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玲玲，雪梅她儿子得了白血病。"
养父站在我家门口，佝偻着背说出这句话时，我心里冷笑。
几十年前，他为了让亲生女儿上纺织厂，硬是把我调去当了收银员。
如今，他却为了给女儿筹医药费，来求我这个继女。
我正要拒绝，他却从怀里掏出一个泛黄的信封，说道：
"玲玲，帮帮你妹妹吧，你妈妈会欣慰的。"
那是妈妈生前最爱用的信封，右下角印着一朵淡淡的茉莉花。
信封上，是妈妈温柔的字迹。
当我展开信纸的那一刻，眼泪突然夺眶而出——
"玲玲，等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妈可能已经不在了。如果你妹妹有难，一定要帮帮她。因为有件事，这些年我一直没敢告诉你......"
"滴答、滴答"
老式闹钟在黑暗中走着。
凌晨五点半，妈妈轻手轻脚地起床，生怕吵醒还在熟睡的我。
这间十平米的小屋，是妈妈工作分到的房子。
除了一张双人床，就只能放下一个衣柜和一张方桌。
继父和他女儿张雪梅住在隔壁的大房间，这是去年他们搬来时就定下的安排。
1979年的初春，妈妈改嫁快两年了。
当初是街道介绍认识的继父张福生，他在机械厂当工人，家里有两间房，看中了妈妈的勤快。
妈妈为了给我一个完整的家，答应了这门亲事。
天还没亮，屋里飘起了稀粥的香味。
妈妈在煤油灯下忙碌着，她每天比闹钟早起半小时，为一大家子准备早饭。
继父和他女儿还在熟睡，隔壁房间传来轻微的鼾声。
"小芳，该起床了。"
妈妈的声音很轻，但我一下就醒了。
我已养成了早起的习惯，穿衣、洗漱，一切都快速而安静。
"今天厂里开会，说是要分配几个子女顶替的指标。"妈妈一边往我碗里添粥，一边说道。
她的眼睛里闪着光："你爸走得早，咱们是困难职工，这次应该能轮上。"
"大红，你起这么早啊！"院子里传来王婶的声音。
她是我们院里的老住户，跟妈妈关系最好。
"是啊，今天厂里开会，得早点去。"妈妈应着，手上利落地收拾着碗筷。
"哎呦，是为了子女顶替指标的事吧？"王婶走到我们家门口，压低声音说，"昨天我可听说了，这次名额特别紧俏。"
妈妈笑了笑："这次是公开评选，主要看工作表现。我这两年没休过假，加班也从来没说个不字，应该能评上。再说了，我们家小芳从小学习成绩就好。"
我低着头喝粥，听着妈妈的话。
她最近常在夜里偷偷翻看厂里的文件，有时候要看到很晚。
我知道她在担心什么——如果能拿到这个指标，就意味着我毕业就能进厂当正式工，不仅有稳定工作，还能照顾到她。
"时候不早了，我先走了。"妈妈整理好衣服，拿起搪瓷杯。
她伸手摸了摸我的头："中午我回来做饭，你放学别到处跑。"
轻轻带上门前，她又叮嘱了一句："你爸爸他们要是起来了，记得热一下锅里的粥。"
我站在门口目送妈妈离开。
清晨的胡同里，已经有了人声，大家都在讨论着工作指标的事。
毕竟在这个年代，能进国企当正式工，就等于抓住了一个"金饭碗"。
"听说了吗，这次指标，李主任的侄女都从外地赶回来了。"
"现在这指标多金贵啊，谁家要是能弄到一个，这辈子就算是踏实了。"
"那可不，光工资就比临时工高一倍，还有住房分配呢！"
我背起书包往学校走，路过早点摊时，几个大人的议论声传进耳朵。
这些话让我心里一紧，不知道妈妈真的能拿到指标吗？
"李玲玲！"身后传来继妹张雪梅的声音。
我回头看见她慢悠悠地走来，手里还提着热乎的包子，"爸让我叫你一起走。"
我站住脚，等她追上来。
张雪梅比我大几个月，从她和继父搬来后，妈妈总叮嘱我要和她好好相处。
但我们之间总隔着说不清道不明的距离，或许是因为她总能理所当然地享受着我不敢期待的温暖。
"对了，你知道吗？"张雪梅边走边说，"我爸说他们机械厂也要发指标了，他说要给我争取一个。"
我心里一颤，下意识地说："可是我妈说纺织厂的指标..."
"哎呀，你们纺织厂工资才多少啊，"张雪梅打断我的话，"我爸说了，机械厂福利好，而且都是正式工。"
我没接话，加快了脚步。
路过学校门口的报栏时，我看见最新贴出的标语：《关于做好困难职工子女就业安置工作的通知》。
教室里，同桌王秀珍正在埋头看书。
她爸爸是纺织厂的车间主任，平时对我特别照顾。
"李玲玲，"王秀珍神神秘秘地凑过来，"我听我爸说，这次指标的事情，你们家肯定有份。我爸说你妈这些年多不容易啊。"
我勉强笑了笑，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
今天早上继父破天荒地没和妈妈因为家务事拌嘴。
他好像心情特别好，还主动说要去办点事，把介绍信都带上了。
我抬起头，望着天，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不太踏实。
三月底的一个傍晚，妈妈回来得格外早。
她脸上带着藏不住的笑意，连上楼的脚步都比平时轻快。
"玲玲，"妈妈一进门就拉着我的手，声音里带着激动，"厂里的名单下来了，咱们家的名额批下来了！"
我愣了一下，随即也跟着笑起来。
这段日子，我们几乎天天盼着这个消息。
妈妈说，只要等名单一公布，就去办理入厂手续。
"妈，那我什么时候能去报到？"我迫不及待地问。
"下周就可以去办手续了。"妈妈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你看，这是厂里的通知，上面都写着呢。"
这时，张福生和张雪梅也回来了。
"大红，听说有好消息？"张福生的脸上带着笑，却不太自然。
"是啊，玲玲的名额下来了。"妈妈喜滋滋地说，"等手续办完，就能直接进厂了。"
"那敢情好啊。"张福生点点头，"正好我这边也有个去处，县里新开的百货商店缺收银员。"
妈妈愣了一下："收银员？怎么突然说这个话，雪梅要去啊？"
"爸，不是说......"张雪梅欲言又止，看了看张福生。
"这个嘛，"张福生咳嗽了一声，"其实吧，那个名额...厂里最后给了雪梅。"
"什么？！"妈妈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怎么会给雪梅？明明是我们玲玲的。"
"你先别急，"张福生打断妈妈的话，"这不是考虑到我在机械厂也有关系嘛。两边一商量，觉得让雪梅去纺织厂更合适。玲玲去百货商店也能学点营业员的本事。"
我看着妈妈的脸色一点点变白。
她颤抖着手展开那张通知，果然在上面看到了张雪梅的名字。
"你...你什么时候...说的"妈妈的声音都在抖，"你是不是早就安排了。"
张福生的语气突然软了下来："这不都是为了孩子们好吗？雪梅去纺织厂有我们照应，玲玲去百货商店也能见见世面。"
妈妈冷笑一声："你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打算这么做？玲玲就不需要我们照应吗？"
"妈，"我拉了拉妈妈的衣袖："没事的，我去当收银员也行。"
"你懂什么！"妈妈突然转向我，眼里含着泪："这可是正式工！一个月八十多块钱的工资，还有住宿，有食堂！你知道我这些日子是怎么熬过来的吗？"
张雪梅站在一旁，低着头不说话。我注意到她攥着衣角的手指都泛白了。
"行了行了，"张福生不耐烦地摆摆手："都是一家人，何必搞得这么难看。再说了，手续都办完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妈妈颓然地坐在椅子上，那张通知书从她手中滑落。
我弯腰去捡，却看见上面还有一行小字：职工子女顶替审批表（张雪梅）家长签字：李大红。
那是妈妈的签名，但笔迹明显不是她的。
妈妈也看到了这行字，她猛地站起来，"你怎么敢？！"
"都过去了，"张福生转身就往外走："玲玲明天就去百货商店报到，工资一个月二十八块，总比待在家里强。"
我扶着妈妈重新坐下，她的手冰凉冰凉的。
屋子里一片寂静，只有张雪梅小心翼翼离开的脚步声。
最后，我们不欢而散，好几天都没怎么说话。
有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妈妈早早就上床了，但我知道她也没睡，因为不时能听到她压抑的抽泣声。
"玲玲，你睡了吗？"门外传来张雪梅怯生生的声音。
我没做声。她轻轻推开门，站在门口欲言又止。
"对不起，"张雪梅低声说："我也不知道爸爸会这样。他前段时间总说要给我找个好工作，我以为是机械厂。"
我翻过身，背对着她。
"玲玲，你别生气。等我进厂了，一定帮你..."
"不用了，"我打断她的话，"你回去睡吧。"
第二天一早，我就听见张雪梅在隔壁房间哼着歌，收拾东西准备去纺织厂报到。
妈妈面无表情地坐在桌前，看着我换上张福生给准备的百货公司工作服。
那是件藏青色的制服，领子有些发硬，穿在身上特别不舒服。
"玲玲，你要是不愿意去，咱们再想别的办法。"妈妈突然说。
我摇摇头："先去看看吧。"
最后，我留在了百货公司上班。
只是每次路过纺织厂，看到那些穿着工作服的女工，我都会想：那本该是我的位置。
一年过去了，我已经习惯了站在收银台后面的生活。
从最初的二十八块工资，经过几次调整，现在已经能拿到四十五块了。
虽然还是比不上纺织厂，但够用，多了还能贴补些家用。
每天下班回家，妈妈总是早早就做好饭等我。
她的眼神里总带着愧疚，好像是她辜负了我似的。
有时候，她看着我穿着制服疲惫的样子，会忍不住红了眼眶。
"玲玲，是妈对不起你。"这句话，我已经听她说了无数遍。
"妈，你别这样。"我总是笑着安慰她，"现在工资涨了，我还能经常拿到奖金呢。"
但我知道，妈妈心里的那道坎，始终过不去。
每次看到张雪梅穿着厂服回来，妈妈的眼神就会暗淡下来。
那天，我像往常一样回到家，却发现桌上摆着一张宣传单。
是关于高考的招生简章，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各个学校的专业。
"玲玲，"妈妈坐在桌边，语气坚定，"你去报名吧。"
"高考？"我愣住了，"可是...我已经一年多没碰过书了。"
"没关系，还有半年时间准备。"妈妈说着，从柜子里取出一摞书本，"这是我托王秀珍她哥借来的复习资料。你小时候学习就好，现在补补课，一定能考上。"
"可是工作怎么办？..."
"辞了吧，"妈妈打断我的话，"妈这些日子想明白了，你不能在那个收银台站一辈子。只有上了大学，才能真正改变命运。"
我看着妈妈坚定的眼神，心里泛起一阵酸涩。
知道她这一年来有多心疼我，可又无能为力。
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了一条出路，她比谁都急切。
当我把辞职信递给店长的时候，张福生知道了这件事。
他气得摔了碗："就你们娘俩，整天不切实际的！现在有个安稳工作不好好干，非要去考什么大学？"
"就是去试试..."我小声辩解。
"试试？"张福生冷笑，"你以为大学是想考就能考上的？到时候考不上，工作也丢了，看你们怎么办！"
妈妈站了出来："她要是考不上，大不了再找工作。总比在收银台耗一辈子强。"
"你...你们..."张福生气得说不出话来，摔门走了。
从那天起，张福生看我的眼神更加不善。
他总是冷嘲热讽，说我好高骛远，说我不知天高地厚。
张雪梅倒是难得地站在我这边："爸，让姐考考也好，万一考上了呢。"
妈妈干脆不去理会张福生的态度。
她把自己的工资几乎全部用来给我买复习资料，报补习班。
每天下班回来，她都会坐在我旁边，帮我翻书页，给我倒水。
"妈，你去睡吧，我再看会儿。"我常常这样劝她。
"没事，我陪着你。"她总是这样回答。
有时候我回头，会看见她偷偷擦眼泪。
半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
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复习中。
终于，在一个春天的早晨，高考成绩出来了。
"玲玲！玲玲！"妈妈拿着录取通知书，声音都在发抖，"师范大学，你考上了！"
那一刻，我看见妈妈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落下来。
"大学毕业就能当老师，一个月能挣一百多块钱。"妈妈抹着眼泪说，"最重要的是，你终于可以走出这个县城了。"
张福生难得没说什么讽刺的话，只是哼了一声就出去了。
张雪梅倒是真心为我高兴，说等我毕业了，一定要请我吃饭。
收拾行李的那天，我看见妈妈偷偷把自己的存折塞进我的箱子。
那上面只有可怜的几百块钱，是她这一年来省吃俭用存下的。
"玲玲，"临走时，妈妈紧紧抱着我，"这一次，你一定要好好的。"
我知道，她说的"好好的"。不仅是让我好好学习，更是要我活出自己想要的人生。
大学四年，我像是要把前面失去的时间都补回来似的，拼命学习。
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多次获得奖学金。
班主任经常夸我："李玲玲啊，你怎么这么努力。"
毕业那年，我成为全系唯一被分配到上海的学生。
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时，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久。
然后传来她压抑的抽泣声："好，好，真好！"
来到上海的第一个月，我就收到了妈妈寄来的一个大包裹。
里面除了几件新衣服，还有她自己缝的被褥。
被面上绣着几朵小花，针脚细密，显然是花了很多心思。
拿到第一个月工资时，我立刻寄了一百块钱回家。
那时一个普通教师的工资是一百八十块，我只留了八十块钱给自己。
妈妈收到钱后，马上打来电话："你留着自己用，上海物价高，妈不缺钱。"
"妈，这是我第一个月的工资，"我说，"我要给您补补这些年的亏欠。"
电话那头，妈妈又哭了。
张雪梅混得也不错，生活按部就班。
她在纺织厂认识了车间主任的儿子，没多久就结婚了。
婚礼那天，她穿着白色婚纱，在厂里办了场热闹的酒席。
我请了假回去，看到妈妈坐在角落里，默默地给客人倒茶。
"姐，你在上海好吗？"张雪梅问我，眼里带着羡慕，"听说大城市特别繁华。"
我笑了笑："挺好的，就是想家。"
"你要是在县里工作，也能经常回来看看了。"张福生突然插话，语气里依然带着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嘲讽。
我没接他的话，只是转身去找妈妈。
这些年，我越发觉得，有些人，有些事，不值得计较。
三年后，我终于攒够了钱，把妈妈接到上海住了一个月。
看着她在外滩拍照，在南京路逛街，在豫园买小吃，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离开上海的前一天晚上，妈妈握着我的手说："当年坚持让你去考大学，是妈这辈子做得最对的一件事。"
1991年春天，我在一次教学研讨会上认识了现在的丈夫王建国。
他是市重点高中的物理老师，为人踏实，性格温和。
我们很快相爱，并在当年冬天结婚。
妈妈特意从老家赶来参加婚礼。
张福生原本说要和妈妈一起来，但最后找了个借口没来。
也许他到还放不下那些陈年旧事，依然觉得我不该走这条路。
看着我穿上婚纱，妈妈满脸欣慰："玲玲，你现在过得这么好，妈就什么都不用操心了。"
1992年，我们有了儿子小宇。
那时候，我和丈夫都在为买房存钱。
听说我生了孩子，张福生破天荒地打来电话，语气竟然有些和缓："要不要...要不要带孩子回来看看？"
我答应着，却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时间。
或许我们都需要时间，来淡化那些不愉快的记忆。
终于在1996年，我们在徐汇区贷款买了一套80平米的房子。
消息传回老家，张雪梅打来电话说："姐，你真厉害。我们在纺织厂的宿舍住习惯了，也没想过要买房。"
"妈，要不您搬来和我们一起住吧？"每次打电话，我都会这样问妈妈。
但妈妈总是笑着拒绝："我在老家住惯了，有院子能种点菜，邻居也都熟悉。再说，你张叔现在年纪大了，脾气倒是比以前好多了，我得照顾着点。"
这十期间，我的教学生涯也在不断进步。
2000年被评为区优秀教师，2003年又评上了市级骨干教师。
每次拿到荣誉证书，我都会第一时间告诉妈妈。
有一次，我隐约听到妈妈对张福生说："看见没，玲玲现在多出息。"
张福生难得没有反驳，只是轻轻"嗯"了一声。
"李老师的儿子现在在哪所学校啊？"
"听说是在市重点小学呢！"
"可不是嘛，人家在上海当老师，一家子都过得好着呢！"
每年暑假回老家，都能听到邻居们这样的议论。
我注意到，每当这时，张福生虽然还是不怎么说话。
但看向我的眼神里，似乎少了些从前的轻视。
虽然妈妈不愿意搬来上海，但每年她都会来住上一个月。
有时候张福生会说："你去那么久，家里谁照顾？"
妈妈就笑着说："你现在不是会自己照顾自己了吗？"
在上海的日子里，妈妈喜欢带着小宇去公园玩，教他认识各种植物。
"奶奶，你给我讲讲妈妈小时候的事呗。"小宇总爱缠着妈妈问。
"你妈妈啊，从小就爱学习，"妈妈会温柔地说，"后来还考上了大学，来上海当老师。"说这些的时候，妈妈的眼里总是带着自豪。
每次假期结束送妈妈回老家，我都会特别不舍。
但看着她在老家的小院子里忙碌的身影，看着张福生默默地帮她提行李、递茶水的样子。
我知道，这里才是她最安心的地方。
生活就像一条平静的河流。
直到2015年那个冬天，一个晴朗的早上，张雪梅的电话打破了这份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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