的签字或对公司的控制事实，推定“明知”。抗辩的重点不在于是否“不知情”，而在于能否证明自己已积极履行核查义务并提出了明确反对。

行动指南：

建立信息报送与质询的正式通道：要求管理层定期、书面汇报上述敏感信息的真实情况，对存疑数据必须提出书面质询并要求回复。

保留反对证据：在相关决策会议中，若对披露内容有异议，务必在会议记录中明确记载您的反对意见及理由。

行为二：组织财务造假与欺诈发行——刑事后果呈倍数升级

具体风险点：为达到发行上市或再融资条件，组织、策划系统性财务造假，导致发行文件中存在重大虚假内容。

追责逻辑：此行为是监管“追首恶”的核心。《刑法修正案（十一）》已专门增设条款，对组织、指使者最高可判处15年有期徒刑，并处非法募集资金20%至一倍的罚金。量刑与罚金标准较过去大幅提升。

行动指南：

彻底摒弃“包装”思维：必须确立“业务真实”是唯一基础的底线原则。任何为满足业绩对赌、估值要求而进行的“账面调整”，都是通往刑事犯罪的起点。

审慎选择中介机构并保持距离：切忌向会计师、券商等中介机构提出明确的“业绩目标”或施加不当压力。中介机构若深度参与造假策划，可能构成共犯，届时整个造假链条将被刑事法律一网打尽。

行为三：侵占上市公司资金与利益——从民事侵权到刑事犯罪

具体风险点：通过关联交易非关联化、无商业实质的资金划转、违规担保等方式，挪用或侵占上市公司资金。

追责逻辑：该行为不仅触发《证券法》下的巨额民事赔偿（投资者保护机构可提起代位诉讼），情节严重者可能构成 “背信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罪”。一旦造成上市公司重大损失，将面临单位罚金与责任人徒刑的双重刑罚。

行动指南：

严格遵守关联交易审议程序：所有关联交易必须提前披露，交由独立董事审核并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确保价格公允。

杜绝任何形式的资金占用：建立严格的内部控制流程，确保上市公司资金独立。即使是短期周转，也须履行决策程序并支付公允利息。

行为四：利用信息优势进行内幕交易——推定规则让侥幸无所遁形

具体风险点：在并购重组、重大投资、业绩大幅变动等内幕信息敏感期内，本人、配偶、亲友或关联账户进行相关证券交易。

追责逻辑：对于法定内幕信息知情人以外的“关系密切人”，司法机关采用 “异常联络+异常交易”的推定规则。只要在敏感期内存在联络接触并伴随明显异常、且无合理解释的交易，举证责任即转移至交易方，需自证清白。这一规则极大降低了检方的证明难度。

行动指南：

明确内幕信息知情人范围并书面告知：将实控人本人、近亲属、身边工作人员等均纳入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管理，并书面告知其法律义务。

建立交易报备与监控机制：鼓励上述人员在敏感期前报备其交易计划。对敏感期内的所有相关账户交易进行主动监控与自查。

行为五：抗拒、阻碍监管调查——将放大风险并丧失从宽机会

具体风险点：隐匿、伪造、销毁财务账册、业务合同等关键证据；向调查人员提供虚假陈述；指使他人作伪证。

追责逻辑：此行为本身可能单独构成犯罪（如妨害作证罪）。更重要的是，四部门《意见》明确，对于积极配合调查、主动退赃退赔、真诚认罪悔罪的，可依法从宽处罚。抗拒调查将直接关闭这扇最重要的“从宽之门”，导致在量刑、取保候审等方面陷入极端被动的局面。

行动指南：

确立“积极配合”为第一原则：面对调查，应在专业律师指导下，依法依规配合，避免因不当的“自救”行为引发次生风险。

善用“行刑衔接”中的程序机会：在行政调查阶段，专业律师可以协助就案件性质、证据问题与监管部门进行有效沟通。例如，我们团队在代理一起案件时，通过及时提交专业法律意见，成功论证了市场损失与当事人行为之间缺乏刑法上的因果关系，有效防止了案件不当升级。在行政调查初期，由精通刑事辩护的律师介入，往往能为后续整个法律风险的处理奠定最有利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