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张学良在被软禁了整整五十四年后,终于重获自由。

全世界都在看,这位历经沧桑的少帅,会如何度过他的晚年。

人们都以为,他会守着那位不离不弃、陪伴他走过半个世纪风雨的赵一荻女士。

可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撇下一切,独自飞往纽约。

他在纽约一位名叫蒋士云的女友人家里,一住就是三个月。

这三个月,被他自己称为“一生中最自由的时光”。

这就让人纳闷了,于凤至是他的结发妻,赵一荻是他患难与共的伴侣,这位蒋士云,究竟是何方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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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的夏天,北京城里的一场饭局。

主位上坐着的,是年仅二十六岁的张学良,时任东北军第三军团总司令,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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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间,主人顾维钧介绍了一位新客人,“这是蒋履福先生,刚从法国回来。”

蒋履福的身后,跟着一个梳着两条辫子的小姑娘,眼睛又大又亮,一直在偷偷地打量着这位传说中的少帅。

她就是蒋士云,那年才十五岁。

张学良也就是多看了一眼,笑着和她父亲寒暄了几句,没太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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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眼里,这不过是个小丫头片子。

可少女的心,却被这一眼彻底搅乱了。

那天晚上回家,蒋士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张学良的样子。

挺拔的身材,温和的笑容,说话的时候眼睛里像有星星。

这跟书上写的那些五大三粗的军阀,完全不是一回事。

蒋士云可不是一般的富家小姐。

她祖父在无锡经商,家底殷实。

父亲蒋履福更是个有出息的读书人,北大西语系毕业,进了北洋政府的外交部。

十六岁那年,父亲外派法国,她又跟着去了巴黎,待了一年,连法语也学得通透。

所以,当1927年她回到北京时,已经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顶尖名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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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身上有江南女子的温婉灵秀,又混合着欧式教育带来的大方和自信。

追求她的人,从北京排到上海,她一个都瞧不上。

心里头,就只装着那个在饭桌上见过一面的少帅。

缘分这东西,有时候就是这么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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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1930年的冬天,在上海市长张群办的一场招待宴会上,两人又遇上了。

此时的张学良,已经是名副其实的东北军少帅,身边还带着他的原配夫人于凤至

宴会厅里灯火辉煌,他端着酒杯在人群里应酬,突然,他看见了蒋士云。

三年不见,当年的小丫头,已经出落成一朵开得正好的花了。

她穿着一身时髦的旗袍,涂着口红,站在人群里,气质格外出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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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两个人就用英语聊了起来,旁边的人一句也插不上嘴。

从那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只要有社交宴会,人们总能看到他们俩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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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民国四大公子之一,一个是北平第一名媛,两个人用旁人听不懂的英语你侬我侬,绯闻很快就传得满城风雨。

对于一个大家闺秀来说,这已经是最大胆的表白了。

她心里清楚张学良有妻子于凤至,但她愿意不要名分,只要能和他在一起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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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回信了。信里,他问她,愿不愿意来沈阳,做他的秘书。

拿着这封信,蒋士云的手都在发抖。

她想去,可她又犹豫了。

自己是外交官的女儿,是苏州城里有头有脸的名媛,跑去给一个有妇之夫当秘书,这算怎么回事?

外人会怎么看?父母又会怎么想?

她纠结了很久,没有回信。

过了半年,心里的爱意终究还是战胜了理智。

她对自己说,管他呢,爱一个人哪儿有那么多顾忌。

她动身去了北京,准备去找张学良。

可就在一个朋友办的宴会上,她听到了一个让她瞬间如坠冰窟的消息,张学良身边已经有了一位女秘书,叫赵一荻,也就是人称的赵四小姐。

而且,俩人已经生下了一个儿子。

蒋士云当场就站在那里,脸色煞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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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个骄傲的女人。她可以接受自己排在明媒正娶的于凤至之后,但她的自尊,绝不允许她排在同样被称为“四小姐”的赵一荻之后。

她不能去做他生命里的第三个女人。

当天晚上,她连个招呼都没打,就直接订了去欧洲的船票,走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

1931年,在意大利,蒋士云一个人在异国他乡散心。

她收到过张学良的信,但一封都没有回。

不是不爱了,是不敢再爱了。

就在这时,她遇到了一个熟人,中央银行的总裁,贝祖贻。

贝祖贻也是苏州老乡,刚刚经历了丧妻之痛,来欧洲散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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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年三十七岁,身边还带着六个孩子,而蒋士云才十八岁。

一个失恋,一个丧妻,两个失意的人在异国他乡,竟然生出了一丝惺惺相惜的感觉。

贝祖贻说话风趣,特别爱讲笑话,这一点,和张学良很像。

蒋士云听着他说话,有时候会恍惚,觉得好像张学良就在眼前。

1932年的春天,二十岁的蒋士云在上海,嫁给了三十七岁的贝祖贻,成了六个孩子的继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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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六个孩子里,就包括了后来享誉世界的建筑大师贝聿铭。

消息传到沈阳的时候,张学良正因为“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政策,被全国人戳着脊梁骨骂。

即便自己都焦头烂额,他还是专门派人去上海,给蒋士云送去了一份厚重的贺礼。

婚后的蒋士云,成了“贝夫人”。

她没有忘记张学良,但这份感情,已经转化成了另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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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从此失去自由。

当时很多大家族为了自保,都选择沉默,生怕被牵连。

只有蒋士云,在上海急得团团转,到处奔走营救。

她甚至拜托丈夫贝祖贻,动用他和军统头子戴笠的私人关系,几经周折,终于在1937年,到浙江奉化雪窦山,见到了被囚禁的张学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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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看着那个曾经风光无限的男人,如今像个囚犯一样,头发乱了,眼神也黯淡了。

她安慰他,鼓励他。这次见面,给了张学良莫大的精神慰藉。

这一别,就是四十多年。

直到1990年,张学良终于恢复自由。

他带着赵一荻飞到美国,第一站,就是纽约,住进了蒋士云的家里。

这时候,他九十岁,她七十九岁。

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终于可以自由自在地待在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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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三个月,蒋士云给他安排了各种活动。

白天见朋友,接受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访谈,看跑马,看球赛,甚至去赌场玩二十一点。

张学良自己说,这是他一生中最自由的时光。

赵一荻陪了张学良半个世纪,放弃了家庭和自由,到老了,还得吃这份醋。

她看着张学良和蒋士云有说有笑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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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是她亲自登门,对张学良说,“该回去了。”

张学良看着蒋士云,眼里都是不舍,但他还是跟着赵一荻走了。

从那以后,两个人再也没见过面,连一个电话都没打过。

2007年,九十五岁的蒋士云在纽约去世。

她带走了所有关于张学良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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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这一生,活得清醒又通透。

她爱过,但没有为了爱情放弃自己的尊严和人生。

她在最炙热的时候选择了骄傲地转身,在婚姻中坚守了忠诚和责任。

有人说,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或许正是因为没有得到,蒋士云才成了张学良心里那道永远明亮的白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