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妈，那件旗袍，我给您留着做个念想吧？”我握着母亲枯瘦的手，试图劝慰。
母亲安杰，这个讲究了一辈子、体面了一辈子的女人，在生命的尽头，却执意让我烧掉她压箱底近五十年的唯一一件旗袍。
“烧掉！不许任何人看！”她用尽最后的力气命令我，眼神里是我从未见过的决绝与恐慌。
我不知道，这件墨绿色的旗袍里，到底藏着怎样惊天的秘密，竟能让她带着这份执念，走向生命的终点。
2003年的秋天，青岛的空气里已经带了些许凉意。梧桐树的叶子开始泛黄，一片片地往下落，铺满了我们家小院的石板路。
我母亲安杰，已经在医院的病床上躺了整整三个月。
肺癌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全身。医生摇着头，告诉我们，最多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这个消息像一块巨石，压在江家的每一个人心上。
我父亲江德福，那个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都没皱过一下眉头的海军司令，如今却像个丢了魂的孩子。他整日整日地守在病床前，握着母亲的手，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眼眶红得吓人。他那宽厚硬朗的背，仿佛一夜之间就佝偻了下去。
这天下午，天气难得的好。父亲带着家里的孙子孙女们，去院子里晒太阳，想让家里沾点活人的气息。病房里，就只剩下我和母亲两个人。
母亲躺在床上，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曾经丰腴的面颊深深地凹陷下去，皮肤也失了光泽，像一张揉皱了的旧报纸。可她的眼睛，那双曾经顾盼生辉、勾走我父亲魂魄的眼睛，此刻依旧是亮的，像两颗在灰烬中燃烧的星子。
她一辈子都要强，要体面。即便是在病入膏肓的现在，每天早上醒来，她都会让我帮她把头发梳得整整齐齐，换上干净的衣服。她不能容忍自己有一丝一毫的邋遢和不体面，哪怕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
“亚菲。”她的声音很轻，像风吹过枯叶，带着沙沙的声响。
“妈，我在呢。”我连忙俯下身，将耳朵凑到她嘴边，同时握紧了她那只冰凉得没有一丝温度的手。
“我有件事，要你……要你帮我做。”她说话很吃力，每一个字都像是从肺里挤出来的。
“您说，妈，您说，我什么都听您的。”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
她艰难地转过头，目光投向病房角落里那口蒙着白布的樟木箱子。
那口箱子，是我们家最神秘的存在。那是当年母亲从青岛娘家带来的唯一一件嫁妆，跟随了她快五十年，从青岛到海岛，又从海岛回到青岛。她宝贝得不得了，平时连我父亲都不许碰，上面的铜锁，只有她自己有钥匙。
“箱子……箱子最底下……”她喘了口气，继续说道，“有一件旗袍。墨绿色的，丝绒的，上面绣着白玉兰。”
我愣住了。那口箱子，我从小到大都没见过母亲打开过。我一直以为里面装的是什么金银细软，没想到只是一件旗袍。
“我死之后，你……你把它烧掉。”
“烧掉？”我惊愕地抬起头，“妈，为什么？那不是您的嫁妆吗？烧了多可惜……”
“别问为什么。”母亲的语气突然变得严厉起来，那股子属于“资本家大小姐”的劲儿又上来了，“你照做就行。”
她的语气很快又软了下去，眼神里流露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哀求。
“亚菲，妈这辈子没求过你什么事。这件事，你一定要答应我。把它烧掉，烧得干干净净，不许任何人看。”
“妈……”我还是不理解。母亲爱美，爱漂亮衣服，这是全家都知道的事。一件压了五十年的旗袍，肯定是她极珍爱的宝贝，怎么会舍得烧掉？
“答应我！”母亲突然攥紧了我的手，那力气大得惊人，捏得我骨头生疼。她挣扎着想从床上坐起来，眼睛瞪得大大的，里面充满了恐慌和决绝。
“你要是不答应我，我……我死都不瞑目！”
我从没见过母亲这个样子。她一向是优雅的，从容的，哪怕是跟我父亲吵架吵得最凶的时候，也保持着她的姿态。可现在，她像一个即将溺水的人，抓着最后一根稻草。
我被她吓到了，连忙点头：“好好好，妈，我答应您，我答应您！您别激动，我一定照您说的办，一定把它烧掉，谁都不给看！”
听到我的保证，她紧绷的身体才慢慢松弛下来，重新躺回到枕头上，缓缓闭上了眼睛。
“记住……一定要烧掉……”
“谁都……不许看……”
她的声音越来越轻，越来越模糊，最后变成了几不可闻的梦呓。
我看着母亲憔E悴的脸，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又酸又涩。
那件墨绿色的旗袍，到底藏着怎样的一个秘密？
为什么母亲宁愿死不瞑目，也要将它付之一炬？
这个秘密，是连我那爱了她一辈子的父亲，都不能知道的吗？
当天晚上，母亲的情况急转直下，陷入了深度昏迷。
医生下了病危通知，告诉我们，做好准备吧，可能就是这两天的事了。
整个江家都笼罩在一片压抑的悲伤之中。几个哥哥姐姐从外地连夜赶了回来，姑姑德华也哭得跟个泪人似的。病房里、走廊上，站满了人，但没有一个人说话，只有压抑的抽泣声此起彼伏。
父亲依旧守在床边，像一尊沉默的雕像。他握着母亲的手，一遍又一遍地用他那粗糙的手掌摩挲着，嘴唇翕动，似乎在说着什么，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我看着父亲的背影，心如刀割。
他们这一对，吵了一辈子，闹了一辈子。父亲是目不识丁的大老粗，母亲是娇气的资本家小姐。他们的结合，在当年被所有人不看好，被称为“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可就是这样两个人，相濡以沫地走过了近五十年的风风雨雨。他们之间的爱，或许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却比任何人的都更深沉，更真实。
我知道，母亲的离去，会抽走父亲灵魂里最重要的一部分。
半夜，我被姑姑德华换下，让我回家去取些换洗的衣物。
深秋的青岛，夜里已经很凉了。我一个人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路灯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
回到那座我们生活了几十年的小院，一切都还是老样子，但处处都透着一股物是人非的凄凉。
我走进父母的房间，那口老旧的樟木箱子，就静静地立在墙角，像一个沉默的见证者。
母亲临终前的嘱托，又清晰地回响在我耳边。
“烧掉它，不许任何人看。”
我的心里，像有两只手在撕扯。理智告诉我，应该遵守对母亲的承诺。可那该死的好奇心，却像一只猫爪，在我心上挠来挠去。
到底是什么样的秘密，需要如此郑重地去掩埋？
我犹豫了许久，最终，还是鬼使神差地走到了箱子前。
母亲的钥匙就挂在床头。我取下钥匙，手微微颤抖地插进了那把锈迹斑斑的铜锁里。
“咔哒”一声轻响，箱盖被我打开了。
一股浓重的樟脑丸和旧时光的味道扑面而来。
箱子里，整整齐齐地叠放着一些母亲年轻时的旧衣服。大多是五六十年代流行的“布拉吉”（连衣裙）和列宁装，面料和款式现在看来已经很土气，但在当时，却是时髦的象征。
每一件衣服，都承载着一段回忆。这件是父亲第一次带她去北京时买的，那件是大哥出生时穿的……我仿佛能看到，年轻时的母亲，穿着这些衣服，在海岛的阳光下，笑得多么灿烂。
我一件一件地往外拿，动作很轻，生怕惊扰了那些沉睡的岁月。
终于，在箱子的最底层，我看到了那件旗袍。
它被一块干净的白布包裹着，保护得极好。
我解开白布，那抹深沉的墨绿色，便映入了我的眼帘。
是顶级的丝绒面料，在灯光下泛着幽暗而华贵的光泽。旗袍的款式是三十年代最经典的样子，高高的立领，精致的盘扣，开衩到大腿，每一处都透着极致的性感与优雅。
领口和袖口的位置，用银白色的丝线，绣着几朵含苞待放的白玉兰。针脚细密，栩栩如生，一看就是出自名家之手。
这件旗袍，美得让人窒息。
它和我那大大咧咧、甚至有些粗鲁的军人父亲，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产物。
我能想象，年轻时的母亲，如果穿上这件旗袍，该是何等的风华绝代。
我把旗袍从箱子里取出来，轻轻地抖开。它保存得非常完好，几乎没有一丝褶皱，面料也依然柔滑，像是从来没有被人穿过。
也对，母亲嫁到海岛后，就再也没有穿过旗袍。在那个年代，穿这种衣服，是会被人指着脊梁骨骂“资产阶级情调”的。
就在我准备将它重新叠好时，我的指尖，无意中触碰到了领口内侧的一处异样。
那里，似乎有些凸起。
我好奇地将领口翻过来，凑到灯光下。
我看到了一行字。
那行字很小，是用和旗袍内衬颜色相近的淡灰色丝线绣上去的，绣得工工整整，若不仔细看，根本无法发现。
我的心跳，莫名地开始加速。
我凑得更近了，借着昏黄的灯光，一个字一个字地仔细辨认。
那是一行娟秀的小楷，透着一股浓浓的书卷气。
“赠安杰吾妻，白首偕老。明远，一九五五年春。”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仿佛被重锤狠狠地砸了一下。
我愣在原地，浑身冰凉。
明远？
这个叫“明远”的男人是谁？
吾妻？
赠安杰吾妻？！
还有这个时间——一九五五年，春。
我清楚地记得，母亲和父亲是在1958年经人介绍认识，然后才结的婚。
那么，在1955年，在母亲还没有认识我父亲之前，这个叫“明远”的男人，就已经称呼她为“吾妻”了。
这件旗袍，是他送给母亲的定情之物？
“白首偕老”……
这四个字，像四根钢针，深深地刺痛了我的眼睛。
母亲和父亲，是相伴走到了白首。
可那个叫“明远”的男人，又去了哪里？
一个可怕的念头，在我脑海里疯长。
这件被母亲珍藏了近五十年，却又决意在死后烧掉的旗袍，难道，是属于另一个男人的？
母亲一辈子的骄傲和体面之下，到底隐藏着怎样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
这个叫“明远”的男人，像一根刺，扎在了我的心上。
我开始疯狂地想要知道真相。
我旁敲侧击地问过姑姑德华，问她知不知道母亲年轻时在青岛的事情。
姑姑想了半天，摇了摇头：“你妈嫁给你爸之前的事，我哪知道啊。那时候我在老家，你爸在部队，跟你妈也就是见过几面。只听说她家是资本家，长得漂亮，有文化，别的就不知道了。”
我又去问了父亲。
父亲正坐在母亲的病床前，给她擦拭手脚。他的动作很轻，很慢，仿佛在对待一件稀世珍珍。
“爸，您知道妈在认识您之前，有没有……有没有谈过朋友？”我问得小心翼翼。
父亲的手顿了一下，随即又继续擦拭起来。
“不知道。”他头也没抬，声音闷闷的，“你妈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她不想说的事，你拿炮轰也轰不开她的嘴。”
他顿了顿，又补充了一句：“不过，你妈刚嫁给我那会儿，是不怎么待见我。整天拉着个脸，跟谁欠她八百吊钱似的。我估摸着，她心里啊，八成是有人。”
父亲的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但我能听出那平淡背后，隐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酸楚。
线索，似乎就这么断了。
就在我快要放弃的时候，事情出现了转机。
母亲病逝后的第三天，家里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
是安杰的大嫂，也就是我的大舅妈，葛美霞。
葛美霞已经八十多岁了，头发全白，背也驼了，但那双眼睛，依旧精明得像个老狐狸。她和我母亲的关系，一向是面和心不和，这是我们全家都知道的秘密。
她一进门，就拉着我的手，挤出几滴鳄鱼的眼泪，干嚎了几声。
“我的好弟妹啊，你怎么说走就走了啊……留下我们这些老的，可怎么活啊……”
我看着她那副假惺惺的样子，心里一阵反感，但出于礼貌，还是把她让进了屋。
她在灵堂前坐了一会儿，眼睛却总是有意无意地往里屋瞟，那眼神，像是在寻找什么。
“亚菲啊，”她拉着我的手，状似无意地问道，“你妈那口从娘家带来的樟木箱子，还在吧？”
我的心猛地一紧。
“在呢，大舅妈。”
“哦，”她点点头，眼珠子转了转，“你妈年轻时候，有一件旗袍，墨绿色的，可漂亮了，是顶好的料子。那件旗袍，还在不在？”
我的心“咯噔”一下，差点跳出嗓子眼。
她怎么会知道那件旗袍？而且描述得如此准确？
难道，她知道“明远”的事？
我强作镇定，撒了个谎：“不知道啊，妈的遗物我们还没来得及整理。”
“哦，是吗？”葛美霞盯着我看了几秒，那眼神仿佛能看穿我的心思。她笑了笑，“没事，我就随便问问。那件旗袍要是还在，可得好好收着，那可是……一段念想啊。”
她话里有话。
等她走后，我越想越不对劲。
我立刻给远在海岛的老家，一个跟母亲当年关系最好的老邻居张婶打了个电话。张婶的记性很好，最喜欢聊些陈年旧事。
“张婶，我是亚菲。我想跟您打听个人。”
“你说。”
“您还记不记得，我妈年轻的时候，在青岛有没有一个叫‘明远’的朋友？”
电话那头沉默了。
过了许久，张婶才压低了声音，像是怕被谁听到一样。
“亚菲，你怎么会知道这个名字？这个人，可是你妈心里的一道疤啊，提都不能提的。”
我的心跳得更快了：“张婶，您快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我的再三追问下，张婶才叹了口气，将那段尘封了近五十年的青岛往事，缓缓道来。
那是在1954年。
那时的安杰，刚从青岛师范学校毕业，是市里一所小学的老师。她二十出头，正是一生中最好的年华。家境优渥，容貌出众，饱读诗书，是当时无数青年才俊追求的对象。
但安杰的眼光高，寻常的男子，她根本看不上。
直到她遇到了欧阳明远。
欧阳明远，是她师范学校的同学，也是全校公认的第一才子。
他的家世，比安杰家还要显赫。父亲是留洋归来的大学教授，母亲是法国学钢琴的艺术家。他自己更是才华横溢，写得一手好文章，弹得一手好钢琴，会画油画，甚至能用流利的法语背诵兰波的诗歌。
他斯文，俊秀，儒雅，身上有一种旧时代文人特有的忧郁气质。
用张婶的话说：“那小伙子，往那一站，就像画里走出来的人儿，跟你们这些大老粗完全是两个世界的人。”
安杰第一次注意到他，是在学校的图书馆里。
那天下午，阳光正好。他穿着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坐在靠窗的位置安静地看书。金色的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他的侧脸上，勾勒出完美的轮廓。
安杰说，那一刻，她的心跳，漏了一拍。
后来，他们自然而然地走到了一起。
他们是所有人眼中最登对的金童玉女。
他教她弹奏《月光曲》，她为他织灰色的羊毛围巾。
他们会一起在栈桥上看海鸥，在八大关的落叶里散步。他会给她念自己写的情诗，她会红着脸，靠在他的肩膀上。
那是安杰一生中最快乐，最无忧无虑的时光。
1955年的春天，在一次舞会上，欧阳明远向安杰求婚了。
他没有用戒指，而是送给了她一件旗袍。
就是那件墨绿色的，绣着白玉兰的丝绒旗袍。
那是他托人，从上海最有名的“红帮”裁缝那里，为安杰量身定做的。光是料子，就花了他父亲半个月的工资。
“安杰，”他对她说，眼睛里是化不开的柔情，“等今年秋天，你就穿着这件旗袍，做我的新娘。”
安杰靠在他的怀里，幸福得像在做梦。她在旗袍的领口，亲手绣上了那行字：“赠安杰吾妻，白首偕老。明远，一九五五年春。”
她以为，她的一生，就会这样幸福下去。
然而，命运的巨轮，却朝着不可预知的方向，轰然转向。
1955年的夏天，一场席卷全国的政治风暴，毫无征兆地来了。
“反右”运动开始了。
无数知识分子，一夜之间被打成“右派”，从受人尊敬的社会精英，变成了人人喊打的阶级敌人。
欧阳明远的父亲，那位学识渊博的大学教授，因为在一次会议上，多说了几句真话，第一个被揪了出来。
紧接着，灾难就降临到了欧阳明远自己头上。
有人向组织检举，说他思想“右倾”，平日里只看西方文学，不读革命著作；说他生活腐化，追求资产阶级情调；还说他与资本家小姐安杰往来密切，意图腐蚀革命队伍。
这些罪名，放在当时，任何一条都足以致命。
而那个检举人，不是别人，正是安杰的大嫂，葛美霞。
“什么？！”听到这里，我失声叫了出来，“是我大舅妈检举的？”
“可不是嘛！”电话那头，张婶的声音充满了鄙夷，“你那个大舅妈，心眼比针尖还小。她早就看欧阳明远不顺眼了。她一直想把你妈介绍给她娘家的一个侄子，那个侄子是个瘸子，家里穷得叮当响。你妈哪里看得上？”
“欧阳明远的出现，把她的算盘全打乱了。她嫉妒你妈找到了那么好的对象，又怕欧阳家得势后，更看不上她这个穷亲戚。正好赶上那场运动，她就动了歪心思，把你妈和欧阳平时来往的一些信件，还有欧阳写的一些所谓的‘反动诗歌’，全都捅了上去。”
我的手脚冰凉。
我从来不知道，那个平日里看起来和和气气，只是有些爱占小便宜的大舅妈，内心竟然如此歹毒。
她不仅毁了欧阳明远，也亲手毁了我母亲一生的幸福。
欧阳明远很快被抓走了。连审判都没有，直接被定性为“极右分子”，发配到西北边疆的夹边沟农场，劳动改造。
在那个年代，被发配到那里，跟判了死刑，没什么区别。
他被押走的前一天晚上，冒着巨大的风险，从看守所里偷偷跑了出来，和安杰在海边见了最后一面。
没有人知道他们说了什么。只知道那天晚上，安杰回来后，眼睛肿得像桃子。
欧阳明远握着她的手，对她说了最后一句话：“安杰，等我。不管多少年，你一定要等我回来。”
安杰哭着点头：“我等你。我一辈子都等你。”
可她终究没能等到。
欧阳明远走后，杳无音讯。
安家的处境，也因为欧阳明远的事，变得岌岌可危。大哥被停职审查，安杰也被学校停了课。周围邻居的指指点点，亲戚们的冷眼旁观，像无数把刀子，扎在安杰的心上。
那段时间，是葛美霞最“关心”她的时候。
她天天上门，假惺惺地安慰安杰，实则是在给她施加压力。
“安杰啊，你也别想不开了。那欧阳明远是右派，是国家的敌人，你跟他划清界限还来不及呢，可不能再等他了。”
“你得赶紧找个根正苗红的，嫁了。最好是嫁个军人，有部队这层关系罩着，咱们家也能安稳点。”
安杰不听，她把那件旗袍锁进箱子，把那个男人的承诺锁在心里，固执地等待着。
一年，两年，三年……
时间来到了1958年。
葛美霞带来了一个“确切”的消息。她通过一个在公安局工作的远房亲戚打听到，欧阳明远在劳改农场，因为饥饿和疾病，已经死了。连尸骨都没找到，就被扔进了戈壁滩。
这个消息，像最后一根稻草，彻底压垮了安杰。
她当场就晕了过去。
醒来之后，她大病了一场，整个人瘦得脱了相，精神也变得恍惚。
也就是在那一年，我父亲江德福，出现了。
他是海军炮校的营级军官，是安杰大哥的同事。大字不识几个，说话粗声粗气，吃饭吧唧嘴，睡觉打呼噜。他身上的一切，都和欧阳明远，形成了最鲜明的对比。
他土气，粗鲁，不懂情调。
安杰一开始，是打心底里抗拒的。
但葛美霞，却看到了机会。她和安杰的大哥一起，拼命地撮合。
“安杰，明远已经死了，你还等什么？你再这么挑下去，这辈子就完了！”
“那江德福虽然是个大老粗，但他成分好，是战斗英雄，前途无量。你嫁给他，跟他去海岛，离开青岛这个伤心地，换个环境，那些事，就彻底过去了。”
“你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家想一想啊！”
安杰最终，妥协了。
不是因为她爱上了江德福，而是因为她的心，已经死了。
对她来说，嫁给谁，都一样。
她就像一具没有灵魂的躯壳，被命运推着，一步步走进了另一段完全不同的人生。
她带着那口装着旗袍的樟木箱子，嫁到了那个偏远荒凉的海岛。
她把那件旗袍，压在了箱子的最底层。
她把那段往事，也埋在了心底的最深处。
她以为，这个秘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跟着她一起，烂在肚子里，带进棺材。
可她没想到，四十八年后，这个秘密，还是被我，无意中揭开了。
挂掉张婶的电话，我整个人都像是被抽空了力气，瘫坐在椅子上。
我的脑子里，一片混乱。
真相，远比我想象的要残酷。
我一直以为，母亲和父亲的爱情，是一段佳话。一个资本家小姐，爱上了一个农村出身的大老粗。这本身就充满了传奇色彩。
可我从来不知道，在这段传奇的背后，还隐藏着另一个男人的身影，和一段被活生生扼杀的爱情。
我看着桌上母亲的黑白遗像，她依旧是那么优雅，那么美丽，嘴角带着一丝淡淡的微笑。
可我知道，在这微笑的背后，她该有多痛。
她带着对另一个男人的爱和愧疚，嫁给了我父亲。
她和我父亲吵了一辈子，闹了一辈子。那些争吵，究竟是因为她天生的娇气和任性，还是因为她心里，始终放不下那个叫欧阳明远的男人？
她对父亲，到底有没有过真正的爱情？
还是说，这五十年的相濡以沫，都只是在履行一个妻子的责任，和对现实的妥协？
我不敢想下去。
我更恨的，是我的大舅妈，葛美霞。
是她，亲手导演了这一切。是她，用最卑劣的手段，毁掉了两个年轻人的一生。
她不仅没有丝毫的愧疚，反而以此为功，心安理得地享受着安家因为和江家联姻而带来的种种好处。
这几十年来，她像一条毒蛇，盘踞在母亲的身边，看着母亲从一个活泼明媚的少女，变成一个心事重重的中年妇人，再到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
她是不是，一直在等着看母亲的笑话？等着看这个秘密被揭开的那一天？
不行，我不能让她得逞。
母亲临终前最大的愿望，就是烧掉这件旗袍，让这个秘密永远地消失。
我不能违背她的意愿。
更不能让父亲，在我母亲生命的最后时刻，知道这个让他痛苦一生的真相。
我打定了主意。
我回到父母的房间，从箱子里，重新取出了那件墨绿色的旗袍。
我仔仔细细地检查了一遍。
领口的那行字：“赠安杰吾妻，白首偕老。明远，一九五五年春。”
我的手指在那行字上轻轻抚过，仿佛能感受到当年绣下这行字时，那滚烫的心意。
我又把旗袍翻了过来，检查内衬。
就在这时，我发现在旗袍内衬的腰间位置，布料似乎比其他地方要厚一些。
我用手一摸，里面竟然有一个缝制得极为隐蔽的暗袋。
我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
我小心翼翼地用指甲，挑开了暗袋的缝线。
里面，藏着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纸。
那张纸已经黄得厉害，边缘也已经发脆，似乎一碰就要碎掉。
我屏住呼吸，将它缓缓打开。
是一封信。
信上的字迹清秀有力，是用钢笔写的。因为年代久远，蓝黑色的墨水已经褪色成了灰褐色，但字迹依然清晰可辨。
是欧阳明远的笔迹。
信的开头，只有五个字。
“安杰吾妻，见字如面。”
我的手，开始不受控制地发抖。
我强迫自己镇定下来，继续往下看。
“我被押送去西北的火车，明天一早就开。这一去，不知何年何日才能归来。或许，此生再无相见之日。临行前，有几句话，不得不说。”
“安杰，你不该来送我。我从车窗里，看见了你站在海边的身影，那么单薄，那么无助。那一刻，我心如刀割，恨自己无能，不能下车，甚至不能喊你一声。”
“他们说我是右派，是人民的敌人。可我扪心自问，我何罪之有？我不过是多读了几本书，多说了几句真话。我唯一放不下的，只有你。我怕我走后，他们会为难你，为难你的家人。”
“安杰，我此去九死一生。你不要等我，千万不要等我。找一个好人，一个成分好的，能保护你的人，嫁了吧。忘了我，开始新的生活。”
“我只求你一件事——把这件我送你的旗袍留着。你不必穿它，甚至可以永远不去看它。只要它还在，我就觉得，我的一部分，还活在你的身边，陪着你。”
“此生无缘与你白首，但求来世再续前缘。答应我，一定要好好活着，幸福地活着。”
“爱你的，明远绝笔。”
“一九五五年夏，于看守所。”
信的最后，有几处被水渍洇开的模糊痕迹。
我不知道，那究竟是欧阳明远写信时的泪水，还是母亲看信时的泪水。
我只知道，我的眼泪，已经止不住地，大颗大颗地砸在了信纸上。
我终于明白了。
母亲要烧掉旗袍，不是因为恨，而是因为爱。
爱得太深，太痛。
这件旗袍，是她和那个男人之间最后的联系，是她青春时代最美好的回忆，也是她心里一道永远无法愈合的伤疤。
她把它藏了四十八年，也痛了四十八年。
如今，她要走了。她要把这件承载了太多痛苦的信物烧掉，把这份不该存在的感情，彻底地从这个世界上抹去。
她不想让父亲知道，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她想干干净净地，只做江德福的妻子，离开这个世界。
我懂了。妈，我全懂了。
就在这时，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突然从我身后响起。
“呦，我就知道，这件宝贝旗袍，肯定还在。”
我猛地回过头。
葛美霞不知何时，像个鬼一样，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门口。她的脸上，带着一种猫捉老鼠般的得意笑容。
“大舅妈？你怎么又来了？”我下意识地，把手里的信和旗袍藏到了身后。
葛美霞慢慢地走进屋，她的眼睛，像鹰一样，死死地盯着我手里的东西。
“亚菲，别藏了，我都看见了。”她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命令，“把那封信，给我。”
“为什么？”我警惕地看着她。
“因为那封信，根本就不应该存在于这个世界上。”葛美霞的眼神突然变得阴冷，“你妈藏了一辈子的秘密，不能到最后，让你爸知道了，让他一辈子的脸面，都丢尽了。”
“我不会给你的！”我死死地攥着那封信，一步步后退。
“亚菲！”葛美霞的脸色变了，朝我逼近一步，“你妈让你烧掉它，就是不想让任何人知道！你现在拿着它，是想干什么？是想让你爸知道，他爱了一辈子的女人，心里其实装着别人吗？你忍心让他到老了，还受这种刺激吗？”
“这不关你的事！”我气得浑身发抖，“是你！是你害了我妈！你这个刽子手！”
“我是刽子手？”葛美霞冷笑一声，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要不是我，哪有你妈后来的好日子？哪有你们这些穿着军装，吃着公家饭的儿女？她应该感谢我！你也应该感谢我！”
“你简直不可理喻！”
“把信给我！”她伸出手，就要来抢。
就在我们两个争执不下的时候，门口突然传来一个苍老、沙哑，却充满了威严的声音。
“什么信？在吵什么？”
我和葛美霞同时僵住了，像被点了穴一样，缓缓转过头。
我父亲江德福，就站在门口。
他身后，还跟着一脸焦急的姑姑德华。
父亲的脸色铁青，目光像两把利剑，在我们两个人身上来回扫视，最后，定格在了我死死护在身后的那件墨绿色的旗袍，和那封已经暴露出一角的信纸上。
他的身体，晃了一下。
“亚菲，”他的声音沙哑得可怕，“把信，给我。”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不该给。
“给我！”父亲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不容反抗的命令。
我从没见过父亲这个样子。他虽然是个大老粗，但对我们这些孩子，尤其是对我，从来都是和颜悦色的。
我被他吓住了，颤抖着，把那封信递了过去。
父亲接过信，那双曾经扛过炮弹、摇过船橹的粗糙大手，此刻却在微微发抖。
他低下头，浑浊的老眼凑得很近，一个字，一个字地，艰难地辨认着信上的内容。
房间里安静得可怕，只有他越来越粗重的呼吸声。
我看见，他的手，越抖越厉害。
那封薄薄的信纸，在他手里，仿佛有千斤重。
我看见，他的眼眶，一点点地红了，有什么晶莹的东西，在里面疯狂地打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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