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娘，你疯了？天这么黑，雪这么大，要是让李大壮那伙人看见，会打死我们的！”我揣着那碗能要命的红薯汤，浑身抖得像筛糠。
娘却一把攥住我的胳膊，眼睛在昏暗的油灯下亮得吓人：“他再不是东西，也是条人命！咱们老王家的人，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冻死在门口！”
“可那是个臭……”
“没什么可是的！”娘的声音不大，却一个字一个字地砸在我心上，“咱们救的不是他的身份，是这条命！快去！不然，你就别认我这个娘！”
1968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也特别凶。
我们红旗村的天，像是被谁用墨汁泼过一样，整日里都阴沉沉的。北风从光秃秃的燕山山脉上刮下来，像无数把锋利的小刀，割在人脸上，生疼。
就在这样一个天寒地冻的下午，一辆轮胎上挂满泥浆的解放卡车，怒吼着停在了村口那棵歪脖子老槐树下。
车厢的帆布帘子被粗暴地掀开，几个戴着红袖章的年轻人，从上面推下来一个人。
那个人很高，但瘦得像一根竹竿，身上那件单薄的黑棉袄，被风一吹，就紧紧地贴在骨架上。他戴着一副镜片裂了一道的黑框眼镜，脸色苍白得像纸，嘴唇冻得发紫，只有那双眼睛，在扫过周围一张张麻木或好奇的脸时，还透着一股说不出的倔强。
村里的民兵队长李大壮，挺着他那圆滚滚的肚子，神气活现地走上前去。他一把揪住那人的衣领，像是拎着一只小鸡，将他拖到了村委会门口临时搭起来的批斗台上。
“乡亲们！都来看看！这就是从城里来的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叫顾延年！”
李大壮的声音洪亮，唾沫星子在冷空气里溅出一团白雾。
“这种人不劳动，光会看洋书，思想都烂透了！现在，他被下放到我们红旗村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大家说，我们该怎么教育他？”
人群里，稀稀拉拉地响起几句口号。
一些半大的孩子，觉得这是个好玩的游戏，嘻嘻哈哈地从地上捡起冻硬的泥块和烂菜叶，朝着台上扔去。
我和娘挤在人群的最后面。娘不让我往前凑，只是用她那粗糙的大手，死死地攥着我的手。我能感觉到，她的手心，一片冰凉。
我那时十二岁，不懂什么叫“反动学术权威”，只觉得台上那个被叫做顾延年的人很可怜。泥块砸在他身上，发出沉闷的“噗噗”声，他却站得笔直，一声不吭，任由污秽沾满他那件本就不堪的棉袄。
李大壮见气氛不够热烈，目光在人群里扫了一圈，最后落在了我和娘的身上。他嘴角一撇，露出一丝轻蔑的冷笑，故意提高了嗓门：
“有些人哪，就是阶级立场不坚定！看到这种牛鬼蛇神，没有一点革命的愤怒！还在那杵着！王秀芬，说你呢！”
娘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她把我往身后拉了拉，低着头，没有作声。
我知道，李大壮是在故意找茬。
他年轻时就觊觎我娘的美貌，托人上门提亲，被我娘给拒了。后来我娘嫁给了当兵的我爹，李大壮便怀恨在心。我爹在前线牺牲后，他就更觉得我们孤儿寡母好欺负，处处给我们使绊子。
如今他借着运动当上了民兵队长，在村里说一不二，更是把我们家当成了他立威的靶子。
看着娘隐忍的模样，和李大壮那副小人得志的嘴脸，我心里又怕又气。
批斗会一直开到天黑才散。
顾延年被安排住进了村西头的牛棚，那地方四面漏风，夏天臭气熏天，冬天更是能把人活活冻成冰坨子。
村民们三三两两地散了，一边走一边议论着。
“看他那身板，怕是活不过这个冬天喽。”
“可不是嘛，城里人，哪受得了这个罪。”
风，越刮越紧，雪粒子开始夹杂在风里，打在脸上，像针扎一样。
一个黑暗、漫长的冬天，就这么开始了。
夜里，风雪果然下大了。
北风像一头饿狼，在窗外鬼哭狼嚎，把窗户纸刮得“呼啦啦”直响，仿佛随时都要被撕碎。
我裹着厚厚的棉被躺在炕上，身上是暖和的，心里却一阵阵发冷。
脑子里，翻来覆去都是下午在批斗台上看到的那一幕。顾延年那张惨白又倔强的脸，和他身上那件单薄的黑棉袄，怎么也挥之不去。
他现在一个人在牛棚里，会不会……已经被冻死了？
我不敢再往下想，把头蒙进了被子里。
过了不知道多久，我迷迷糊糊地感觉到身边的娘坐了起来。她动作很轻，摸索着下了炕。
我悄悄掀开被子一角，只见娘借着窗外雪地反射的微光，披上衣服，走进了灶房。
过了一会儿，一缕微弱的、昏黄的灯光从灶房门缝里透了出来，伴随着轻微的拉风箱的声音。
我好奇地爬起来，赤着脚，悄悄地走到灶房门口。
娘正蹲在灶台前，点亮了那盏熏得发黑的煤油灯。她从米缸里，小心翼翼地舀出仅剩的一点红薯干，又抓了一小把快要见底的面粉，就着锅里的雪水，开始熬一锅热汤。
在那个人人肚子里都缺油水的年代，这一点红薯和白面，对我们家来说，已经是难得的口粮了。
娘要做什么？
汤很快就熬好了，锅里翻滚着黄澄澄的红薯和白色的面疙瘩，一股香甜的热气在小小的灶房里弥漫开来。
娘盛了满满一碗，那只粗瓷碗的边上，还有好几个豁口。
她端着碗，一转身，看见了我。
“秀英？怎么起来了？快回炕上，别冻着。”娘的声音有些沙哑。
“娘，你熬汤干啥？”我小声问。
娘沉默了一下，她看了一眼窗外漆黑的夜，叹了口气，说：“给牛棚那人送去。”
我的心猛地一跳，睡意全无。
“娘！”我吓得声音都变了调，“你疯了！要是让李大壮知道了，他会打死我们的！”
“嘘——小点声！”娘连忙把手指放在嘴边。
她把我拉到身边，蹲下来，用那双熬得通红的眼睛看着我。
“秀英，娘知道你怕。娘也怕。”
“可是，你看外头这天，这雪，是要活活把人往死里整啊。那个人，不管他犯了啥错，都是一条人命。咱们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冻死饿死在咱村里。”
娘顿了顿，声音里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
“一口热汤，现在对他来说，就是一条命。”
她把那碗滚烫的汤塞到我的怀里，又手脚麻利地找来一件我爹留下的旧棉袄，把碗严严实实地包起来，防止它冷掉。
“去吧，孩子。从后院走，别走大路，别让人看见。快去快回。”
我抱着那碗沉甸甸的热汤，只觉得它烫得我心口发慌。
我害怕，怕得两条腿都在发抖。我怕黑，怕外面吃人的风雪，更怕李大壮那张凶神恶煞的脸。
可是看着娘那双充满恳求和信任的眼睛，我拒绝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
我咬了咬牙，点了点头。
娘欣慰地摸了摸我的头，帮我把头巾裹好，又叮嘱了一句：“送到了就赶紧回来，啥也别说。”
我抱着那碗汤，像抱着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火炉，推开了后门，一头扎进了那无边的风雪和黑暗之中。
从我家后院到村西头的牛棚，平时不过是几分钟的路程。
可是在那个雪夜里，我感觉自己走了一个世纪那么长。
雪下得很深，一脚踩下去，就没了膝盖。寒风卷着雪花，劈头盖脸地砸过来，我的眼睛都快睁不开了。
怀里的那碗汤，是我唯一的支撑。我死死地抱着它，生怕洒掉一滴。它的温度，透过厚厚的棉袄，温暖着我冰冷的手，也给了我一点点前行的勇气。
牛棚离村子有段距离，孤零零地立在村西头的一片空地上。
走近了，一股牲口粪便和草料腐烂的混合臭味，夹杂着刺骨的寒气，扑面而来。
牛棚的门，只是一扇破烂的木栅栏，被风吹得“吱呀”作响。
我侧着身子，从栅栏的缝隙里挤了进去。
里面比外面更黑，更冷。几头老牛缩在角落里，呼出的白气在黑暗中若隐若现。
我借着微弱的光，在最里面的一个草堆旁，看到了顾延年。
他整个人蜷缩在一起，身上胡乱盖着一些稻草，一动不动，像是已经冻僵了。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叔……叔叔？”我试探着，用蚊子一样的声音叫了一声。
草堆动了一下。
他缓缓地抬起头，那双藏在乱发和镜片后面的眼睛，警惕地睁开了。
在这样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他的眼神，像两点冰冷的寒星，充满了戒备和麻木。
我被他看得有些害怕，但还是鼓起勇气，把怀里的碗掏了出来。
棉袄一解开，汤的热气瞬间在冷空气中升腾起来。
“俺娘……俺娘让我送来的。”我结结巴巴地把碗递过去，“快喝吧，还是热乎的。”
他没有立刻接，只是死死地盯着我，又看了看我手里那碗冒着热气的汤。
他的眼神很复杂，有惊愕，有怀疑，还有一丝我当时看不懂的、剧烈的波动。
我们就这样僵持着，时间仿佛凝固了。牛棚里，只听得见风声和老牛粗重的喘息声。
终于，他那双干裂到起皮的嘴唇，微微颤抖了一下。
他伸出手，那是一双属于读书人的手，手指修长，但此刻却又脏又瘦，指甲缝里全是黑泥。
他的手抖得很厉害，几乎端不稳那只碗。
我连忙上前一步，帮他扶住。
他低着头，开始一口一口地喝汤。
他喝得很慢，很慢，仿佛不是在喝汤，而是在进行某种庄严的仪式。
每一口热汤咽下去，他都会停顿一下，喉结上下滚动，发出轻微的声响。
我看到，有两行滚烫的液体，从他的眼角滑落，滴进了那碗汤里。
我不知道那是泪水，还是融化的雪水。
一碗汤，很快就见了底。他甚至用意志力控制着颤抖，把碗底最后一点面疙瘩都舔舐干净了。
他把空碗递还给我，嘴唇翕动了几下，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只发出了一声沙哑的、几不可闻的叹息。
我接过碗，按照娘的吩咐，什么也没问，转身就往外走。
“等等。”
身后传来了他嘶哑的声音。
我停下脚步，回过头。
他看着我，郑重地问：“你……叫什么名字？”
“王秀英。”
“王秀英……”他重复了一遍我的名字，点了点头，“我记住了。谢谢你……和你娘。”
那一刻，我感觉他那双冰冷的眼睛里，似乎有了一点点微光。
从那天起，每天深夜，给顾延年送一碗热汤，就成了我和娘之间最大的秘密。
有时候是红薯面疙瘩，有时候是玉米糊糊，有时候，娘甚至会奢侈地卧上一个鸡蛋。
娘说，人在遭难的时候，肚子里得有点实在东西，才能撑得住。
顾延年从不主动跟我要，但每次我送去，他都会默默地吃完。我们之间，没有太多的话，但那种无声的默契和信任，却在一天天加深。
当然，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李大壮是个精明又多疑的人。我们家的灶房，在那个家家户户都只能喝清汤寡水的冬天里，夜夜亮灯，自然引起了他的怀疑。
他开始三天两头地来我家找茬。
今天说我家的自留地占了集体的地界，要我们拔掉刚种下的白菜。
明天又说我娘出工不出力，克扣我们家本就少得可怜的工分。
他还开始在村里到处散布风言风语，说我们家“同情反革命”，跟“臭老九”私下里有勾结，思想有问题。
村里人本来就怕事，听了这些话，更是像躲瘟疫一样躲着我们。
走在路上，没人跟我们打招呼，背后却能感觉到无数道指指点点的目光。
那段日子，我和娘，仿佛成了村子里的孤岛。
我心里委屈，也害怕，好几次都对娘说，要不算了吧。
娘每次都只是摸着我的头，用一种异常平静的语气说：“秀英，做好事，是不怕鬼敲门的。挺过去，就好了。”
就是在娘这种朴素的执拗中，我们陪着顾延年，度过了那个漫长而又寒冷的冬天。
转眼就到了一年里最冷的时候，数九寒天。
大雪封山，我们村子和外界的联系几乎都断了。
一天夜里，我照常揣着一碗热乎乎的玉米糊糊，去了牛棚。
可我刚一进去，就感觉到了不对劲。
今天的牛棚里，安静得有些可怕。
我走到草堆旁，低声喊了一句：“顾叔叔？”
没有回应。
我心里一慌，连忙凑过去，借着月光，只见顾延年躺在草堆里，脸色潮红，呼吸急促而滚烫，嘴里还说着听不清的胡话。
我伸手一摸他的额头，烫得吓人！
他发高烧了，已经烧得人事不省。
我吓坏了，碗也顾不上了，连滚爬爬地跑回家。
“娘！娘！不好了！顾叔叔他……他快要死了！”我带着哭腔，一头撞进了家门。
娘正在灯下缝补我的旧棉袄，听到我的话，针一下子扎进了手指里，一滴血珠冒了出来。
她也顾不上疼，一把拉住我：“怎么回事？说清楚！”
我把顾延年的情况跟她说了一遍。
娘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无比凝重。
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尤其是在这大雪封山的冬天，发一场高烧，是会要人命的。
娘在屋子里焦急地来回踱步。
突然，她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猛地停住脚步，转身就往里屋走。
片刻之后，她抱着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军大衣走了出来。
那件军大衣，是我爹牺牲后，部队派人送回来的遗物。是我爹留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念想了。这么多年，娘一直把它珍藏在箱子底，连我都舍不得让我多碰一下。
“娘，你……”我愣住了。
“这衣服厚实，能挡风。”娘的眼睛里闪着泪光，但语气却异常坚决。
她又跑到柜子前，在一个小铁盒里翻了半天，翻出两片用蜡纸包着的小药片。
“这是你爹当年留下的退烧药，一直没舍得用。你……你拿去，给他灌下去。”
我呆呆地看着娘手里的军大衣和药片，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在那个连一尺布票都金贵无比的年代，一件军大衣，几乎就是我们这个家的半个家当。而那两片药，更是救命的东西。
娘这是……要把我们家最宝贵的东西，都拿去救那个跟我们素不相识的“臭老九”。
“快去啊！还愣着干什么！再晚就来不及了！”娘见我发呆，急得推了我一把。
我回过神来，重重地点了点头，接过军大衣和药片，再次冲进了风雪里。
这一次，我跑得比任何一次都快。
我用雪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那两片药给顾延年灌了下去。然后，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把他那冰冷的身体扶起来，将我爹那件宽大的、带着樟脑丸味道的军大衣，严严实实地给他裹在了身上。
做完这一切，我几乎虚脱了。
我守在他身边，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才摸着黑，偷偷地溜回了家。
第二天一整天，我和娘都提心吊胆，如坐针毡。
到了夜里，我再次去牛棚的时候，心都快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
我走到草堆旁，惊喜地发现，顾延年竟然已经醒了！
他身上的高烧已经退了，虽然还是很虚弱，但眼神却清明了许多。
他看到我，挣扎着想要坐起来。
“别动。”我连忙按住他，“你刚好一点。”
他躺了回去，目光落在了身上那件军大衣上。他伸出手，轻轻地抚摸着那片洗得发白的绿色的确良布料。
“这……”他的声音沙哑得厉害。
“是我爹的。”我小声说，“你昨天发高烧了，俺娘让我拿来给你盖的。”
他抚摸着军大衣的手，停住了。
他就那么静静地看着我，看了很久，很久。
那眼神里，有感激，有震撼，还有一种我无法言说的，如同山一般沉重的情感。
“秀英，”他缓缓地开口，“大恩不言谢。这份情，我顾延年，记一辈子。”
那个最冷的冬天，终究还是过去了。
开春后不久，村子里的积雪刚刚融化，一天下午，一辆绿色的军用吉普车，毫无征兆地开进了我们红旗村。
这可是在我们村里炸开了锅。
吉普车直接开到了牛棚门口，从车上下来两个穿着军装的年轻人，不由分说，就将顾延年扶上了车。
整个过程，没有跟村里任何人打招呼，包括李大壮。
李大壮闻讯赶来的时候，吉普车已经发动了。他想上前盘问，却被其中一个军人一个凌厉的眼神给瞪了回去，吓得他没敢再动。
我那天正好在村口放羊，眼睁睁地看着那辆吉普车，从我身边开了过去。
车开得很慢，顾延年坐在后排，他换上了一身干净的蓝色干部装，头发也梳理过了，整个人恢复了几分读书人的儒雅。
当车经过我身边的时候，他转过头，透过满是泥点的车窗，深深地，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他什么也没说。
我也什么都没说。
吉普车很快就消失在了山路的尽头，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顾延年，就这么走了。
他甚至没有来得及，把我爹那件军大衣还给我们。
时间，就像村口那条缓缓流淌的小河，无声无息，却又从未停止。
一晃，十八年过去了。
当年那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已经长成了一个三十岁的妇人。
这十八年，我们家的日子，过得异常艰难。
顾延年被接走后，李大壮因为在他面前吃了瘪，把这笔账，变本加厉地算在了我们家的头上。
他当上了村支书，后来又不知道走了什么门路，调到镇上的农机厂当了副厂长。
无论他身份怎么变，唯一不变的，就是对我们家的打压和刁难。
我因为当年的事情，背上了“立场不稳”的黑材料，初中毕业后，就再也没能升学。后来托了好多关系，才进了李大壮当副厂长的农机厂，干着最脏最累的冲压车间的活。
娘的身体，也因为常年的劳累和心情郁结，一天不如一天，头发早就白了一半。
唯一的指望，就是我的弟弟，王卫国。他争气，考上了县里的中专，毕业后也分进了农机厂，成了一名技术员。
眼看弟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也处了一个不错的对象。可女方家提出了一个在当时看来，天经地义却又让我们家无法企及的条件：
必须在厂里分到一间新房，才肯嫁过来。
那时候，厂里正好盖了一批新的家属楼。按照工龄、贡献、家庭困难程度等各项积分来算，我的积分，在全厂都是最高的。
那套两室一厅的新房，本该是板上钉钉属于我的。
可是，我的申请报告交上去之后，却如同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而负责分房工作的，正是副厂长李大壮。
我去找了他好几次，他每次都是一副皮笑肉不笑的样子，用各种理由搪塞我。
“哎呀，秀英啊，不是我不帮你。实在是申请的人太多了，领导们要综合考虑嘛。”
“你的情况我们都知道，再等等，再等等，下次，下次一定有你。”
直到最后一次，我把他堵在了办公室里。
他关上门，上下打量着我，眼神里露出一种令人作呕的、不怀好意的光。
“秀英啊，你看你，也老大不小了，还没成家。一个人带着个老娘和弟弟，不容易啊。”
他一边说着，一边绕过桌子，朝我走了过来。
“房子的事嘛，也不是不能办。”他压低了声音，油腻的脸上堆满了暗示性的笑容，“就看你，懂不懂事了。”
“今天晚上，加个班。你来我办公室，我们……单独聊聊，好好研究一下你的困难。”
我浑身的血，在那一瞬间，全都凝固了。
我死死地瞪着他，只觉得一阵阵的反胃和恶心。
“李大壮，你做梦！”我从牙缝里挤出这几个字，转身就跑出了那个让我窒息的办公室。
回到家，看着因为弟弟婚事而愁得吃不下饭的娘，再想到李大壮那副丑恶的嘴脸，我所有的委屈和愤怒，在那一刻，都化作了深深的绝望。
难道我们这样的人家，就注定要被这种人踩在脚底下，一辈子都翻不了身吗？
难道当年的那一点善心，换来的，就是这十八年都摆脱不掉的噩梦吗？
我甚至开始怀疑，娘当初的坚持，到底是对是错。
那个叫顾延年的人，这十八年来，音讯全无。也许，他早就把我们忘了吧。又或者，他自己也早已是自身难保。
那件军大衣，终究是……白送了。
我们一家人，似乎已经被逼到了绝境的悬崖边上，再往前一步，就是万丈深渊。
就在我们全家被逼得山穷水尽，连最后一丝希望都快要熄灭的时候，一个惊天动地的消息像石头一样砸进了农机厂这潭死水里——上面要派大领导下来视察，听说是从北京来的，级别高得吓人，跟一项国家级的重点国防工程有关！
这个消息让李大壮兴奋得几乎癫狂。他把这次视察看作是自己仕途上最重要的跳板，动员全厂上下，把厂区里的每一块砖都擦得能反光。他自己更是新做了身“的确良”干部装，把头发梳得油光锃亮，对着镜子练习了上百遍谦卑又热情的笑容。
视察那天，几辆气派的黑色“伏尔ga”轿车，在全厂上百双眼睛的注视下，缓缓驶入了尘土飞扬的厂区，那铮亮的黑漆和我们灰扑扑的世界显得格格不入。李大壮腆着他那标志性的啤酒肚,搓着一双汗手，一路小跑地迎了上去，准备在为首的领导下车时，献上自己最完美的媚笑。
头车的车门打开了，先下来的是一个穿着灰色中山装，面容威严，气度不凡的中年男人。李大壮的腰立刻又弯了三分，刚要开口喊“首长好”，他的话就卡在了喉咙里。
因为，从车里紧跟着下来的第二个人，让他脸上的血色瞬间褪得一干二净。
那人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肩章上缀着一颗金光闪闪的将星，在十一月的阳光下刺得人睁不开眼。岁月在他脸上刻下了风霜，让他比记忆中成熟了许多，可那双深邃又锐利的眼睛，那份刻在骨子里的儒雅与坚毅，却丝毫未变。
我娘激动地用手死死捂住嘴，不让自己哭出声来，指甲深深掐进了肉里。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攥住，几乎停止了跳动。
是他，顾延年！
李大壮脸上的肌肉疯狂地抽搐着，那表情比哭还难看，他结结巴巴，几乎不成语调：“顾……顾……你……”
顾延年根本没看他，仿佛他只是一团碍事的空气。
他越过僵在原地的李大壮，迈着沉稳而有力的步伐，径直向我们走来。全厂的目光，都随着他的军靴移动。
他在我们面前站定，沉默地看着我娘满头的白发和我粗糙的双手，那双见过大风大浪的眼睛里，瞬间涌上了浓重的水雾。
就在这时，一阵突如其来的穿堂风猛地刮过。
那位中山装首长正拿着一个文件夹跟秘书说着什么，风一下就把文件夹最上面的一张纸给卷走了。
那张纸在空中打了几个旋，像一只失去了魂魄的白色蝴蝶，飘飘荡荡，不偏不倚，正好落在了我的脚边，正面朝上。
我下意识地弯腰想去捡。
也就在我视线触及那张纸的瞬间，我的整个世界，轰然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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