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11月的一个清晨，王承书拖着两只灰色木箱走下北京站月台，雾气扑面而来。她离家十五年，如今终于回到新生的共和国。行李不重，沉的是心里那份迫切：祖国需要什么，自己就去干什么。
几天后，在三机部的小会议室里，宋任穷递上一沓文件，语气诚恳却不容拒绝，让她负责铀同位素分离研究。“领域全新。”他补了一句。王承书没犹豫，轻轻点头。很快，她带着几名年轻人钻进人迹罕至的实验楼，开始同一片空白对话。
要理解她的选择，得把时间拨回更早。1913年6月26日，她出生于上海，幼年随父母到北平。旧礼教下，母亲用家法维持“闺训”，可辛亥革命的风吹开了家门。她与姐姐一同进校读书，成绩压线靠前，病痛也频频缠身，却从没萌生退意。1930年，燕京大学物理系招生十三人，仅她一位女生。课堂上全是男性的目光，她偏就坐第一排，把力学、光学一项项啃下来。
研究生毕业的那年，日本炮火逼近。她辗转南京、贵阳，颠簸不改求学心。1939年，在昆明与留英归来的张文裕成婚，两人约定：谁先拿到机会，谁就出国深造。机遇果然降临——巴尔博奖学金面向东南亚女性开放，却写明“已婚者免谈”。她提笔写信：“婚姻不妨碍科研。”意外的是，对方被说服。1941年8月，29岁的她登船赴美。
密执安大学的日子紧凑到几乎没有天空。她跟随邬林拜克，清晨六点进实验室，深夜十二点才拖着酸胀的双腿回宿舍。三年闪过，博士帽收入囊中；随后，与导师合作的稀薄气体动力学论文被选为美国物理学会特邀报告。可舞台再大，也装不下思乡之心。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电讯传来，她和丈夫几乎同时合上实验笔记本——回家！
麻烦很快出现。美国国务院下达禁令：学理工的人才一律不得离境。夫妻俩被无形镣铐扣住，整整五年。1954年，她在邮局门口读到一张印刷粗糙的通告：中美已就中国学者回国达成协议，可向印度使馆求助。那天夜里，两人把全部书籍分装成六磅一包，陆续寄往北京姐姐家，一共三百多包，两千磅。美国方面照旧盯紧，甚至要求他们每季度上交行踪表。最棘手的是儿子——美国公民。她对领事说：“护照不要，人必须走。”几经周折，一家三口总算从旧金山码头登船，回程途中，她把刚拿到手的俄文《雪伍德计划》硬生生译成中文，为的是国内急缺的热核聚变教材。
回国不到三周，第二张调令又到。热核裂变理论空缺，需要带头人。王承书几乎是本能地答应。办公室里添了张小铁床，夜里灯光常亮到凌晨。1959年3月，她被派往莫斯科，苏联专家离别时把厚厚一摞参考书塞给她；数月后，她带回的不止是资料，更是一套完整的计算思路。
1961年8月，苏联突然撤走全部专家，扬言中国的气体扩散厂不可能成功。二机部紧急会议上，钱三强看着她，压低声音问：“愿意隐姓埋名吗？”她只说一句：“愿意。”此后，“王承书”三个字几乎从公开刊物上消失。她带领团队啃下级联计算、流体力学和设备联接三块硬骨头，数千台机器在她手中逐渐归位。两年昼夜，人瘦了一圈，计划却长成了骨架。
时间推进到1964年秋，兰州浓缩铀厂轰鸣启动，第一批产品的同位素丰度与计算结果丝毫不差。数据刚传出，中南海那头只回了四个字：“已阅，很好。”那一年十月十六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升空炸响，背后隐藏的凝结设备正是兰州厂的产物。
就在那年的深秋，邓小平赴兰州视察。他在车间门口一眼认出那位瘦削的女工装身影，快步迎上去：“1959年还见过你，这几年怎么不见了？这五年过得怎样？”王承书推了推眼镜，低声答：“挺好的，忙些而已。”短短七个字，掩去无数艰辛。旁人只当是上下级的随口问候，谁也不知道她刚刚为国家赢得了战略主动。
接踵而至的风暴没有放过她。特殊年代里，她被迫暂停研究，但只要拿到纸笔，就悄悄写公式、画管路图。等到1972年重返实验室，她又把目光投向激光同位素分离技术。那是第四次“改行”，从头再来，她却甘之如饴。
1978年，组织把她调回北京机关，她才结束长达二十年的集体宿舍生涯，与家人团聚。十多年后，老伴去世；1992年，她把全部积蓄十万元捐给希望工程。两年后订下遗嘱：身后躯体归医学，书稿与资料归研究院，剩余财物全数上交给党组织与公益。
1994年6月18日，王承书在北京安静离世，终年八十一岁。她的一生写满“选择”二字：选择物理、选择回国、选择隐名、选择奉献。1964年兰州车间里那场简短的对话，只是她漫长使命中的一道微光；真正的光亮，在于她一次次扑向未知，将冷冰冰的公式变作保卫新中国的炽热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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