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鉴：韩国是如何走到生育率全球倒数第一的|人口出生率|日本|生育率|结婚率|韩国

编者按：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5年的中国主要人口数据，总体形势不容乐观。但是相比于近邻韩国，可能还没有那么严重。多年来，韩国是世界上生育率最低的国家，没有之一。即便是按照比较乐观的估计，韩国人口也会在未来100年内减少三分之二。人口总量的减少和年龄结构的快速变化会带来重大影响，探讨韩国生育情况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

0 1 生育惩罚：女性付出的代价不容忽视

在所有发达国家，女性都难以兼顾事业、家庭生活和抚育子女。在韩国，这种挑战尤为严峻。韩国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很高，在结婚之前，女性就业率与男性几乎没有差距，但是一旦结婚生子后，大量韩国女性就停止了工作：只有56.2%的母亲依然在岗，这一比例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排名倒数第四。

韩国人平均每年工作1865小时，比美国人（1736小时）和瑞典人（1431小时）的工作时间更长。这使得她们很难平衡工作和母亲的角色，更不用说有时间去做任何其他事情。雇主也对女性施加了巨大的压力，要求她们不要生育：调查显示，27% 的女白领被迫签署不合理的劳动合同，承诺如果怀孕或结婚就辞职。

种种不利因素叠加韩国臭名昭著的职场性别歧视，超过62%的女性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前后就辞职了，只有很少一部分母亲能够重返职场。

到孩子十岁时，他们的母亲的收入平均会下降66%，这远远高于美国（31%）、英国（44%）和瑞典（32%）等国家的收入降幅。以上种种都意味着对于韩国女性来说，生孩子在事业和收入方面的代价极其高昂。

0 2 育儿成本高涨：通往天空之城的路是卷出来的

韩国也保留了从中国学来的抓周仪式，周岁宴上，孩子会穿上华丽的传统服饰，并在一系列有代表性的物品如笔、线、钱、剑之中作出选择，代表着未来的学业有成、长寿、财富或武艺高强。这种仪式并不神圣，只是民间习俗，按理来说丰俭由人。但是在攀比之风助推之下，它们变得更加奢华了：必须像婚礼一样大操大办，在酒店宴会厅举行，宾客名单很长，有伴手礼，还有多道菜式的宴席。

很多这种仪式已经需要花掉小夫妻一个月的工资了，而这只不过是最简单的育儿开胃菜。

如今，韩国是世界上养育孩子成本最高的国家，从出生到 18 岁，平均花费为27.5 万美元（约合192.5万人民币），是该国人均 GDP 的 7.8 倍，而美国的比例仅为 4.1 倍。

由于大学入学竞争激烈，补习班和私人辅导在许多低生育率的东亚国家盛行。包括我国在内的日本、韩国、新加坡都很卷，但是韩国尤为残酷。近80%的孩子都上课外辅导班，仅 2023年，韩国人就为这套额外的教育体系投入了190亿美元。收入最高的五分之一家庭，每月要将收入的18%，约869美元（6000元人民币）用于课外辅导。而收入最低的五分之一家庭，也要投入350美元（2450元人民币）以上。

父母支付的代价可能是额外的时间和收入，而对孩子们来说则可能是整个童年。近一半的六岁以下儿童已经上辅导班了，而且那些顶尖的辅导班不是花钱就能上的，为了能进入那些“天才班”，许多孩子不得不努力竞争进入更好的辅导班来期待未来的“升学”，甚至参加为了进入辅导班而开设的辅导班。

而对于那些距离进入“天空之城”只剩一两年时间的高中生来说，“考试地狱”并不是什么太过夸张的形容。天空之城SKY是韩国三所顶级大学的简称，首尔大学（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高丽大学（Korea University）和延世大学（Yonsei University），可简单类比为中国的清北，美国的哈佛耶鲁或者英国的牛津剑桥，但是录取率仅为1%，其残酷性可想而知。韩国学生为此付出的努力和承受的压力不是美国或者英国的同龄人可以想象的，与我国比较熟悉的衡水模式可能差不多。

韩剧《天空之城》曾引发收视狂潮，韩国社会的共鸣可见一斑。

图源：百度百科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韩国政府一直将私立补习班视为加剧社会不平等的“社会弊病”。政府甚至一度禁止私人补习，但补习班经营者转入地下，收取高额“风险溢价”。该禁令于2000年解除，但政府仍在试图通过限制营业时间、提供课后辅导以及规范私立补习行业来降低需求。如今在首尔，所有补习班都必须在晚上10点前关门。但一些经营者采取的应对措施是，关掉灯在黑暗中继续授课，或者让学生上车在路上继续教学。当需求如此强劲时，很难彻底取缔这种现象。

父母们都知道，除非家境富裕，否则生育更多的孩子会显著降低他们给每个孩子准备的教育资源。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27%的韩国父母认为，高昂的教育和育儿负担是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但是这场军备竞赛却没人想要停下来，砸锅卖铁也要卷。

孩子越多，平均教育支出越少

0 3 结婚率的骤降：男女对立情绪严重

现代社会男女之间的隔阂日益加深，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地都存在，但在韩国尤为严重。韩国15至49岁女性的已婚率约为43%，而美国这一比例为52%。

韩国年轻男女之间的鸿沟已持续多年。2018年，#MeToo运动在韩国兴起。导火索是检察官徐智贤指控一名司法部官员在2010年的一场葬礼上对她进行性骚扰。起初，她只是要求对方道歉，却反而遭到降职。2018年，她将相关证据上传至网络，并使用#MeToo标签，随后接受了电视采访。

出现在JTBC新闻直播间的徐智贤

她的遭遇引发了检方的调查，也鼓舞了其他行业的女性勇敢地站出来发声。起初，#MeToo运动在年轻人中广受欢迎：77%的30岁以下韩国男性表示支持该运动。但是随着一些被指控行为不当的男性自杀身亡，韩国男性的态度开始转变。韩国记者协会表示，媒体报道普遍过于耸人听闻，没有尊重相关人员的权利和隐私。

由于数十年来的选择性堕胎，韩国的性别比失衡严重，年轻男性的数量远超年轻女性。如今，韩国30岁人群的男女比例为115:100。这种失衡的性别比例，加上大量韩国年轻女性长期单身，意味着男性在恋爱市场中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此外，在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中，男性需要与受过更高教育的女性竞争工作机会，再加上男性必须服两年义务兵役，那些在爱情和就业方面遭遇挫折的韩国男性最终可能会将自己的问题归咎于女性，这加剧了两性对立的进程。

到了2021年，只有29%的年轻男性表示他们仍然支持#MeToo运动。如今，大多数年轻男性认为自己是女性至上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受害者。

保守的性别观念在韩国仍然普遍存在。53%的韩国人仍然认同“在就业机会稀缺的情况下，男性比女性更应该拥有工作机会”。三分之一的韩国人认为，大学教育对男孩比对女孩更重要。

价值观上的差异或许是韩国年轻人恋爱和结婚意愿较低的原因之一。这也可能反映了韩国文化中男女生活方式的割裂：他们就读不同的学校，接触不同的媒体和新闻，并在彼此独立的社交群体中活动。

在韩国，女性选择初婚的平均年龄为31岁。这在发达国家中属于正常范围：美国为29岁，英国为31岁，日本为29岁，瑞典为35岁。但是，这仅仅是结婚人群的年龄统计，令人震惊的是30至34岁的韩国女性中，未婚比例高达77% 。

几十年来，韩国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谈恋爱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从 1991 年的 40% 单身人士增加到 2018 年的 65%），而且所有年龄段的单身人士比例都在上升。

韩国的结婚率下降尤为显著——与大多数东亚国家一样，韩国非婚生子女的比例远低于其他发达国家。如今，韩国只有3%的婴儿是非婚生子女，而美国这一比例为40%，瑞典则高达55%。因此，韩国结婚率的下降意味着出生率的下降幅度将比其他地方更大。

0 4 生育管制措施的实行与变革

1961年，朴正熙上台执政，当时的韩国女性平均生育六个孩子。朴正熙认为，缩小家庭规模能够让更多女性外出工作，减少每位劳动者的赡养人数，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即所谓的“人口红利”。

因此政府首先在每家医院设立计划生育科，并大力推广避孕措施，特别是输精管结扎术和宫内节育器。1963年，政府各部门奉命参与这项全国性的行动：国防部为士兵提供输精管结扎术，教育部则将人口过剩的潜在危害纳入学校课程，广为宣传。

上世纪70年代，政府出台了针对不超过两个孩子的家庭的税收优惠政策，子女少于三个且接受绝育手术的父母可以优先获得公共住房。此外，选择绝育的小家庭父母还能获得额外的社会保障金。

官方宣传也提倡少生孩子。政府最初的反生育口号是“少生孩子，好好养育”。后来的海报鼓励父母“重质不重量”，或者语气激动地喊出“两个孩子已经太多了！”

计划生育宣传也试图扭转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生了女儿的韩国夫妇会为了生儿子而继续生育，这种性别偏好非常强烈。1971年，当被问及如果无法生男孩该怎么办时，50%的韩国女性表示，应该让丈夫与其他女性尝试生儿子。相关的宣传口号则是“一个好女儿胜过十个儿子”。

宣传口号：“不要区别对待儿子和女儿。生两个，好好抚养他们。”

图源：韩国人口健康与福利协会

在许多方面，韩国政府的做法在20世纪60年代并不罕见，人们对人口过剩和粮食短缺的担忧成为主流。肯尼迪政府公开宣称，人口控制是一项合理的政策重点。1967年，林登·约翰逊总统邀请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加入一项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性努力，以使人口和粮食生产恢复平衡”。亨利·基辛格担心“人口过度增长”会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并会因造成可能导致不稳定的政治紧张局势而损害美国的利益。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将计划生育列为该行的优先事项，并在1970年直接资助避孕措施，并将人口目标与援助挂钩。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创立了人口理事会，后来担任尼克松总统人口委员会主席。他利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金开展避孕方面的研究和教育。

1960年至1978年间，韩国的总和生育率从每名妇女生育六个孩子下降到三个。达到这个幅度，英国用了96年，美国用了82年，韩国仅仅用了不到20年。

但是很多趋势一旦掉头，想要挽回就变得非常困难。这些生育管制措施在1979年朴正熙下台后依然延续，生育率持续下降，1984年就跌破了人口更替水平（每名妇女生育2.1个孩子）。1989年，政府停止免费发放避孕药具，并放松了生育政策。到1990年，韩国就已经开始承受这些政策的后果：国民平均年龄上升，劳动年龄人口明显下降，且由于选择性堕胎，性别比例失衡。1994年，政府正式放弃了人口抑制目标。然而，直到11年后，政府才开始推行明确的鼓励生育政策。

多国的实践证明，一旦未生育人口数量减少到一定水平以下，阻止人口下降就变得极其困难。即使剩余的年轻人迅速提高生育率，也无法阻止人口因老年人口流失而减少。1990年至2023年间，韩国儿童数量下降了50%，而65岁以上人口数量却增长了340%。为了在30年后能够维持目前的养老抚养比——即每位65岁以上老人对应3.9名劳动人口——韩国的生育率必须飙升至每名妇女生育10个孩子以上。即使要将养老抚养比降至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最低的日本水平——每位65岁以上老人对应2名劳动人口——韩国的生育率也必须提高到每名妇女生育4.2个孩子。这需要一小部分人做出极端的行为改变。

但这似乎不太可能，如今只有28%的19至49岁未婚韩国人表示想要孩子，而18至34岁的无子女美国人中，这一比例高达51% 。

自1990年以来，韩国儿童数量减少了一半，而美国儿童数量增长了11%，英国增长了9%，瑞典增长了19%。尽管这些国家都拥有庞大的老龄人口，但由于韩国极低的生育率和移民水平（外国公民仅占韩国总人口的5.1%），这些国家在人口问题方面面临的挑战远小于韩国。

0 5 政府鼓励生育的政策有一定成效

自2022年起，为了提高生育率，韩国政府开始加大了生育补贴力度：

第一个孩子出生可获得1500美元（约合10500元人民币）的补助。
从2023年起，之后每月可领取528美元（约合3700元人民币），直至孩子一岁；
两岁时每月264美元（约合1848元人民币）；
再之后每月150美元（约合1050元人民币），直至孩子上小学。

如今，每个韩国婴儿在出生后的头几年里，通过各种项目都能获得约22000美元（约合154000元人民币）的政府资助。这些政策带来的效果是2024年韩国的生育率小幅回升至0.75，是2015年来的首次正增长。

尽管政府提振生育率的尝试看似收效甚微，但如果没有这些措施，情况可能会更糟。一项分析韩国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婴儿补贴金额差异的新证据表明，更慷慨的现金补贴确实会促进新生儿的出生。

生育补贴每提高10%，第一胎、第二胎和第三胎的生育率分别上升了0.58%、0.34%和0.36%。这种效应似乎是实际出生人数增加的结果，而非生育时间的改变。例如，在某个地区提高第二胎补贴力度后，第二胎的出生人数有所增加，但第一胎和第三胎的出生人数并没有变化。这表明，如果没有鼓励生育的政策，生育率的下降速度会更快、幅度更大。尽管这些成果是真实存在的，但仍然不足以抵消数十年来的生育管制政策、世界上最严重的性别差距、世界上最严重的婚姻惩罚以及世界上最严苛的教育文化所带来的影响。

从全球范围来看，除了实打实的现金鼓励，对于儿童成长的有力措施和减轻家长育儿负担的帮扶政策同样有效。相比纯现金补贴，服务类措施更可持续。法国、日本、意大利都出台了很多对家庭更友好的政策，比较相似的措施有：建立广泛的公共托儿所，大量分布在父母可能工作的片区，优先保障低收入家庭，让父母在白天能够安心工作。其次是大幅增加产假长度，包括父母双方都享受，瑞典、挪威等国家可提供480天的带薪育儿假，法国夫妻更是可以共享近3年的产假，让他们在孩子刚出生最忙碌的时候可以安心带娃。同时这些政策都强调灵活性，鼓励根据自身的不同需要申请不同的福利政策，最大限度满足更多样性的需求，让年轻的夫妻职场和家庭的两难选择中能够更轻松一些，减轻生育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