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仲夏，保山地委的一次现场会上，群山尽是黄土，大亮山裸露的山脊被烈日炙烤得发白。会场上人多言杂，唯独杨善洲低头在笔记本上画树，他嘀咕一句：“早晚得让它绿起来。”一句自言自语，被身边的同事记了下来。谁也没想到，这句话会在十五年后变成他人生的下半场主题。
1944年，20岁出头的杨善洲挑着弹药粮草，奔走在滇西的崎岖山道。轰炸机呼啸而过，爆炸声让山谷发颤。有人劝他留下性命要紧，他回答得干脆：“国家有难，哪能躲？”这一年，他失去了与他一起赶路的表弟，但从未动过退意。回村后，他把挑伤留下的厚茧看作勋章，也把那份“要做可靠的人”的念头刻进心里。
1951年至1960年代，杨善洲在施甸、保山一线任职。有人统计，他每年有三百天以上在田里，草帽、草鞋、扁担三件套从不离身。老乡们爱给干部起外号，“草鞋书记”就这么传开。赶上插秧，他蹲在田埂边卷起裤腿；秋收时，他握镰跟着收割队一路挥汗。吃饭付钱、住村不扰民，是当地人对他的共识。其实那几年他已是县委书记，可谁见过书记掏腰包给社员买锄头的？
1963年大旱，粮食减产，学生频频辍学。教员被抽去支农，课堂几近空荡。杨善洲把县里干部叫到一张破木桌旁商量，末了拍板：“老师回讲台，地我来想办法。”县里随后办起一批半工半读学校，教室是竹棚，黑板是木炭抹墙，可扫盲效果显著。老汉学会写自己名字时，握着他的手直笑，他却只说一句：“念书，才有力气和穷日子算账。”
到了1988年4月，年满六十的杨善洲从保山地委书记的位子上光荣退休。省委书记普朝柱亲自登门，言简意赅：“来昆明吧，人大常委会还需要你。”杨善洲摇头：“城里我住不惯，我得回山里忙正经事——种树。”客厅里一阵沉默，最终形成了决定：在大亮山成立县属林场，他任义务指挥长，不拿工资。
大亮山当时的模样，只能用“光秃”来形容。过度放牧、毁林开荒，让土层被大雨冲得精光，野樱桃都活不下去。乡亲们苦着脸说：“种啥都不活，您这不是白折腾么？”杨善洲却拿着拐杖在山腰丈量坡度：“树能活，人得先服气。”
林场初建，吃住靠窝棚，四处透风。山里湿气大，衣服晾一周仍是潮的。海拔二千六百多米的夜晚比人想象中冷，醒来被子表层薄霜如盐，头发僵硬。杨善洲顶着花白头发，围着火盆写造林笔记，还要查苗圃。有人问他：“住这地方不难受？”他顺手抹掉凝在眉毛上的冷霜：“等树长起来，风小了，就暖和。”
修路是第一大难题。外头请工程队要价十几万元，他干脆拎着量尺亲自勘线。三十来名林场工人搭配几把锄头，一米一米往前抠，14公里山路硬是用一万元打通。副省长来林场，见他住在油毡房，心疼地批了钱盖砖木结构新楼，他却把楼让给技术员。有人抱怨他太“抠”，他摆摆手：“我在山里涮口都用冷水，不缺这点舒坦。”
杨善洲的退休金原本不高，每月两百余元，他反拿出大半给林场发补贴。场长白洪学实在心疼，塞给他五百元生活费。他转身请厨师加菜，端到工棚里：“多吃一口是一口，树多活一棵值一棵。”双方僵持许久，最终定了每月七十元伙食补助，后来调到一百元。直到1996年物价飞涨，他仍认为“够用”。
植被渐起色后，杨善洲又引进核桃、云茶、咖啡等经济作物。山脚下的溪水清了，过去挑水得翻两座岭，如今小渠绕村。林场盈余逐年攀升，到2000年代已累积三亿多元资产。他却从未拿过分红，反倒动员儿女卖掉县城刚盖的房子，把欠债还清。有人取笑他“亏本买卖”，他只轻描淡写：“账要算长远。”
2009年11月，耄耋之年的杨善洲把大亮山林场整体无偿交给国家。施甸县想奖励十万元，他连夜写信回绝。保山又追加二十万元，他推辞不过，收下后立即分三笔捐出：一半送到保山一中，三万给林场建瞭望哨，三万用于山下村公共澡堂，剩下四万塞进妻子枕头底下。老太太翻出钱嚷道：“你也知道留家里呀。”屋外柴火噼啪，他笑不作答。
翻看老人的遗物，有一张1978年的户口迁移表，空白如新。那年政策允许他把家人全部转城镇户籍，他却把表格压在抽屉深处：“八亿农民守着土地，我们凭什么走？不合算。”近四十年过去，黄纸脆得一折就裂，却见证了一位老农家子弟的倔强。
2010年10月10日，杨善洲在昆明离世，终年83岁。消息传回大亮山，工友们没急着办丧事，而是抡锄头跑向育苗区——再多栽一棵，再多护一株，是他们能想到的最好致意。山风吹过，松涛作响，那些被杨善洲亲手覆土的幼树，早已连成数万亩绿海。高处俯瞰，曾经的“白头山”如今青浪漫卷，村里的孩子跳进清渠打水仗，老人们说：“杨书记回来了，他就在这片林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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