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11月初，上海淅淅沥沥地下着雨，霞飞路一幢石库门的后窗透出微黄灯光。茅盾刚放下从赣南秘密送来的电报，纸面上“中央红军大捷”几个字墨迹未干。电报是中共地下交通员冒险送来，内容指向赣南方石圩、黄陂大岭等关键节点，表明红军击溃国民党第十九、第十八师，第三次反围剿取得决定性胜利。
消息很快在左翼文化人圈子发酵。次日黄昏，鲁迅拎着旧藤篮，步入内山书店后院临时小聚点。见面寒暄后，他按捺不住：“第三次大胜，兵力不过几万，却把蒋介石主力打得节节后退，润之究竟是怎么办到的？”
茅盾把电报内容与自己对井冈山以来战略特点的理解交叉梳理，一边掸灰一边回答：“他把兵站压到敌后，把机动权交给群众，这一招国民党至今没学会。”只一句，便把毛泽东之“运动战”精髓点到。
听罢，鲁迅轻敲桌面，冷不防抛出一句：“润之兄跟你比如何？”十余字，却胜千问。茅盾略一苦笑：“我写文章，他写历史；笔可以折断，枪杆子却能改天换地。”两人皆沉默，窗外雨势忽大忽小，石库门被水汽浸出暗痕。
这场简短对话背后，有一条清晰的时间脉络。
1921年夏天，中共一大在望志路召开，茅盾列席旁听；而毛泽东同年在嘉兴南湖红船上成为“一大”代表之一。两人虽同处上海，却未结识。直到1923年8月，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老闸北西藏路秘密举行，毛泽东第一次走到茅盾面前，自称“小说月报的常客”，那份亲和力让茅盾记忆犹新。
1926年1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后，汪精卫任宣传部长，毛泽东以代理身份主持中宣部。茅盾被邓演达举荐，出任秘书。国共合作大背景下，这对文人加革命者的组合埋下深厚友谊。当时毛泽东已多次提出“农村包围城市”设想；茅盾在秘书日记里记到一句：“此人不轻言兵，却句句不离兵。”
同年春天，毛泽东赴广东、湖南做农调，临行递给茅盾一张便条：“纸上得来终觉浅，田间地头自有理。”台湾大学图书馆今天仍藏有该便条影印件。茅盾回忆，那是他第一次听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雏形表达。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席卷申城。茅盾经香港转道日本隐匿；鲁迅则在上海守望，参加左联，靠笔锋抗争。二人通讯不断，内容大半涉及失散同志与赣南前线。1931年7月，中央苏区进入第三次反围剿准备阶段，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统筹兵力八万，面对蒋介石调集三十万集团军。到1931年9月上旬，第一次战役——新城战斗，林彪34师击溃李延钜旅，拉开胜利序幕，十月下旬黄陂大岭一战奠定全局。
陈赓右膝负伤被迫潜赴上海治疗，11月被安置在愚园路一所西式楼房。左联成员冯雪峰、沙可夫等人轮流记录他的口述，耗时六夜完成《中央红军第三次反围剿战记》——这部仅油印三十册的小册子后来传到鲁迅案头。
鲁迅翻完初稿后留下批注：“写战争，可别只写胜败，要写活人。”或许就是这句话，让冯雪峰不断补充细节，比如在方石圩激战中，一支红军排全灭，为掩护五百余名乡民转移，陈赓坚持“宁失地不失民”，已被他删改的这段惨烈细节被重新写回。
毛泽东在中央苏区收到小册子时已是1932年12月，他在读书笔记里圈出“鲁迅批注”四字，用重墨标记：“精神胜兵力。”此后，闽赣苏区的《红星报》接连转载鲁迅关于文化界支援红军的短评，士气大振。
1935年10月，长征落脚陕北吴起镇。史沫特莱经西安线把会师消息发送到上海。鲁迅终于确信，江西、福建、贵州、川南的山谷没有埋葬这支队伍。1936年1月，他和茅盾联名发去那份著名贺电：“我们坚信红军在毛泽东先生领导下，还能取得更伟大的胜利。”彼时红军仅余万余人，但战略天平已向共产党倾斜。
1936年10月，鲁迅病逝上海。葬礼名单中“毛泽东”三字排在显著位置，因距延安两千余里，毛泽东无法亲临，只托上海党组织献挽联。次年1月，《解放》周刊登出毛泽东悼词，第一句便定调：“他以笔为刃，开民族解放之锋。”
1940年5月，《新民主主义论》初稿里毛泽东再称鲁迅为“民族魂”。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他把八路军比作两支军队：朱德指挥的武装部队，与鲁迅领袖的文化部队。当时现场坐着周扬、丁玲、陈荒煤等作家，许多人第一次意识到“文化司令”的分量。
1961年9月25日，鲁迅八十诞辰纪念会上，《人民文学》把毛泽东题写的两首七律刊于卷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被加上条批：“愿与鲁迅先生共勉。”字里行间，没有过度修饰，却能看出领袖对这位早逝战友的珍重。
从石库门雨夜到延安窑洞，再到1960年代中南海灯下，这段跨度三十余年的交集，既见证一位文学家与一位政治家的碰撞，也折射出革命年代文化与武装的互动。鲁迅问出的那一句“润之兄跟你比如何”，听来戏谑，实则道破两条战线：一条用枪，一条用笔，都在向同一个目标疾进——求得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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