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我站在空荡荡的工位前，看着她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桌面。
连一丝灰尘都没留下。
就像她从没在这里坐过整整一年。
冰箱里还放着明早要给她带的红烧排骨，油花在冷藏室里凝成白色的霜。
手机突然震动起来，屏幕上跳出一条银行短信。
我盯着那串数字看了很久，个、十、百、千、万……六万。
备注栏只有五个字：“饭钱与利息”。
窗外的霓虹灯明明灭灭，照在我微微发抖的手上。
然后电话响了。
人事经理林玉琴的声音从听筒里传来，带着我从未听过的犹豫：“美莲，现在方便吗？”
她的下一句话，让我手中的饭盒“啪”地掉在了地上。
01
郑安然来公司报到那天，是三月中旬。
倒春寒还没过去，她穿着一件浅灰色的毛衣，外面套着洗得发白的牛仔外套。
人事领她到行政部时，她只是微微点头，声音轻得像蚊子：“大家好，我叫郑安然。”
然后便安静地坐到了最角落的工位。
那个位置靠着打印机，整天嗡嗡作响，以前没人愿意坐。
她打开电脑，从包里拿出一个磨得发亮的保温杯，再没有多余的动作。
中午十一点半，办公室渐渐热闹起来。
“小唐，今天去哪吃？”
同事王姐拎着包走过来，“楼下新开了家麻辣烫，听说不错。”
我正要应声，眼角瞥见角落里的郑安然。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透明塑料袋，里面装着两个圆面包。
就是超市最便宜的那种，三块钱一袋。
“安然，一起去吃饭吗？”我朝她那边问了一句。
她抬起头，脸上闪过一瞬的慌乱。
“不用了，”她笑了笑，那笑容很浅，刚到嘴角就消失了，“我……我懒，带饭太麻烦。”
说着撕开面包包装，小口小口地啃起来。
王姐拉了我一下，压低声音：“走吧，人家可能想自己吃。”
那天下楼时，我回头看了一眼。
郑安然正就着保温杯里的热水咽面包，眼睛盯着电脑屏幕，侧影单薄得像张纸。
第二天中午，她还是吃面包。
第三天，我在家做饭时，鬼使神差地多装了一盒。
糖醋排骨，我妈的拿手菜，我特意多放了点肉。
午休铃响，我端着两个饭盒走到她工位旁。
“安然，”我把其中一个放在她桌上，“今天做多了，你帮我解决掉？”
她愣住了，盯着那个印着小熊图案的饭盒，手指蜷了蜷。
“这……这怎么好意思……”
“真的做多了，”我拉开她对面的椅子坐下，“你不吃也得倒掉，多浪费。”
打开盖子，糖醋排骨的香味飘出来。
她喉咙动了动，眼神在那盒饭和我脸上来回移动。
最终轻轻说了声“谢谢”。
那天她吃得很慢，每一口都嚼很久。
排骨的骨头都吮得干干净净，饭盒里一粒米都没剩下。
“很好吃，”她低头收拾饭盒，耳朵有点红，“真的。”
从那以后，每天早晨我都会在厨房多盛一勺菜。
有时候是青椒肉丝，有时候是番茄炒蛋，周末会炖个汤装进保温桶。
郑安然从推辞到接受，用了大约一周时间。
第四天她悄悄在我桌上放了一小袋核桃，纸袋上用铅笔写着“谢谢”。
字迹工工整整，像小学生作业本上的字。
周五午休时，窗外下起了雨。
办公室里只剩下我们俩，她忽然开口：“美莲姐老家是哪里的？”
“江西，”我夹起一块鸡肉，“不过在这边待了快十年了。”
她点点头，筷子在饭盒里轻轻拨动。
“我家院子里有棵老槐树，”她声音很轻，像在自言自语，“春天开花的时候，整个院子都是香的。”
“那你家一定很漂亮。”
她顿了顿，眼睛看着窗外淅淅沥沥的雨。
“嗯，”她说，“可惜很久没回去了。”
那天她吃完饭后，从包里拿出一个小铁盒。
打开是一堆五颜六色的药片，她数出几粒，就着温水咽下去。
“感冒了？”我问。
“老毛病，”她把铁盒收起来，笑了笑，“胃不太好。”
我没再多问，只说明天给她带点小米粥。
她没说话，只是用力点了点头，眼眶好像有点红。
02
带饭这件事，渐渐成了习惯。
我每天早上六点半起床，准备两份午餐。
郑安然会在午休前五分钟，悄悄把空饭盒放在我桌上。
偶尔里面会多出点东西——几颗水果糖，一小包瓜子，或者她老家寄来的红薯干。
四月初的一个周三，她请了半天假。
下午回来时脸色苍白，额头冒着虚汗，却还在电脑前敲键盘。
我走过去碰了碰她的手，烫得吓人。
“你发烧了。”
“没事，”她声音沙哑，“已经吃过药了。”
我从抽屉里翻出退烧药和感冒冲剂，连着保温杯一起推过去。
“先把这个喝了。”
她接杯子的瞬间，我触到了她的掌心。
很厚的老茧，在虎口和指腹处，硬邦邦的。
那不像一个二十六岁坐办公室的女孩子该有的手。
她注意到我的目光，迅速把手缩回去，用袖子遮住。
“小时候干农活留下的，”她解释得很快，低头冲感冒药，“老家种地，经常帮忙。”
冲剂的味道在空气里散开，苦涩中带着甜。
她小口小口喝着，热气蒸腾起来，模糊了她的脸。
“你爸妈还在老家？”我随口问。
她握着杯子的手紧了紧。
“嗯，”她把头埋得更低，“他们……他们忙。”
话题到此为止。
那天她提前下班，走的时候脚步虚浮，我让她打车，她说公交直达很方便。
第二天她来上班，烧退了，但咳嗽还没好。
午休时她没吃几口就放下筷子，捂着嘴咳嗽，肩膀一颤一颤的。
“要不去医院看看？”
“不用，”她摆摆手，从包里掏出那个小铁盒，“有药。”
我瞥见铁盒里的药片，白色、黄色、蓝色的，都不像普通感冒药。
但她很快合上盖子，塞回包里。
“美莲姐，”她忽然说，“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
问题来得突然，我愣了一下。
“就是顺手的事，”我实话实说，“反正自己也要做饭。”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动。
然后她低下头，筷子在饭盒里划拉着。
“我以前觉得，大城市很冷，”她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但现在觉得……好像也没那么冷。”
窗外阳光正好，照在她微微发红的耳尖上。
那天下班前，她递给我一个纸袋。
里面是一条手织的围巾，浅灰色的，针脚有些地方歪歪扭扭。
“我自己织的，”她不敢看我眼睛，“可能不太好看……”
“很暖和，”我把围巾绕在脖子上，“真的。”
她笑了，那是她来公司后我第一次看见她真正地笑。
眼睛弯起来，嘴角有两个浅浅的梨涡。
“等我下个月发工资，”她说，“请你吃饭。”
我说好，心里却没当真。
后来她真的提过两次，但总被各种“突然有事”推掉。
五月中旬，公司发季度奖金。
同事们商量着聚餐，王姐过来问郑安然去不去。
“我晚上……有点事，”她捏着衣角，“你们去吧，玩得开心。”
等王姐走了，我小声问：“真有事？”
她点点头，眼神飘向窗外。
“要加班吗？”
“不是，”她顿了顿，“约了人。”
我没再追问。
那天聚餐到九点多，大家喝得微醺，说说笑笑地走出饭店。
我在街对面看见了郑安然。
她站在一家24小时便利店门口，身上套着荧光绿的马甲，正在整理门前的货箱。
一箱一箱的矿泉水，她搬起来有些吃力，腰弯得很低。
绿灯亮起，我穿过马路。
她抬头看见我时，整个人僵在原地，手里的箱子差点掉地上。
“美莲姐……”
“这是？”我看着她的马甲。
“兼职，”她飞快地脱下马甲塞进包里，“晚上没事，赚点外快。”
便利店的老板探出头来：“小郑，这几箱搬完就能走了。”
“马上！”她应了一声，转头看我，“姐你先回吧，我这边还得一会儿。”
我张了张嘴，最后只说出一句：“注意安全。”
走出一段路回头，她还在一箱一箱地搬水。
夜风吹起她单薄的衬衫，路灯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03
六月梅雨季，办公室整天开着空调。
郑安然的咳嗽断断续续一直没好，但她从不请假。
有次我听见她在楼梯间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
“这个月真的只能凑这么多……我知道还差三千，你再宽限几天……”
“医院那边我会去说，求求你们别打电话到公司……”
“我爸的药不能停，真的不能停……”
我站在防火门后，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她挂断电话转身，撞上我的目光，脸唰地白了。
“需要帮忙吗？”我问得直接。
她摇头，摇得很用力。
“不用，真的不用，”她把手机紧紧攥在手里，“一点……一点私事。”
那天中午的饭，她吃得心不在焉。
筷子好几次夹空了，还往嘴里送。
“安然，”我放下筷子，“如果有什么难处，可以说出来。”
她低着头，刘海垂下来遮住眼睛。
过了很久，她轻声说：“我爸病了，需要钱。”
没说是什么病，没说需要多少钱。
但我知道那一定不是小数目。
“我晚上多打一份工，白天在公司……”她声音开始发抖，“不能丢工作，真的不能。”
她抬起头，眼睛里全是红血丝，但没有泪。
“所以美莲姐，你中午给我带的饭，对我来说……”
她哽住了，用力吸了口气。
“是我一天里，唯一一顿热饭。”
这句话像根针，轻轻扎在我心口上。
我想说点什么，却发现什么话都太轻。
最后只是把保温桶里剩下的汤全倒进她碗里。
“多喝点，今天炖了三个小时。”
她端起碗，热气扑在她脸上。
喝汤的时候，有水滴掉进碗里，不知道是汗还是别的。
从那以后，我更加认真地准备午餐。
查养胃的食谱，炖汤时多放点山药茯苓。
偶尔会做些点心，说是自己想做多了，其实特意为她做的。
她渐渐会在午休时说些片段。
说老家院子里的槐花可以蒸着吃，说妹妹今年高考，说妈妈在镇上纺织厂做工。
但关于父亲的病，她再没提过。
七月底部门团建，去郊区的温泉酒店。
每人要交五百块钱，郑安然第一时间说不去。
“周末我真的有事，”她写申请单时手很稳，“家里有事。”
王姐私下跟我说：“小郑是不是太不合群了？每次活动都不参加。”
“可能家里确实有事。”我替她解释。
“谁家里没事啊，”另一个同事接话，“但她每次都这样，感觉挺孤僻的。”
“而且你们发现没，她总穿那几件衣服，洗得都发白了。”
“中午也不跟大家吃饭，自己带个面包……”
议论声不大，但足以传到角落。
郑安然敲键盘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像没听见。
我走过去，把一盒洗好的草莓放在她桌上。
“尝尝，挺甜的。”
她抬起头看我，眼睛里有很多东西在翻涌。
最终只是轻声说：“谢谢。”
团建那天阳光很好，大家玩得开心。
我在温泉池里泡着，忽然想起郑安然那双长满老茧的手。
还有她晚上在便利店搬货的背影。
五百块钱，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
可能是父亲一周的药费，可能是妹妹一个月的生活费。
我提前结束了行程，回市区时路过那家便利店。
她果然在。
这次不是在搬货，而是在收银台后，正低头清点钞票。
动作熟练，神情专注。
我站在马路对面看了很久，最终没有过去。
周一上班时，我给她带了一盒绿豆糕。
“周末去逛街买的，尝尝。”
她接过盒子，手指在盒面上摩挲。
“美莲姐，”她忽然说，“你为什么从来不同情我？”
问题很突然，我一时没反应过来。
“别人要么议论我，要么用那种……怜悯的眼神看我，”她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很清楚，“但你没有。”
“你只是对我好，不问为什么。”
我看着她，忽然明白她需要的不是同情。
是尊重，是像对待普通人一样对待她。
“因为没什么好同情的，”我说，“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活着。”
她眼圈红了，但这次没有低头。
用力点了点头，把绿豆糕收进抽屉里。
那天她工作效率特别高，下午还主动帮同事整理了资料。
下班前，她往我桌上放了一个小纸包。
里面是晒干的槐花，香气淡淡的，像她老家春天的味道。
04
九月，办公室窗外的梧桐开始落叶。
我带饭满半年那天，郑安然在我抽屉里放了一盒手工饼干。
核桃酥，烤得有点过火，边缘焦黑。
糖粒撒得不均匀，粘得到处都是。
附的纸条上写着：“第一次做，失败了三次。”
我当着她的面吃了一块，很甜，甜得发齁。
“好吃，”我说，“下次少放点糖就更好了。”
她耳朵又红了，像被夸奖的小学生。
“我学着做的，以后……以后可以做更好吃的。”
那天下午，她塞给我一个信封。
牛皮纸的，边缘磨得发毛。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整整齐齐的一沓钞票。
一百的、五十的、二十的，连十块的都有，但叠得一丝不苟。
“这半年饭钱，”她声音很小，但很坚定，“我算过了，一天按二十块算，一百二十天……”
“郑安然。”我打断她。
她抬头看我，眼神里有种倔强的认真。
“我不能白吃你这么多顿饭，”她说，“我知道你买菜要花钱，做饭要花时间……”
我把信封塞回她包里，动作比她想象的快。
“你就当我养猪，”我说，“养胖点我看着开心。”
她愣住了。
“可是……”
“没什么可是，”我转身走回工位，“明天想吃什么？我买了条鲈鱼。”
她站在原地，手指紧紧攥着那个信封，指甲掐得发白。
过了很久，她才低声说：“……清蒸吧。”
那天之后，她没再提过钱的事。
但开始用别的方式“还”。
我感冒时，她会在我桌上放一盒润喉糖。
加班晚了，她会默默给我泡杯蜂蜜水。
十月份公司换系统，行政部要整理历年档案。
那是个脏活累活，要在档案室待一整天，灰尘大得能呛死人。
郑安然主动申请帮忙。
“我动作快，”她对经理说，“而且……反正我晚上也没什么安排。”
我们在档案室待了整整三天。
旧档案的霉味混合着灰尘，空气里飘着细小的颗粒。
她戴着我给她的口罩，一箱一箱地搬，一本一本地整理分类。
汗水把她额前的头发浸湿，黏在皮肤上。
有次她搬一箱特别重的旧文件，腰弯得太低，我听见她轻轻“嘶”了一声。
“扭到了？”
“没事，”她直起身，手在后腰上揉了揉，“老毛病。”
那天收工时已经晚上九点。
档案室只剩我们俩，头顶的白炽灯嗡嗡作响。
她坐在一堆纸箱上，摘掉口罩，脸上全是灰。
忽然笑了。
“笑什么？”我问。
“想起小时候，”她说，“老家收麦子，也是这样，灰头土脸的。”
她从包里拿出两个面包，递给我一个。
“将就一下，晚上只剩这个了。”
我们就在档案室里，就着矿泉水啃面包。
灰尘在灯光下缓缓飘浮，像一场安静的雪。
“美莲姐，”她忽然问，“你会不会觉得我很烦？”
“怎么会。”
“我总在麻烦你，”她低头看着手里的面包，“带饭，帮忙，还有……很多事。”
我看着她沾了灰的侧脸，忽然觉得心疼。
二十六岁的年纪，本该是穿漂亮裙子、和朋友逛街、谈论恋爱的年纪。
她却在这里，啃着冷面包，算计着每一分钱。
“安然，”我说，“你不是麻烦。”
她转过头看我，眼睛里映着灯光，亮晶晶的。
“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女孩子。”
她迅速低下头，肩膀微微发抖。
过了好一会儿，才用很轻很轻的声音说：“谢谢。”
那三个字像羽毛，轻轻落在堆积如山的档案箱上。
十一月底，天气彻底冷了。
郑安然的咳嗽又严重起来，但她还是不吃药。
我后来才知道，那些药太贵，她舍不得。
一天中午，她吃饭时忽然捂住嘴冲进洗手间。
我跟过去，听见她在隔间里干呕。
出来时脸色白得像纸，额头上全是冷汗。
“去医院。”我拉着她就走。
“不行，”她挣开我的手，“下午还有个会……”
“什么会比身体重要？”
她看着我，眼神里全是哀求：“真的不能请假，美莲姐，这个月全勤奖有五百块……”
我松开了手。
五百块。
对她来说，那是一大笔钱。
那天下午的会，她强撑着参加。
发言时声音沙哑，但条理清晰，方案做得无可挑剔。
散会后经理特意表扬了她。
她只是笑了笑，然后看向我。
那眼神像是在说：你看，我撑住了。
下班时下起了雨，我没带伞。
站在公司门口等雨停，看见郑安然从电梯里出来。
她也没带伞，把包顶在头上就往外冲。
“安然！”我叫住她，“打辆车吧。”
“不用，”她已经跑到雨里，“公交站很近！”
她消失在雨幕中，单薄的身影很快被夜色吞没。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
脑子里全是她在雨里奔跑的样子，还有那双长满老茧的手。
凌晨两点，我给她发了条微信：“明天炖鸡汤，多喝点。”
过了很久，她回了一个字：“好。”
后面跟着一个小太阳的表情。
那是我第一次见她用表情符号。
05
十二月，公司接了个紧急项目。
客户要求高，时间紧，整个部门都要加班。
郑安然主动申请加入攻坚组，负责最繁琐的数据整理。
经理有些犹豫：“你手头还有日常工作……”
“我可以兼顾，”她说得很急，“晚上加班做，保证不影响。”
我知道她为什么这么拼。
项目奖金丰厚，如果做得好，能抵她好几个月的工资。
那段时间，办公室的灯常常亮到深夜。
我因为行政事务不用全程跟项目，但偶尔会留下来帮大家订宵夜。
每次订餐时，我都会多订一份，放在郑安然桌上。
她总是说“谢谢”，然后边吃边盯着电脑屏幕。
眼睛熬得通红，黑眼圈一天比一天重。
有天晚上十一点，我回办公室取忘带的文件。
整层楼只剩她一个人。
屏幕的蓝光照在她脸上，她正在敲键盘，手速快得惊人。
忽然，她停下来，双手捂住脸。
肩膀开始颤抖。
她在哭，无声地哭，眼泪从指缝里渗出来。
手边放着半个冷掉的馒头，是她从家里带的晚饭。
我站在原地，进退两难。
她哭了大概一分钟，用力抹了把脸，深呼吸几次。
然后继续敲键盘，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我悄悄退出去，在楼梯间站了很久。
第二天中午，我给她带了参鸡汤。
“补补，看你脸色不好。”
她接过保温桶，手指在桶壁上摩挲。
“美莲姐，”她忽然问，“你相信人能靠努力改变命运吗？”
问题很重，我思考了几秒。
“相信一部分，”我说，“但有时候，也需要一点运气。”
她点点头，小口喝着汤。
“我觉得我运气不好，”她声音很轻，“但我必须相信努力有用。”
“因为如果不相信，我就撑不下去了。”
那天下午项目例会，客户提出了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要求。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经理额头冒汗。
郑安然忽然举手。
“我有个想法，”她站起来，走到白板前，“数据模型可以这样调整……”
她讲了二十分钟，逻辑清晰，数据详实。
连客户方的代表都频频点头。
讲完后，会议室安静了几秒。
然后经理带头鼓掌。
“好！就这么办！安然，这个模块交给你负责！”
散会后，她走在我旁边，脚步轻快。
“美莲姐，”她小声说，“我好像……好像做了一件很厉害的事。”
“你一直都很厉害。”我说。
她笑了，眼睛弯成月牙。
那是她来公司后，笑得最开心的一次。
项目进入关键期，她加班更晚了。
我有时会陪她到九点，借口说整理文件，其实是想让她别一个人。
有天晚上八点多，她手机响了。
看了一眼来电显示，她脸色骤变。
拿着手机冲进楼梯间，连门都没关严。
我听见她压抑的声音：“……妈，你说什么？”
“医院那边怎么说？……钱？钱我想办法……”
“你别哭，妈你别哭……我会凑齐的，一定凑齐……”
声音断断续续，夹杂着哽咽。
五分钟后她回来，眼睛红肿，但表情平静。
“没事吧？”我问。
“没事，”她挤出一个笑容，“家里一点小事。”
她坐回工位，继续敲键盘。
手指在颤抖，但她敲得很快，像在和什么赛跑。
那天我陪她到凌晨一点。
整栋大楼都安静了，只有我们这间办公室亮着灯。
十二点半，她终于做完最后一个表格。
保存，发送，然后整个人瘫在椅子上。
“结束了。”她说。
声音里全是疲惫，但也有一丝如释重负。
“我送你回家。”我说。
“不用，末班车还有。”
“太晚了不安全。”
她没再推辞。
出租车里，她靠在后座，闭着眼睛。
路灯的光一道道划过她的脸，明明灭灭。
忽然，她开口：“美莲姐，如果我有一天不在了，你会记得我吗？”
我心头一跳：“说什么傻话。”
“就是问问，”她依然闭着眼，“你会记得有人吃过你做的饭，记得有人……麻烦过你吗？”
“你不是麻烦。”我又说了一遍。
她没再说话。
到她租住的小区时，她下车前忽然转身抱了我一下。
很轻很快的一个拥抱。
“谢谢你，”她说，“真的。”
然后头也不回地跑进了昏暗的楼道。
出租车重新启动，司机从后视镜看我。
“妹妹啊？”他随口问。
“同事。”我说。
“哦，”他笑了笑，“感情真好。”
我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街景，心里忽然有种不安。
像有什么东西，正在悄悄改变。
06
项目在春节前顺利收官。
公司开了庆功宴，包下一整层酒店，热闹非凡。
郑安然没来。
经理问起时，邻座同事说：“她请假了，说家里有事。”
我给她发微信：“怎么没来？”
过了很久她才回：“有点不舒服，在家休息。”
“严重吗？要不要去看看你？”
“不用，睡一觉就好。”
庆功宴上，大家喝酒聊天，气氛热烈。
奖金名单公布时，郑安然的名字排在前列。
“这次多亏了小郑，”经理举着酒杯，“那个数据模型立了大功！”
同事们鼓掌，有人问：“她奖金不少吧？”
“具体数额保密，”经理笑，“但足够过个好年了。”
我低头看手机，她没再回消息。
第二天上班，郑安然的工位空着。
我问经理，经理说她又请了假。
“她说家里有急事，请了三天。”
第三天，她来了。
脸色比之前更差，眼下的乌青像抹不开的墨。
午休时，她没来我桌边吃饭。
自己端着饭盒去了楼梯间。
我跟过去，看见她坐在台阶上，饭盒放在一边，一口没动。
“安然？”
她吓了一跳，迅速擦了下眼睛。
“怎么在这儿吃？”我问。
“这里安静，”她勉强笑了笑，“想一个人待会儿。”
我在她旁边坐下。
楼梯间的窗户开着，冷风灌进来，吹起她的头发。
“项目奖金发了，”她忽然说，“比我想象的多。”
“那是你应得的。”
她点点头，手指在饭盒边缘画圈。
“美莲姐，”她声音很轻，“如果我离开公司，你会怪我吗？”
我心头一紧：“你要离职？”
“就是……假设，”她没看我，“人总会有离开的一天，对吧？”
“但为什么要走？你现在做得很好，经理也看重你……”
“我知道，”她打断我，“我都知道。”
她站起来，端起饭盒。
“饭凉了，我回去热一下。”
那天下午，她提交了离职申请。
消息传得很快，办公室一片哗然。
“干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走？”
“是不是找到更好的工作了？”
“可能吧，她最近表现那么突出……”
经理找她谈话，谈了整整一小时。
她出来后，眼睛是红的。
我走过去：“安然……”
“我决定了，”她说得很坚定，“做完这周就走。”
“为什么？是不是家里……”
“别问，”她摇头，“美莲姐，你别问。”
她回到工位，开始收拾东西。
动作很慢，一件一件，像在告别。
最后一周，她不再和我一起吃饭。
每次午休铃响，她就端着饭盒消失。
有时在楼梯间，有时在天台，有时干脆不见人影。
我给她发消息，她回得很简短。
“在忙。”
“有点事。”
“晚点说。”
但那个“晚点”永远不会来。
周五，她工作的最后一天。
早晨我特意做了她最爱吃的糖醋排骨，装在最好的那个饭盒里。
她来上班时，抱着一个纸箱。
工位上私人的东西很少：一个保温杯，几支笔，一盆我送的多肉。
还有抽屉里的一些杂物。
她一件一件往纸箱里放，动作很轻。
“安然，”我把饭盒递过去，“今天……”
“谢谢，”她接过去，放在桌上，“我一会儿吃。”
然后继续收拾。
十点多，经理叫她去做离职交接。
她离开工位时，回头看了一眼。
那个眼神很复杂，有不舍，有决绝，还有我看不懂的东西。
交接做了很久，一直到午休还没结束。
饭盒在她桌上，盖子都没打开。
下午两点，她回到工位。
纸箱已经装满了，她用胶带封好，抱起来。
“我走了，”她对办公室说，“谢谢大家这段时间的照顾。”
声音平静，听不出情绪。
同事们纷纷道别，有人祝她前程似锦。
她一一应着，脸上带着礼貌的微笑。
然后抱着箱子，走向电梯间。
我跟出去：“安然，我送送你。”
“不用，”她按了电梯按钮，“我自己可以。”
电梯门开了，她走进去。
转身时，终于看了我一眼。
“美莲姐，”她说，“保重。”
门缓缓合上，她的脸消失在金属门后。
我站在电梯口，很久没动。
回到办公室，她的工位已经空了。
桌面擦得很干净，椅子推得很整齐。
只有那个饭盒还放在那儿，盖子紧闭。
我走过去，打开。
里面的糖醋排骨一口没动，米饭也是满的。
油花已经凝固了，白白的，像霜。
饭盒底下压着一张纸条。
上面只有两个字：“谢谢。”
字迹工整，力透纸背。
07
郑安然离职后的第一个周一，办公室异常安静。
角落那个工位空荡荡的，阳光照在上面，灰尘在光线里飞舞。
王姐问我：“小郑怎么突然走了？都没好好道个别。”
“可能家里有事吧。”我说。
“也是，她家里情况好像不太好，”王姐压低声音，“听说她爸病得很重……”
我没接话，低头整理文件。
午休时，我习惯性地拿出两个饭盒。
打开第二个时，才想起她已经不在了。
排骨焖得有点老，青菜也炒黄了。
我机械地吃着，味同嚼蜡。
邻桌同事在聊天：“新人什么时候来？那个位置空着怪别扭的。”
“人事说下周，现在招人难……”
声音忽远忽近。
我盯着那个空工位，想起她坐在那里的样子。
总是挺直背，微微低头，手指在键盘上飞快敲击。
偶尔会咳嗽，然后迅速捂住嘴，怕打扰别人。
下午经理找我：“小唐，你把郑安然之前的项目资料整理一下，存档。”
“好的。”
档案柜里，她整理过的文件夹整整齐齐。
每个标签都写得一丝不苟，边角对得笔直。
我抽出一本，翻开。
里面除了项目文件，还夹着一页草稿纸。
上面是反复演算的数字，加减乘除，密密麻麻。
旁边有很小的注释：“药费-4500”
“房租-1200”
“妹妹生活费-800”……
最后一行写着：“本月可存：230”
二百三十块钱。
我合上文件夹，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下班后，我去了一趟她常去的便利店。
老板还记得我：“你是小郑的同事吧？”
“嗯，她……她离职了。”
“我知道，”老板擦着柜台，“她上周来辞的职，说以后不来了。”
他从柜台下拿出一个小袋子。
“这是她落在这儿的，本来想给她，但没联系方式。”
袋子里是一条围巾，浅灰色的，针脚歪歪扭扭。
是我送她的那条。
还有一张公交卡，余额还有十七块五。
我接过袋子，沉甸甸的。
“她在这儿干了多久？”我问。
“快两年了吧，”老板想了想，“每天晚上七点到十一点，风雨无阻。”
“工资……高吗？”
“一小时十八块，包一顿宵夜，”老板叹气，“小姑娘太拼了，有次发烧还来上班，我说让她休息，她说不行，缺一天就少一天的钱。”
我捏着那个袋子，指甲陷进掌心。
回家的公交车上，我给她发了条微信：“围巾落便利店了，我给你寄过去？”
没有回复。
晚上十一点，我又发了一条：“到家了吗？”
依然石沉大海。
第二天，我查了公司通讯录，找到她留的紧急联系人电话。
打过去，是她母亲接的。
“阿姨您好，我是安然的同事，想问一下她……”
“她回老家了，”电话那头的声音沙哑疲惫，“昨天刚走的。”
“那她什么时候回来？我有些东西要给她……”
“不回来了，”阿姨说，“这边事情处理完了，就不回城里了。”
电话里有婴儿的哭声，还有大人的吆喝声，很嘈杂。
“阿姨，安然她……”
“谢谢你关心她，”阿姨打断我，“但她现在不想和那边联系。”
电话挂了。
我握着手机，站在客厅中央。
冰箱里还放着双份的食材，排骨、青菜、鸡蛋。
都是按两个人的量买的。
朋友打电话来，约我周末逛街。
我说不想去。
“怎么了？声音这么没精神。”
“没事，就是有点累。”
“因为那个同事？”朋友直截了当，“我早说了，有些人就是白眼狼，你对她好，她一声不吭就走了……”
“她不是那样的人。”
“那她是什么样的人？”朋友反问，“走的时候跟你道别了吗？说谢谢了吗？连顿饭都没请过你吧？”
我沉默了。
“美莲，善良是好事，但别太天真。”
电话挂断后，我打开冰箱。
把里面的食材一样一样拿出来，装进垃圾袋。
排骨，青菜，鸡蛋，西红柿……
装了满满两大袋。
拎到楼下垃圾桶时，保洁阿姨正在清理。
“姑娘，这些都还好好的，怎么扔了？”
“不想吃了。”我说。
转身要走，阿姨叫住我。
“这个，”她从垃圾桶里捡出一个小袋子，“是你扔的吗？”
是我给郑安然装零食的小布袋，上面绣着一朵小花。
已经脏了，沾了油渍。
“不要了。”我说。
上楼，开门，开灯。
客厅空荡荡的，墙上挂钟滴答作响。
我走到阳台，看着楼下的路灯。
她曾经站在那儿等过我，抱着饭盒，笑得有点腼腆。
“美莲姐，今天的菜真好吃。”
“明天想吃什么？”
“都行，姐做的都好。”
那些对话像回声，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盘旋。
忽然想起什么，我冲回客厅，翻找抽屉。
找到了她送我的那包槐花。
晒干的，已经没什么香气了。
但还好好地装在玻璃瓶里，瓶口系着麻绳。
我把瓶子握在手里，冰凉的。
手机震动了一下。
我慌忙拿起来，是垃圾短信。
不是她。
那一瞬间，胸口涌起一股强烈的情绪。
失望？委屈？还是心寒？
说不清楚。
我只知道，那个吃了我一年饭的姑娘，真的走了。
连声像样的告别都没有。
08
郑安然离职后的第二周，新人来了。
是个刚毕业的男生，朝气蓬勃，话很多。
他坐在那个靠打印机的工位，把盆栽、手办、充电宝摆了一桌。
角落不再安静，整天都是他打电话的声音。
“王总放心，这个方案绝对没问题！”
“李姐，文件我马上发你！”
“晚上聚餐？去啊，我知道一家新开的酒吧……”
午休时他会凑过来：“唐姐，楼下哪家外卖好吃？”
我指了几家，他欢天喜地地去了。
办公室恢复了往常的热闹，仿佛那个安静的姑娘从未存在过。
只有我，每天早晨还是会多做一份饭。
然后中午一个人吃掉两份，吃到胃胀。
王姐看出来了：“小唐，你最近饭量见长啊。”
“嗯，可能冬天容易饿。”我说。
其实是不想浪费。
更是不想承认，那个习惯已经刻进了骨子里。
周三加班，晚上九点多才离开。
经过郑安然常去的便利店时，我下意识看了一眼。
收银台后是个陌生女孩，正低头玩手机。
我走进去，买了一杯关东煮。
“以前在这儿上班的那个女孩，”我问，“你认识吗？”
女孩抬头：“你说郑姐？她辞职了。”
“你知道她去哪了吗？”
“不知道，”女孩摇头，“她走得很急，连最后半个月工资都是老板转账的。”
我端着关东煮站在店门口，热气熏着眼睛。
街对面是她曾经等公交的车站。
路灯下，几个加班族在等车，搓着手，跺着脚。
她以前也是这样，不管多冷，都舍不得打车。
为了省那十几块钱。
回到家已经十点多。
洗了澡，躺在床上刷手机。
朋友圈里，同事们晒着聚餐、旅游、新买的包包。
往下滑，忽然看见一条动态。
是郑安然的头像。
她很少发朋友圈，上一条还是半年前，分享了一篇养生文章。
这一条只有两个字：“安好。”
配图是一张车票，终点站是她老家县城。
发布时间是三天前，也就是她离职的第二天。
我点开评论，想写点什么。
打了又删，删了又打。
最后只点了个赞。
放下手机，关灯睡觉。
却怎么也睡不着。
脑子里全是这一年来的片段。
她第一次接过饭盒时小心翼翼的样子。
她发烧时掌心的温度。
她在档案室灰头土脸的笑容。
她在雨里奔跑的背影。
还有最后那个拥抱，很轻，很快。
像一片羽毛，还没来得及感受就消失了。
凌晨一点，我坐起来，打开台灯。
从书柜最底层翻出一个纸盒。
里面是她送我的东西：手织围巾、核桃酥的盒子、晒干的槐花、装过饼干的铁罐……
还有那些小纸条。
“谢谢。”
“试着做的。”
“今天辛苦了。”
字迹从开始的工整拘谨，到后来渐渐放开。
最后那张“谢谢”，笔锋已经有了力道。
我把纸条一张一张铺在床上，像拼图。
拼不出她离开的理由。
拼不出那句未说出口的告别。
凌晨三点，我终于有了睡意。
迷迷糊糊中，手机震动起来。
很强烈的震动，在寂静的深夜格外刺耳。
我睁开眼，屏幕在黑暗中发光。
是一条银行短信。
“您尾号3476的账户于02月28日03:17转入人民币60000.00元，余额……”
我盯着那串数字，个、十、百、千、万……
六万。
汇款人：郑安然。
我坐起来，把短信反复看了三遍。
手指在颤抖，屏幕的光刺得眼睛发痛。
饭钱？
一天二十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七千三。
利息？
什么利息能有五万多？
窗外是沉沉的夜色，远处高楼的灯光稀疏。
手机又震动了。
这次是来电，一个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手抖得几乎握不住手机。
“喂？”
“美莲，”电话那头是人事经理林玉琴的声音，“抱歉这么晚打扰你。”
她的声音很沉，带着犹豫。
“关于郑安然的事，”她说，“公司觉得应该让你知道。”
我屏住呼吸。
“你现在方便吗？”林玉琴问，“电话里说可能不太合适，但我觉得不能再拖了。”
“方便，”我说，“您说。”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然后，林玉琴缓缓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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