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宋元家
前几天，小外孙放学回来，捧着两本书一脸疑惑地问我：“姥爷，中国核潜艇有几个‘爸爸’啊？”我听了一头雾水，忙接过书翻看起来。一本是《军事报道》特刊，封面标题醒目印着《中国核潜艇之父彭士禄：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另一本是记述中国核潜艇事业先驱黄旭华事迹的《烛下青史》，文中标题赫然写着《黄旭华：中国核潜艇之父，曾为祖国隐姓埋名30年，逝世享年99岁》。
中国核潜艇究竟有几个“之父”？围绕这个问题，我做了较为详细的资料查阅与梳理，并请教了曾在彭士禄院士麾下工作、我的邻居张富贵大哥。在网络与报刊中，我留意到多篇文章将彭士禄与黄旭华均冠以“之父”称谓，这不禁让人困惑：究竟谁才是名副其实的“之父”？好比人不可能有两个“爸爸”——即便有生父与继父，用在此处也终究说不通。
为尊重两位老前辈的遗愿，给后代留下一段相对准确的历史，我现将梳理结果分享如下：
关于“中国核潜艇之父”的称谓，媒体普遍提及彭士禄与黄旭华两位前辈。百度百科分别表述：彭士禄，中国第一任核潜艇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首批及资深院士，被誉为“中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中国核潜艇事业的开拓者与奠基者之一，著名船舶专家、核潜艇研究设计专家，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亦是中国第一代核动力潜艇研制的核心参与者之一。
足见，彭士禄与黄旭华在中国核潜艇事业中均扮演着举足轻重的核心角色。论及贡献，两人各有侧重却同样关键。彭士禄作为中国核动力领域的拓荒者、首任核潜艇总设计师，主导核动力装置研发，被誉为“核动力拓荒牛”。在“无图纸、无资料、无经验”的三无困境中，他带领团队用算盘演算参数、拆玩具推演外形，提出“三步并作一步走”的创新技术路线，更在项目一度下马时坚守技术火种，最终推动中国核潜艇实现从无到有的历史性突破。黄旭华自1958年起投身核潜艇研制，后担任第二任总设计师，隐姓埋名三十余载，主导攻克了核潜艇水滴线型设计、极限深潜试验等七大关键技术难题。1988年，62岁的黄老亲赴试验一线，参与核潜艇极限深潜试验，成为全球首位亲自参与深潜的总设计师，用生命验证了装备的可靠性。
谈及荣誉，两人均获国家级至高褒奖。彭士禄于2021年被追授“时代楷模”称号，2022年当选“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黄旭华则在2019年荣获“共和国勋章”，2020年摘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生前常说：“此生属于祖国，属于核潜艇，无怨无悔。”
论及专业分工，两人的领域各有侧重：彭士禄深耕核动力系统研发，为核潜艇注入“核心心脏”；黄旭华则专注于核潜艇总体设计与深潜试验，为核潜艇塑造“强健体魄”，形成了“核与船”的优势互补格局。
谈及对待荣誉的态度，两位老前辈均秉持谦逊之心，坚决反对个人英雄主义。彭士禄生前始终拒绝“核潜艇之父”的称谓，常说“核潜艇是千万人共同努力的成果”。黄旭华更是多次澄清否认这一称号，他曾明确表示说：“中国的核潜艇是一项群体事业，它是在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直接关怀下，由一大批科研人员集体创造出来的。我不是‘核潜艇之父’，我只是其中一员，不过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做了应该做的事！”他还曾指着身旁的彭士禄、赵仁恺、黄纬禄等科学家说：“要说中国的核潜艇之父，他们都称得上，都做出了父亲式的贡献。”其女儿黄峻也证实，父亲从未承认过“核潜艇之父”这一称呼。
综上，中国核潜艇的成功是集体奋斗的结晶，彭士禄与黄旭华作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用毕生奉献诠释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无私奉献”的核潜艇精神。尽管两位老前辈对“核潜艇之父”的称谓均持谦逊态度，但无可否认，他们都是中国核潜艇事业中不可或缺的核心人物，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中国科技突破的生动缩影，更是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教材。
既然如此，为何会出现“之父”的说法？海军作家李忠效在《中国核潜艇没有“之父”》中写道：“记者也好，作家也罢，但凡写文章的人，总爱给笔下人物归纳提炼特点，贴上各式‘标签’，诸如‘铁人’‘铁姑娘’‘神童’‘学霸’之类，无非是想让人物形象更鲜活，在读者心里刻下更深刻的印记。”
李忠效老师的话直戳我心窝，也勾起了我藏在心底的愧悔。当年在潜艇部队当新闻干事时，为了让稿子出彩，我就常给采访对象贴“标签”。有位机电业务长成功完成一项技术革新，我写了篇题为《没有“金刚钻”也揽瓷器活》的稿子，发表在《人民海军》报上。打那以后，“金刚钻”就成了他的绰号，如今他已年逾八旬了，可有人仍这么称呼他。转业到地方后，我又习惯性地给的哥的姐贴起了“标签”——“爱心的士”“血谊的哥”“金花的姐”……这些绰号虽多为褒扬，但每一个背后都藏着我当年的“小聪明”，也藏着后来的悔意。
其实，妥当“贴标签”本无可厚非，但是我国媒体存在一种不良倾向：不顾事实、不顾历史、不顾国情胡乱贴标签。诸如这个“之父”，那个“之父”，如果不贴上“之父”标签，似乎就不那么光荣和伟大了，还好幸亏称“之母”者甚少，不然其称谓也许会泛滥一阵子。因此，滥用“之父”称谓，既损害了新闻真实性与媒体权威性，也违背了典型人物的本意。正如李忠效老师所言：“编‘桂冠’可以，但要编得大小合适一点。否则，让行内的人看着难受，让当事人戴着也难受。对百姓是一种误导，对当事人更是一种负担。典型宣传，还是少一点花拳绣腿，多一点实锤干货为好。”
回望中国核潜艇事业发展历程，自1958年正式立项至今，已走过近七十载。其间，有成千上万的技术人员、海军官兵和工人默默奉献，做出了巨大贡献。选出优秀的典型人物进行宣传，以壮国威、军威，本是必要之举，但是硬要给彭士禄、黄旭华戴上“中国核潜艇之父”的桂冠，是否妥当？
有资料记载，外国人习惯用“之父”表彰某领域的突出贡献者。比如美国“核潜艇之父”里科弗，曾担任美国核潜艇工程办公室主任，其职务大致相当于中国核潜艇工程办公室时任主任陈右铭。里科弗访华时，曾称陈右铭为中国的核潜艇之父，陈右铭当即连连摆手：“不敢，不敢。”
回溯历史，中国核潜艇工程的最初动议源自聂荣臻元帅。1958年，聂帅向毛主席与党中央递交《关于开展研制导弹原子潜艇的报告》，这份承载民族国防梦想的文件很快获批，核潜艇研制正式启动。整个工程的推进，始终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关怀指导下展开。1959年10月，面对国外技术封锁，毛主席发出振聋发聩的号召：“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这句话成为中国核潜艇事业的精神坐标，深深烙印在每一位科研工作者心中。
中国核潜艇工程办公室时任参谋、年逾八旬的王德宝前辈曾深情感慨道：“中国从来不需要‘核潜艇之父’的个人标签，但如果一定要说，那只能是聂荣臻元帅！因为搞核潜艇的念头，是他第一个提出来的，没有他的动议，就没有中国核潜艇的起点。”
根据百度百科定义，“之父”指某一领域、事业或国家的创始者与奠基人，多用作尊称。1979年9月，中国核潜艇工程推行总师负责制，彭士禄出任第一任总设计师，主导核动力装置研发，是核潜艇研制领域名副其实的开拓者与奠基人，被誉为“核动力拓荒牛”；彼时，黄旭华担任三位副总设计师之一，协助开展总体设计工作。1983年，黄旭华受命担任第二任总设计师，持续推动核潜艇技术完善与升级，属于中国核潜艇事业的重要开拓者与奠基者之一。显然，将黄旭华等同于“创始性奠基人”并不准确。若以总师身份论“之父”，这一称谓也更应属于开创先河的彭士禄，更何况“之父”的单一属性，本就与集体攻关的事业本质相悖。
海军上校张富贵深情地说，如今陈右铭、彭士禄、赵仁恺、黄纬禄、孟庆宁、杨玺、尤子平、张金麟、黄旭华等中国核潜艇战线的老一辈精英相继离世，标志着中国核潜艇研制与使用的激情开创时代已然落幕。愿新一代核潜艇人秉承前辈的光荣传统，续写深海铸剑的新辉煌。
写到最后，我想借用李忠效老师的观点，对小外孙如实说：“中国核潜艇没有唯一的‘爸爸’，只有一群并肩作战的开拓者与奠基人，这是千万人共同拼搏的成果，他们的功勋如一座丰碑，永远屹立在大洋深处，镌刻在祖国心中。
☆ 本文作者简介：宋元家，大连市作家协会会员。1972年12月入伍，曾任海军潜艇潜艇轮军士长、副政委、政治部新闻干事、宣传科长等职。1993年转业至大连市出租汽车行业工作，现已退休。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小说、散文、论文和通讯报道等文稿多篇，达数百万字。已出版《蓝鲸兵魂》《蓝鲸恋歌》《夕阳颂歌》和《笔底吟歌》等作品，著有长篇报告文学《顾庆泰和他的“爱心的士”》。其中长篇小说《蓝鲸兵魂》作为“新时代·筑高峰”大连原创文艺作品丛书之一，获得辽宁省重点主题出版物专项资金扶持。2024年8月，该书入选当季“辽宁好书”，被全国百余家图书馆列入“大国追梦”主题共读书目，收入国庆主题书展核心书单，参加中华读书会“献礼国庆75周年系列主题书展”。
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编辑：易书生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