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初春凌晨四点，快点，天一亮就得赶到吕梁！”车灯下，胡富国的话被呼出的热气染上了白雾。那是他调回山西半年后的又一次暗访，司机后来回忆：“书记那天只带了两块烙饼，路上全分给了陪同的学生娃。”
胡富国1937年生在长子县，念过煤矿学院，又在矿井里熬出一身黑亮的煤尘味。外人说他粗枝大叶，他却喜欢自嘲“农民胚子”，这层底色让他对山西有种抹不掉的乡土牵挂。1992年，从能源部副部长位置回乡，省委大院的牌匾还没认全，他就钻进了晋西北的山沟。
山沟里缺水缺路缺电，更缺学校。第一次进临县小学，他抬头看见屋顶漏光，低头看见二十三张小脸冻得通红。那天，他一声不吭，转身就批了三万元修缮款，还写下八个字：“再苦不能苦孩子。”同行干部说他“情绪化”，他回一句：“我是看着自己的童年。”
忙着摸底调研的间隙，一场“拎包风波”悄悄发酵。国家计委派来一位处长赴阳城考察电厂选址，半夜抵太原，胡富国守在招待所门口，见面第一件事就是抢过对方手里的旅行包。第二天下午，这一幕被省里的摄影记者拍到，照片还没冲洗完，议论就传遍机关：“省委书记给处长拎包，哪成体统？”胡富国听说后摆手：“搞能源项目，咱是求人办事。人穷就别端架子，别盼着馅饼从天上掉。”
没人想到，那个看似不合规矩的动作，换来了阳城电厂跨省输电审批的绿色通道。几年后，全国第一条西电东送试验线在此点火，山西煤电“只出煤不出电”的旧格局被撕开一道口子。
政策蓝图不是写在纸上就能生根。他用一句顺口溜概括工作节奏：“挖煤、发电、修路、引水。”为那条叫太旧的高速，他一年内跑了三十多趟工地，自掏五千块当众捐给建设队伍，“省委大楼卖了也要把路修成”成了工棚里的口头禅。1996年6月25日，武宿收费站剪彩，堵在娘子关的长龙就此散架。那天现场鼓号喧天，他却趁乱躲到护坡边，一个人抽了根很呛的旱烟。有工人走过去说：“书记，路修成喽！”他猛吸一口：“成？还早呢，下一段得接河北。”
机场扩建、火车站翻新、乡镇公路硬化……这些工程带来的数字增长，固然能写进报表，可他更在意教室里那盏不再闪烁的灯。1994年一次电视台义演，他把整月工资塞进募捐箱，转身提醒导演：“别拍我，拍孩子。”四天后，全省涌来八十多万元善款，捐钱的既有拄拐的老人，也有省城中学生。有人纳闷：“三十块五十块汇过来，你真看得上？”他憨笑：“滴水能汇流，山里娃就指望这点水。”
教育不仅是钱袋子问题。1993年教师节，他在公开信里拍板：民办教师每月补贴再加二十、公办教师工龄津贴上调，五十个贫困县中学马上动工改造。财政厅刚算完账愁眉苦脸，他一句“先欠着，也得干”扔过去，转身就往北京跑资金。至1995年，山西师范类毕业生留省比例提升了八个百分点，高考上线率也翻了番，这些数字在北京不会引起轰动，却被县里老师当作茶余谈资。
修路、办学之外，他对“带枪的案子”盯得更紧。临猗“菜农被打死”事件发酵时，一些人私下递条子求情，他拍案：“再替凶手说话，先查你！”终审结果，两名主犯伏法，公安局长获刑。当有人提醒他“惹了不少仇”，他耸肩：“少个书记不碍事，多条人命才碍事。”
同样的态度用在忻州警方窝案。案件久拖不决，他发话给地委书记：“拿不下就把帽子摘了换人。”七天后，涉案局长落网。护送嫌犯上路那晚，胡富国在办公室踱步，警卫劝他早点休息，他摇头：“老百姓等这口气，有人得给。”
故事传开，太原街头出现一副新春对联：胡书记清政扶贫困，三晋人奋发奔小康。记者采访写对联的老人，老人笑道：“欠他的情，我们这一辈子怕还不完。”有人质疑“个人崇拜”，他听了哈哈：“写我名字就叫崇拜？写了孟姜女也没见墙倒。”
1999年，胡富国卸任省委书记，回京担任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火车离开太原时，他把头伸出窗，盯着远处山峁，良久不语。同行老秘书说：“书记，路修好了，学校也修好了。”他嗯了一声，却没有回头。
这些年，山西人提起胡富国，总会先想起那双满是煤屑的手：捧过矿石，也给处长拎过包，更握过孩子们稚嫩的小手。有人总结他的性格“不够官气”，可正是这股不官的倔劲，让三晋大地添了一条高速、一座电厂、无数间教室，也让一句“别想着天上掉馅饼”在一代父老的记忆里，变成一句笃定的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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