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七年十月十七日，报纸上登了一则短讯：前清皇帝溥仪病逝。我对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溥仪。我的丈夫，我的皇上，我这一生绕不开的影子。
报上说他临终留了话，说对不起党和国家，也对不起最后那位妻子李淑贤，没让她留下一儿半女。
读到这儿，我忽然想笑。五个妻子，一生无后。这结局，其实早在一九二二年大婚那夜就注定了。
我拉开抽屉，里头压着几本泛黄的日记。从一九二二到一九三一，从紫禁城到天津，从皇后到被废的女人。这些年，我写满了那个曾月耗两百斤猪肉的“囚徒”，也写尽了自己半生的荒唐。
如今，我总算能把这些话说出来了。
大婚那夜，他没来。
我就坐在养心殿东暖阁的龙凤床上，听外头的更漏一声接一声。红烛泪堆在案上，一坨一坨的，像凝住的血。
太监说，皇上去祭祖了，这是礼数。可我心里明白，那不过是个借口。真正的原因，是他在《我的前半生》里才写透了的——他的身子，早被一群宫女掏空了。
那时候我还不懂。只想着，他是皇上，我是皇后，往后总该像寻常夫妻那样过日子吧。
第二天清早，他终于露面。人瘦，脸色白苍苍的，眉眼总笼着散不掉的愁。他和我寒暄几句，客气得像见远亲，没坐一会儿便走了。
后来我才明白，他不是不喜欢我，是他压根不知道怎样做个男人。
进宫几个月，紫禁城的真相慢慢浮了出来。
退位之后，民国政府每年还拨四百万银元作“优待费”。这笔钱，养活了整座宫城的奢靡。
御膳房每日摆三四桌菜，六七十样，加上各宫太妃添的，足有上百道。皇上坐下来，拿起筷子，又放下。他说：“这些啊，都是摆着看的。”
他只能吃半饱——太妃们说，养生得这样。于是，这位领四百万银元补贴的“天子”，半夜溜去太监房里，偷啃喂鱼的馊馒头。
我在日记里写：紫禁城南北长九百六十一米，东西宽七百五十三米。这是皇宫，也是我们的牢。
皇上同我说过，他从小被太监宫女伺候着长大，吃饭穿衣睡觉，连袜子都不必自己动手。三岁起，他成了这宫殿名义上的主人，实际上却是最深的囚徒。
极致的富贵背后，是极致的孤清。他有好几个“皇额娘”，却没尝过一日母爱。唯一亲近的只有奶娘王氏，直到六岁还没断奶。
看着这样的他，我心里发酸。我们都是这制度的祭品，只是他陷得比我更深。
有些事，到底瞒不住。
皇上偶尔会和我提起奇怪的话头。聊着聊着，忽然低声说：“婉容，朕……小时候在宫里，有些事忘不掉。”
我问是什么事，他又抿唇不言语了。
后来我明白，他是在试探。他想坦白那些宫女的事，却怎么也开不了口。
直到读了他那本《我的前半生》。里头写，一九一二年退位后，太监懒得守夜，便想了条毒计：为防溥仪夜里乱跑，他们把年长的宫女推到他床上。那些宫女比他大得多，拿年幼的皇帝当作了宣泄的玩物。
她们教他做“那事”，直到他筋疲力尽才罢休。天亮起身，他常眼前发黑，连太阳看着都是黄的。
太监们不光不拦，还弄来壮阳药逼他服。药力催出来的虚火，彻底烧毁了他该有的发育。这种透支，让他后来见到女人就止不住地心悸。
读到这段时，我在日记里只写了一行：原来大婚那夜的空床，不是意外，是命。
一九二四年春，文绣终于忍不下去了。
她在法庭上公开控诉，结婚这么多年，皇上从未碰过她。一桩丑闻，撕掉了大清最后的脸面。
皇上把我叫去，说：“婉容，朕对不住你们。”
我问：“皇上既知对不住，为何还要娶五个妻子？”
他沉默良久，才道：“朕也想有个家，像普通人那样过日子。可朕……做不到。”
是啊，他做不到。那些宫女在深夜掏空了他的身子，太监的虎狼药毁了他的根本，太妃们用明黄的规矩捆住了他的魂。
他娶了婉容、文绣、谭玉龄、李玉琴，还有最后的李淑贤。五个女人，五张空床。白天说说笑笑，夜里各回各房。
这种“绝户”的命，像是爱新觉罗家的诅咒。从同治到光绪，末了三朝皇帝都没留下儿子。到了溥仪这儿，宫女和太监把这出悲剧加速演完了。
我在日记里写：我们五个，都是这时代的陪葬。
冯玉祥的军队进北京那年，宫里的天彻底变了。
修改后的优待条款断了四百万银元，还要把皇上赶出紫禁城。
太妃们成天哭，皇上在养心殿来回踱步。我坐在廊下，看这住了三年的宫墙，忽然感到一阵解脱。
那些明黄的琉璃瓦，那些重重殿宇，那些夜夜独守的榻——终于要结束了。
皇上拉着我的手说：“婉容，咱们得走了。”
我说：“走了也好。这明黄的笼子，总算关不住咱们了。”
可我们都清楚，真正关住我们的，从来不是紫禁城的墙。
天津那几年，表面是新天新地。
皇上学开车、学英文，想做“现代公民”。我也穿上旗袍、烫了头发，扮成“摩登女性”。
可底子的裂痕，盖不住。
皇上迷上照相，给太监宫女拍，给花拍，也给我拍。照片里我穿着旗袍，脸上在笑，可那笑容僵得像纸糊的。
他开始接触日本人，做着“复辟大清”的梦。我劝他别走这条路，他不听。他说：“朕已经没什么可失去了。”
我说：“皇上还有我们。”
他摇摇头：“朕给不了你们想要的，给不了一个完整的家。”
一九三一年，文绣登报离婚，闹得满城风雨。她说，九年夫妻，从未同房。
皇上看着报纸，一言不发，只坐在书房里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烟圈吐出来，散开，像他这一生。
我在日记里写：文绣走了，下一个，该是我了。
后来，我们去了东北，做了“满洲国”的傀儡。
皇上以为能借此光复大清，却不晓得那是另一座牢。
宫里的日子比紫禁城更难熬。日本人处处盯着，连他见谁都要准。他成了真正的傀儡，连那四百万银元的虚名都没了。
我开始抽烟、喝酒，后来甚至抽上鸦片。我得找点东西撑着，什么都行。
皇上偶尔来我房里，坐坐便走。他说：“婉容，对不住。”
我回：“别说了，我明白。”
我们像两个溺水的人，互相望一眼，然后各自沉下去。
谭玉龄来了，二十二岁就死了。李玉琴来了，也是守活寡。皇上在书里写，他对她们有情，但身子做不到。
我在日记里写：这身子早就废了。废在那些深夜，废在那些宫女手里，废在太监的药汤里，废在四百万银元的荒唐岁月里。
战事结束，他成了战犯，我进了精神病院。
再没见过他。
只断续听到些消息：他在战犯管理所改造，学会了种地、做鞋、写检讨。他开始回想自己这一生，写出那本《我的前半生》。
书里写了很多——宫城的奢靡，四百万银元，宫女的糟践，太监的毒计，五次婚姻的失败，身子的彻底垮塌。
他说：“我的身体在童年就被掏空了。”
读到这句时，我躺在病院的床上，眼泪突然就涌了出来。这句话，我早在一九二三年就写在日记里了。他用了三十多年，才肯承认。
如今，读到他最后的遗嘱。
他说对不住党和国家，改造他不容易，他却没贡献什么。他说对不住李淑贤，没留个一儿半女。
我忽然想问：那婉容呢？文绣呢？谭玉龄呢？李玉琴呢？我们五个，算什么？
可我知道，他不会回答了。
他这一生，被宫女掏空了身，被太监毁了根本，被太妃缚了魂，被皇权耗尽了命。他要了五个女人，却没给任何一人一个完整的丈夫。
这悲剧不止是他一人的悲剧，是一个旧时代塌陷的回声。那个曾月耗两百斤猪肉的孩子，那个领四百万银元补贴的“天子”，那个被深夜吞噬的“皇帝”，最后静静地走了。
我在日记最后一页写道：
他走了，带着五个女人的岁月与空房，带着被掏空的身子和烧尽的魂。紫禁城的明黄，终究是一场大梦。
如今，梦该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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