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中国人看什么学外语？|世纪|中国文学盛典|丰子恺|学外语|林语堂|梁实秋|翻译|辞典

电影《南海十三郎》

在这个“文章有价”变得不确定的时代，回到历史中确认文学的价值，是许多写作者犹疑之时的选择。

杨潇写下自己重走“湘黔滇旅行团”流亡路线的故事，许知远梳理梁启超写文章、办报、深度介入社会变革的一生，而作家刘柠，则将目光投向民国时代那些拥有顶级外语能力的作家们，介绍由他们编纂、在当时乃至后世都产生了广泛影响的常销语学书。

今天单读分享的这篇《文人的语学著作》中，不乏名作家的身影——譬如林语堂和梁实秋，也有因语学作品广为人知的钱歌川、唐纳德·基恩、仓石武四郎等人。不同于工具书“一板一眼”，文人们的生平贯穿于社会动荡、思想交错的年代，与他们有关的故事很多时候是真假难辨、耐人寻味的。

望能借由刘柠之笔，一窥民国文人的生活和其研精阐微的决心，并寻找到那些始终能引领我们继续往前的经验与品格。

文人的语学著作

撰文：刘柠

在民国时代，文人通晓一两种乃至数种外国语并不稀奇，是一种基本功。遑论陈寅恪、钱锺书那种级别的硕儒，其所掌握的语言，一只手未必数得过来。不过，文人外语能力的高下和能否靠语学书挣版税，甚至用它来养家糊口是两码事。外语再好，也未见得能编写语学书。即使出了书，也未见得就能走俏，成为一印再印、学生人手一册的常销书。这方面，有几个成功案例，颇值得玩味。

号称“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林语堂，某种意义上，是迄今为止最出圈、也最具国际声誉的华人作家，其“陪跑”诺贝尔文学奖的履历之长（从 1940 到 1973 年间，先后六次获提名），应不逊于今天的村上春树。林的宇宙文章究竟有多了得，见仁见智，但东西文化确实被他踏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1895 年 10 月，林语堂出生于闽南漳州龙溪县的乡下。2025 年 10 月 10 日，刚好是他诞辰 130 周年。林家是一个“严格的基督教家庭”，林的父亲是一位乡村牧师，“他最好的德性乃是他极爱他的教友”，《圣经》是林家孩子们打小的功课和陪伴。后林进入“公认学英文最好的地方”圣约翰大学，仅在圣大一年半的预备学校，就“差不多把英文学通了”，大一时被选为校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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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辑。说到学英语的秘诀，林坦陈，“就在钻研一本袖珍英文字典上”——说是一本，其实有两本，即《简明牛津英文字典》（

Concise Oxford Dictiona

ry

）和《袖珍牛津英文词典》（

Pocket Oxford Dictionary

）。“初十年钟情于《简明》，及《袖珍》出现，则又移爱于后者……无论家居、远游，确乎不曾一日无此书”，成了“不可须臾离的枕中秘” （《林语堂书话》）。

图 1、《林语堂自传》（含《八十自叙》），林语堂著，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4 年 1 月版（本文配图皆由本文作者提供）

按说工具书意识如此在线，林语堂作为那个时代顶流的英语达人，编一本英文辞典似乎是顺理成章之事，本人也确曾打算编纂一部切合国人需要的汉英辞典。不过，他的兴趣过于宽泛，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似乎有种超乎常人的极客趣味（其在《八十自叙》中说，“他感到兴趣的是文学，漂亮的乡下姑娘，地质学，音乐，电子，电动剃须刀，以及各种科学家新发明的小物品”。19 世纪 40 年代，他发明了明快机电打字机，为机器的研发，不惜投入 12 万美元的自有资金和海量的时间），且创作宏富，汉英辞典的选题遂一拖再拖，直到晚年从美返台定居后才启动。 1972 年，《当代汉英辞典》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推出，那是后话了。林在厕身文学创作之前，出版过两种英语参考书，分别是《开明英文读本》（1928）和《开明英文法》（1929）。前者分三册，每册均配有丰子恺的插画，文字与视觉并重，颇富趣味性。“读本”与另外两种出版物——《开明活页文选》和《开明算学教本》一起，并称为“开明三大教本”，在上世纪曾风行逾二十年，直到 2014 年，又被海豚社翻印。后者是以中等英语学习者为对象的英文语法书，用后来风靡欧美的“林氏英语”写成，通俗晓畅，甫一面世便应者如云。在书中，林开宗明义，论及“作为表现法的科学的文法”（Grammar as the Science of Expression）之功用，在于使不同的语言通过不同的文法手段来表达同一个概念或思想成为可能，这也是学习外国语文法的意义之所在。“文法” 1933 年初版，到 1947 年，已出了十版。1982 年，“文法”由外语教研出版社翻印，在举国只有薄冰和张道真的语法书的改开初期，受到广大英语学习者的追捧。

这两种英语参考书，应该是林语堂的“第一桶金”。据长年在林创刊的几种杂志做编辑的陶亢德透露：“林语堂当时是中央研究院的上层人员，月薪总有几百元，他的更大收入，是《开明英文读本》的版税，听说开明按月付他八百元，年底总结一次。”（《陶庵回想录》，中华书局 2022 年 6 月版，83 页）

图 2、《陶庵回想录》，陶亢德著，中华书局 2022 年 6 月版

至于《开明英文文法》的收益，因手头材料不足，难以做出定量的描述，不过倒是有一个旁证，即“文法”的日文版。虽然林语堂的著作大部分都有日文版，但他的书在日本的总体评价并不高，这大概与其作品中的民族主义情愫有关。如思想家竹内好说，“他（林）作为思想家是贫弱的，但作为记者则很敏锐。一双能识破舆论盲点的慧眼，总是让他走向成功”“林语堂的言论与其说是内在的深入思考的流露，不如说是一种包含媒体化效果的操作”。英文学者中野好夫则干脆指控道，“毋庸讳言，在林语堂的叙述中充满了对日本的诽谤，而且相当过分”。东瀛坊间的风评，无疑会妨碍诸种林著的销量。唯一的例外，是“文法”：

图 3、『『開明英文文法——表現の科学』，林语堂著，山田和男译，文建书房昭和三十五年（1960）年初版，四十七（1972）年 5 月重版

1960 年，英文学者、一桥大学教授山田和男日译的《开明英文文法》（『開明英文文法——表現の科学』）由文建书房付梓，两年后再版。其后，至少在 1972 和 1975 年，复再版两次。战后的日本是亲美国家，英语参考书可谓汗牛充栋。在众多的相关出版物中，“文法”居然出了四版，足见此书在业界的评价。笔者所藏是昭和四十七年（1972）5 月版，是我从东京御茶之水的古书店三进堂淘得，以语学参考书而论，价格颇不菲。

另一位在文艺、学术的“正道”和英语教育的“岔路”之间穿梭的文学大咖，是梁实秋。梁是林语堂的学生（清华园时代，二人有过师生之谊），但客观地说，梁在英语教育上的事功应不逊于林。且与林不同的是，梁之厕身英语教育并非文学家的“旁逸斜出”，多半属于职务行为。他曾长年任教于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先后担任英文系主任和文学院长，并创办了台湾第一个英语研究所，编纂英语教科书三十余种。由他主编的大一《基本英文》，后几经修订、增补，一直沿用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其在知识阶层的普及度，或许只有《许国璋英语》有得一比。不过，与教本相比，梁的主要工作是领衔主编的三部英汉辞典：一是《最新实用英汉辞典》（

A Practical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收录词汇达 4 万，1960 年由远东图书公司刊行。三年后，又推出“实用”的修订本，收词规模扩充至 8 万，从功能上完全取代了《英华大辞典》（郑易里主编），且“每年加印新版，随时均有修补增订，故能与时俱新，为广大的读者所乐用”，成了远东公司的常销书。

“实用”让出版商赚足了码洋，远东老板浦家麟的胃口也被吊起来，遂与梁商酌“更进一步再事扩编”事宜。梁从专业的角度，给出的建言，是“字典之扩编，不宜以累积堆砌为能事，宜就各字之重要性而决定其繁简的比例，故理想之扩编实无异于新编”。浦深韪斯言，于是有了《远东英汉大辞典》（

Far East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的构想。随后，浦延聘朱良箴为总编辑，傅一勤为总校订，董昭晖、王进兴为编辑，组成了编纂团队。1975 年，“远东”出版。这部十六开的辞书，在原“实用”的基础上，收词规模再翻一番，逾 16 万；全部词条采用 DJ 和 KK 两种音标，正文 2475 页，是名副其实的“大辞典”，在华语世界可以说全无对手。甫一面世，便受到市场的追捧，旋即被联合国指定为编译人员参考英汉工具书。这一记录，直到陆谷孙教授领衔主编的《英汉大词典》问世后，才被打破。而替代的标准，恰恰是基于与《远东英汉大辞典》的比较——所谓“远东最好，全世界较好”，指收词量超过了“远东”，达 20 万条。

作为辞典的署名方式，在书脊和扉页上，赫然印着“主编梁实秋”，但严格说来，梁只是挂名的主编，对这一点，梁本人也从不讳言。在序言中，他写道：“现在字典出版，实乃众力合作之结果，浦家麟先生以我为最初创议之人，嘱一言以为序，愿将其余工作同人之大名胪列于后，感谢他们的辛劳。”

图 4、《远东英汉大辞典》（

Far East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梁实秋主编，远东图书公司印行（缩印本，内部发行版）

“远东”出版半个世纪以来，围绕这部辞书，有过不少段子，乃至八卦，有些颇云山雾罩，真假莫辨。不过，其中有两则轶闻，惟当事者旁证俱在，应非虚言。一是梁实秋与小他 28 岁的女明星韩菁清，因这部辞典而结缘。一天，韩的义父谢仁钊想写一封英文信，借义女刚买的《远东英汉大辞典》查几个单词。见谢在餐桌旁边吃饭边查阅，素对书有洁癖的韩菁清便对谢说：“谢伯伯，吃完饭再看吧，饭桌上有油，会弄脏辞典的。”谢不以为然：“远东图书公司的老板，当年还是我送他出去留的洋呢。明天，我带你去远东，让老板送你一本新的！”第二天，谢果然如约带义女去远东，在那儿邂逅了梁实秋。彼时，梁因半年前，发妻程季淑在旅居地西雅图突遭意外，死于非命，梁在空前的痛苦和虚无中写下悼念故妻的《槐园梦忆》一书，交远东出版，那天刚好去那里会友散心。交谈中，梁对面前这位富于书卷气的女明星竟一见倾心，一发不可收拾。

图 5、《槐园梦忆》（含《清华八年》），梁实秋著，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4 年 9 月版

仅一个月后，梁再度赴美，处理老伴的索赔诉讼事宜。他从大洋彼岸写信给韩小姐：“亲亲，我的心已经乱了，离愁已开始威胁我，上天不公，残酷乃尔！”老房子失火已昭然，而女明星的回信无异于又添一把干柴：“你走了，好像全台北的人都跟着你走了，我的家是一个空虚的家，这个城市也好冷落！”就这样，二人的私事硬是成了一桩新闻事件，诸如“老教授与影星的黄昏恋”一类的标题，一时间霸占了各大报纸的头版，连大陆都出版了梁韩伉俪的情书集。

二是梁实秋留在北京的长女梁文茜，有一年去美国大使馆办签证。大使说：“你父亲是我老师。”梁文茜说：“你这么年轻，怎么会是他的学生？”大使拿出“远东”，“我天天都看这本辞典”。

“远东”出版的年代，正值大陆“文革”结束、即将迎来历史性大变局的前夜，虽然尚未步入“改开”的轨道，“英语热”却在悄然升温。可相形之下，经历过长期的荒废，本土英语工具书的产出正处于青黄不接的状态，大致同一时期出版的《新英汉词典》，收词才 5 万条，难以满足广大英语学习者的需要，遑论专业人士。在这种情况下，“远东”自然成了市场的不二之选。大约是 1984 年冬，我在王府井外文书店二楼买了一部“远东”，书金大约是 30 元。那个时代，外文书店的二楼卖场是禁止外国人入内的，通常在楼梯口的墙上，会张贴中英文告示。后来我才知道，之所以会有那个行规，是因为二楼系“内部交流”版的专卖场。而所谓“内部交流”版，其实大多是翻印本。我买的那本“远东”，应该是在 1977 年原版基础上的缩印本，硬皮精装，以那个时代的标准来说，纸张算是顶配，但仍有一些透。扉前页的左上角印着一个藤花纹字框，框内是“告读者”：

本辞典系梁实秋主编，台湾远东图书公司印行，其中有少量辞条有反动的和不符合我们观点的内容，请广大读者在使用时注意分析批判。

上海 4060 邮政信箱

图 6、内部发行版《远东英汉大辞典》（

Far East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的扉页和“告读者”

1992 年，随着中国加入《伯尔尼公约》，翻译出版事业也逐步走上了正轨。后新华出版社从远东公司引进梁实秋主编的另一部辞书——《远东汉英大辞典》的版权，并于 1995 年 1 月正式出版了简体字版。而作为那部书的姊妹篇，《远东英汉大辞典》却未能迎来公开、体面的出版机会，不能不说是历史的遗憾。

如果说林、梁两位的文名过于显赫，遮蔽了其作为语言学者的声名的话，那么另一位作家则刚好相反——我说的是钱歌川。在一篇旧文中，我曾写道：“钱歌川的名字，在大陆并不陌生，但多数读者恐怕并不知道他是一位作家，而且是一位资深的知日派。盖因其语学著作多且畅销，至今仍在大陆和台湾不断加印，故作家的声名似乎被语言学者给盖住了。”（《钱歌川：一位被湮没的知日家》）

图 7、《雍庐书话》，梁永著，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版

前辈学者、爱书家梁永先生是钱歌川的骨灰级读者。上中学时就读过钱译艾伦·坡的《黑猫》，“译文流畅，而他最终竟以散文家名世”。30 年代初，梁读过署名“味橄”的《北平夜话》《詹詹集》两本集子，都是中华书局版。后来他才知道，“味橄”就是钱歌川的笔名。梁留下一册隽永的《雍庐书话》，几成当代珍本，已极难入手。在那本书中，梁为作家钱歌川如此正名：

钱歌川早年留学英伦，晚年侨居美国，所以他的散文闲散、渊博、隽永，有点英国散文的风味。他也爱作诗，《文集》（指《钱歌川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 1988 年 2 月版——笔者注）中有《湖山入兴楼诗》一辑，另外，他的散文中也录入他的自著诗不少，而且他的很多散文集有题诗。

我特别喜爱他的忆念故人之作，如追忆丰子恺（2 篇）、纪念王礼锡（2 篇）、记齐白石、追怀陆费伯鸿等篇，因为不仅可以欣赏优美的散文，而且是难得的史料。（见《雍庐书话》中《钱歌川及其作品》一文）

对作家的名头掩在英语学者之后这件事，最耿耿于怀者，莫过于作家本人。惟其是大半生羁旅海外、骨子里却仍是家国情怀浓得化不开的传统文人，钱极不情愿被“看做一个专门贩卖洋货的人”。1986 年，香港三联书店出版了钱的小说、散文合集《云容水态集》。按编辑体例，书后需附作者的小传及著作年表。于是，“我在著作年表中，只记入了我的二十几部文集，没有把有关英诗或翻译或其他学习英语的书列入，因为我不认为那些是我的著作，虽则我为它们也花过不少的心血”，借此“想恢复我固有的文人身份”。

不过，客观地说，钱的文人身份和作家的名头其实倒也谈不上“恢复”，因为它原本就摆在那儿，谁都拿不走，也挡不住。仅四卷本《钱歌川文集》，便有文章 750 篇，逾 300 万字，已然是洋洋大观。其文名之所以被遮蔽，不能不说是钱的英语参考书写得太好、也太过畅销的缘故。

钱歌川原名慕祖，最常用的笔名是歌川。1903 年生于湖南芷江，17 岁即赴日留学，毕业于东京高师英文科。1926 年回国后，经夏丏尊和丰子恺介绍，进入中华书局当编辑。1936 年，又在中华书局和蔡元培的举荐下，以中华书局驻伦敦特派员的身份游学英伦，入伦敦大学研究英美语言文学。钱比林语堂小 8 岁，出道却更早。林的成名始于在开明书店出版的《开明英文读本》和《开明英文法》，而钱则是开明书店的“天字第一号股东”（“当然只是一个小股东，大洋五百元而已”），其文学处女作、短篇小说《诞生日》发表于开明书店刊行的杂志《一般》上，第一本书是译作——哈代的小说《娱妻记》，中英文对照版，也是由开明出版。

图 8、钱歌川（味橄）随笔两种：《北平夜话》，新文丰出版公司 1978 年 9 月版；《游丝集》，新文丰出版公司 1982 年 8 月版

1939 年，钱歌川在抗战的炮火中回国，老东家中华书局已被迫解散。除了在战后初期，应朱世明将军的邀请赴东京，曾短暂任职于盟军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团，担任过秘书主任的公职，钱职业生涯的大半都在教育界辗转腾挪，先后任教于武汉大学、东吴大学、台湾大学和新加坡大学、南洋大学。1972 年，从南洋大学退休后，移居纽约。

钱歌川一生与英文和翻译打交道，加之在大学任教，编写过不少面向华文圈英语学习者的参考读物。被认为是现代出版史上最具商才的出版家之一、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一手出鲁迅的小说和杂文，一手出英语学习参考书，曾约钱歌川编写过《日用英文会话》和《日用英文尺牍》。钱从一个出版编辑，中途厕身英语教育，他发现外文系的学生很少能真正领悟英美文学的精髓，“原因是他们不能彻底了解那种文学的表现工具”。这也是他试图改变大学外文系“重文轻语”的现状，改弦更张的初衷：

所以我三十多年来滥竽最高学府，无时不在“扬语抑文”，指导学生从基本的语言文字下手，文字懂了，才能欣赏文学，否则是皮毛，一知半解，动笔翻译时，便要马上露处马脚来。因此，使我特别注意翻译一个课程，后来竟成了我教的专科。

钱所说的“课程”，指《翻译的技巧》。他在新加坡教了十年翻译课，每年都会增补修订。在南洋大学的最后一年，将全部讲义整理成书，托人带回台北，交开明书店刊行。“初未料这竟成了我生平第一本畅销书，单在台湾一地，十几年来，畅销维持不变，每年都销二千部光景。而在大陆未得我同意时早就出了影印本，后商务印书馆和我商定出简体字精装本，一共销售了五十万部之多……连我的老朋友中文系老教授程千帆，都老早买了一部拙作在自修英文，凡出国来美的公自费留学生或研究员，莫不人手一编。”

图 9、《翻译的技巧》，钱歌川著，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 年 8 月第 1 版，2018 年 12 月第 6 刷；《翻译的基本知识》，钱歌川著，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5 年 6 月第 1 版，2024 年 1 月第 9 刷

在《雍庐书话》中，梁永先生提及三种钱著，除了《翻译的技巧》，还有《英文疑难详解》和《英文一日一题》（“详解”其实有两本，包括一本“续编”），刚好都是我早年购读过的书。我个人更喜欢另一种钱著《翻译的基本知识》，在后半段的实战案例之前，都是在谈翻译理论，从严复的“信达雅”说，到佛经的翻译、译文的通达、直译与意译及不可译等，可以说是钱氏翻译论的集大成。他认为，“从事翻译的人，必须通晓两种文字，但通法有所不同。他对外国文的知识，必须是批评的（critical），而对本国文的知识，就必须是实用的（practical）”。

譬如，对这句话的翻译：

It’s not cricket.

如果只知道“cricket”的原意是“蟋蟀”，意思是讲不通的。查辞典，会发现这个词还作“棍球戏”解：

我们晓得棍球是英国的国技，可以代表竞技精神的。所以英文说“这不是棍球”，等于说这不是竞技精神，也就是说，这是不公平的（It’s not fair.）。……你如果没有批评的能力，也许就译成“这不是蟋蟀”，使人读了莫名其妙。

这些书在海外华语圈和 80 年代的大陆几乎无人不晓，至今仍在不断重印，可以说是“刚需”书，某种意义上，也是“改开”初中期持续升温的“英语热”的催化剂。钱氏英语书之所以长销不衰，好读是一个主要原因。惟其作者不单是英语学者，而是精通英、日两种外语的散文家兼翻译家，其所谈的翻译问题才生动有趣，接地气，大可当成随笔来读。

图 10、《英文疑难详解》，钱歌川编著，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1 年 10 月第 1 版，1984 年 2 月第 3 次印刷；《英文疑难详解续编》，钱歌川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1981 年 10 月第 1 版，1984 年 2 月第 3 次印刷；《英文一日一题》，中外出版社 1975 年 12 月版

另一个原因，不能不归结于时代的落差：如在大陆通行的英语教本中，充斥着诸如 Comrade Li（李同志）、Xiao Wang（小王）和 people’s commune（人民公社）、barefoot doctor（赤脚医生）之类带有强烈“中特”色彩的表达，而钱著的例文，要么源自《圣经》故事、莎翁戏剧、《福尔摩斯探案故事集》，要么就是英译《孟子》《西厢记》和《儒林外史》。两相比较，哪个更接近作为一种活文化的当代英语，是不言自明的。

作家和人文学者“客串”语言学者，编辞典，出语学参考书，在国外也是所在多有。当世最富盛名的日本文学研究家唐纳德·基恩（Donald Keene），是日人心目中头号“日本通”，也曾参与编纂过数种英和（或和英）辞典。他与两位日本学者共同编纂的《会话作文英语表现辞典》，将日本人在作文、信函、邮件和会话中最常用的表现，按假名排序列出 2700 条，然后用标准的美式英语加以注释，严格忠实于和文，和英对译的例句多达 21500 句，是一本评价甚高的中型英文用法工具书。1986 年由朝日出版社付梓以来，刊行过三版，行销逾 50 万部。据说 NHK 英语广播讲座的主持人马越惠美子，为强化口译能力，背过整本辞典。此举颇不乏效颦者，以至于江湖上有人将这本辞典视为“背诵用的辞书”——倒也不失为对其权威性的“背书”。

图 11、《会话作文英语表现辞典》，Donald Keene、羽鸟博爱、山田晴子共编，朝日出版社 2004 年 3 月第 3 版

另一本同样是由基恩和日本学者藤井章雄共编的《美英俚语辞典》（『米英俗語辞典』，朝日出版社 1981 年版），是一部很实用、也很有特色的工具书。80 年代初，正是所谓“Japan as No.1”的时期，“冷战”格局之下，日本被视为西方世界当然的一员，“国际化”的机运空前高涨。按说经过“考试地狱”试炼的日人，英语的读写能力并不差，可在阅读英文报刊和小说时，却总是被俚语绊住，不能丝滑地切入英美流行文化的内核。在前互联网时代，这样的一部俚语辞典，正可谓“颇得时宜”（评论家江藤淳语）。基恩本人在辞典的前言（英文）中写道：

英语口语与标准英语的不同，既体现在新语汇的使用上，也体现在赋予旧词新含义的方面。比如，“break a leg”这个表达在美国，基本是用于对将要登台的舞者或演员，意思是“祝好运”。可如果用普通的英日辞典查这个词，很可能找不到。而且，若是日本人只从字面上来理解这个表达的话，反而有会错意之虞——与它实际要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反！

图 12、《美英俚语辞典》（『米英俗語辞典』），Donald Keene、藤井章雄共编，朝日出版社 1981 年 2 月版

这部辞典还有一个特点，是同类工具书所不具备的，那就是俚语分级制。是什么意思呢？即每个词条的后面都带有*标，通常有别于书面语的、比较口语化的通俗表达，用*来表示；其次是对多用于比较亲密的关系或只在特定的社会集团中使用的相当通俗的表达，用**来表示；第三是那些暗指性交或被社会视为禁忌的事物，带有强烈侮辱性的，在正经场合绝对应该回避使用的语汇，用***来表示。凡此种种，也赋予了这部工具书以某种教科书的特质。

在日本汉学界，仓石武四郎是一个“枢纽”般的存在，他以一己之力，链接多个学术领域，扮演了多种角色，如汉学家、翻译家、藏书家、汉语教育家等。且对每一种角色，务求沉潜、深耕，在每一个领域，都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作为汉学家，仓石横跨东大和京大两大学派，在两边都被目为重镇。其在东京帝大文学部的备课讲义的基础上编撰的《日本中国学之发展》（『本邦における支那学の発達』，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一书，“是对日本儒学史的总括，而书中所列的‘参考文献’也是研究日本儒学史时最具参考价值的书目”（汉学家、东方学会理事长户川芳郎语）；于 1968 年出版的仓石的另一本书《中国文学讲话》，是岩波新书绿皮系中的精品，至今仍在不断重印。作为翻译家，他主持的《中国古典文学大系》和《中国新文学大系》等大型译丛，从先秦诸子一直到“五四”后的新文学，一网打尽。作为藏书家，他的眼力和庋藏连中国历史学家周一良都感到吃惊——周在读仓石日记（《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中华书局 2002 年版）时，难掩不解：“他一个留学生在中国，怎么会有那么多的钱买那么多的书？而且都是好书！”而作为汉语教育家，仓石率先摒弃日本传统的训读法，力倡音读法，主张要像日本人学德语、英语那样，学习原汁原味的中文，他还是日本中国学会和日中学院这两所权威的汉学研究和汉语教育机构的创始人。

图 13、《日本中国学之发展》，仓石武四郎著，杜轶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3 年 1 月版；《仓石武四郎中国留学记》，仓石武四郎著，荣新江、朱玉麒辑注

1945 年 8 月日本战败时，京都大学尚有 100 多名中国留学生，集中寄宿在京都市左京区白川西町的光华寮。仓石作为京大教授，兼任中国学生的辅导委员，“为了那个寮，我真是操碎了心。加之也是重责在身吧，无论如何我必须得保护寮生的安全，所以跟中国留学生诸君建立了很亲密的关系”。在那段非常时期，举目一片萧条和颓败，社会几乎停摆，中国学生也把仓石家当成了会所，经常三五成群出入，即使偶尔赶上老师外出不在，师母也会开门迎客。学生们在仓石寓所里翻书、聊天、唱歌，相当自在。“到了饭点，内人喊一声‘开饭喽’，学生们便从这个房间出来几个，又从那个房间出来几个，一齐坐到餐桌旁。至于说内人何以在物资贫乏的时期，居然能勉强为大家提供伙食，那是连我都不知道的秘诀。反正在家里，我会尽量从生活上关照那些学子，做我该做的。”（《中国语五十年》，岩波书店 1973 年 1 月版）如此，为维系京大中国语学科的运营和战后日本汉学事业的重建，仓石孜孜矻矻，殚精竭虑，如履薄冰——此乃题外话。

图 14、《中国文学讲话》，仓石武四郎著，岩波书店 1968 年 11 月初版，1982 年 10 月第 11 刷；《中国语五十年》，仓石武四郎著，岩波书店 1973 年 1 月初版

1954 年夏天，仓石忽接一纸请柬，邀请他出席中华人民共和国 5 周年国庆的庆典活动。日方被邀请者有 13 名，而实际成行者只有仓石武四郎、安倍能成（哲学家、教育家，夏目漱石门下“四天王”之一，曾任文部大臣、学习院院长）和阿部知二（反战作家、英文学者，有“昭和时代的夏目漱石”之誉）3 人。其他人则出于各种考量，选择不出席。仓石后来听说，自己之所以忝列被邀名单，盖因女作家谢婉莹（冰心）的力荐。战后初期，仓石与吴文藻、冰心伉俪多有过从。彼时，吴作为盟国对日委员会政治组组长兼谈判顾问常驻东京，其夫人冰心被仓石聘为京都大学中国语科的专任讲师，填补了傅芸子回国后的空缺，仓石也由此成了冰心著作的日译者。就这样，仓石得以在阔别二十多年后重回北京，访问直属中央的文字改革委员会，听取了中方专家关于文字改革方案和拼音拉丁化的第一手资讯，对他其后的学术工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作为连结战前“支那学”到战后“中国学”的中坚存在、一代汉学大家，仓石学问广博，成名早，职业生涯足够长，事功圆满，著作等身。对此，学界早有公论，已无需赘述。本文还是围绕主旨，聚焦于仓石其人的语学著述。先说结论：由他编纂的两部中文辞典，对战后日本新式汉语教育居功甚伟。多年前，我曾在旧文《仓石武四郎：“但沾古泽一心欢”的编舟人》中，评价过《中国语辞典》的学术贡献，兹引述之：

积十三年之功编纂而成的《岩波中国语辞典》于 1963 年出版，反响如潮，被誉为中国语学界的金字塔。该辞典吸收了 1958 年公布的中国汉语拼音方案的成果，完全按拉丁字母语顺排序，从北京话作家老舍的文学作品中摘录了大量生动鲜活的现代语汇，在学界赢得了“一部划时代、接地气的中文辞典”的定评，是岩波书店的常销书。

接下来，仓石打算再编一部用汉语解释日语的《日中辞典》，跟《中国语辞典》配套，“这可以说是我对日本的遗书”（《中国语五十年》），可见他对这项工作的重视。仓石晚年多病，“编舟”的进度也受到影响，以致他在 1975 年去世时，辞典尚未完稿。幸而他的高足折敷濑兴继承先生的遗志，接力编舟，终至事竣。1983 年 2 月，《岩波日中辞典》出版，全书采用简体字、横排，对标商务版《现代汉语词典》，语言学家吕叔湘应邀作序。

图 15、《岩波中国语辞典》，仓石武四郎著，岩波书店 1963 年 9 月初版；《岩波日中辞典》，仓石武四郎、折敷濑兴编，岩波书店 1983 年 2 月初版

在序中，吕叔湘回忆：当初，《中国语辞典》甫一编就，仓石便“把编成的初稿分批寄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来征求意见，后来又在 1954 年亲自来中国访问，我有幸在范文澜先生的客厅里与仓石先生会见，此情此景犹历历在目”。所谓“弟子不必不如师”，折敷濑也是一样，在《日中辞典》付梓前，特意携带全稿赴北京征求中国专家的意见，令吕先生感慨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