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的一个中午，北京徐向前元帅的寓所里，气氛有些古怪。
正在读小学六年级的我——王彦彦，死死盯着碗里那团黑乎乎、滑腻腻的东西，喉咙发紧。
那是马齿苋，乡下路边随处可见的野草。
出门前，母亲千叮咛万嘱咐：“千万别在徐帅家吃饭！
那是首长的‘特供’，咱们老百姓没资格享用。”
在我的小脑袋瓜里，元帅家的饭桌那还不得是山珍海味？
肯定全是那个年代见都没见过的宝贝。
可谁承想，当那口带着土腥味、酸涩难忍的“特供”滑进嘴里时，我的三观瞬间崩塌了。
我硬着头皮，就着馒头强行往下咽，好悬没当场吐出来。
回到家，母亲好奇地凑过来打听：“快说说，首长家都吃甚好东西了？”
我苦着一张脸，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草。”
一位战功赫赫的共和国元帅，放着好日子不过，为什么要在和平年代守着满桌野菜吃得津津有味？
这顿让我难以下咽的午餐，成了我心里解不开的谜。
直到多年后我嫁给徐小岩，成了徐家的儿媳妇，才真正读懂了那盘野菜背后的分量。
这事儿，还得从那天中午的“意外”说起。
那会儿我常去找徐帅的儿子徐小岩玩，两人青梅竹马，玩疯了就忘了点。
眼瞅着到了饭点，厨房飘出了饭香，我猛然想起母亲的教诲，吓得赶紧起身要溜，推说家里做好饭了。
徐向前正坐在藤椅上，听见这话，慈祥地招招手：“我家是别人家吗？”
我愣了一下，脱口而出：“当然不是！”
“那就留下，我让你妈妈放心。”
徐帅一句话，就把我按在了饭桌旁。
徐小岩乐得不行，我心里也美滋滋的。
在那个人人肚里缺油水的年代，能蹭上一顿元帅家的饭，那是多大的造化？
可菜盘子一端上来，我的心就凉了半截。
除了那盘让我终生难忘的马齿苋，其他的菜也普通得不像话。
不是我想象中的大鱼大肉，也不是精致的国宴摆盘，甚至比普通市民过节吃的还要寒酸。
后来进了徐家门我才发现，那天中午的“草”，压根不是偶尔的忆苦思甜，而是徐家的家常便饭。
春天吃槐花、榆钱；夏天吃马齿苋、灰灰菜。
只要是能入口的野菜，都会轮番登上元帅的餐桌。
在徐向前眼里，这哪里是草？
这是他在漫长革命生涯中养成的“味蕾记忆”，是救命的粮。
这股子“抠门”劲儿，不仅仅是在嘴上，更是渗进了日子的骨头缝里。
国家曾给徐向前配了两辆红旗轿车。
一辆日常跑，一辆备用，怕万一坏了误事。
按理说，这在当时的高级干部待遇里合规又合理。
可徐向前看着院里停着的两辆车，眉头拧成了疙瘩。
“屁股就一个，坐得过来吗？
还要养两个司机，烧两份油？”
他当场命令秘书把备用车退回去。
剩下这一辆，他也立下了铁规矩：除了他公务用，家属子女，谁也不许碰。
哪怕是生病去医院，只要不是要命的急症，家里人都得老老实实骑自行车或者挤公交。
在他看来，公家的便宜，一分钱都不能占，占了就是烫手。
穿衣裳更是如此。
堂堂元帅，衣柜里愣是翻不出几件像样的行头。
冬天的棉袄是部队发的，穿了十几年，袖口磨破了，补丁摞着补丁。
夏天的汗衫统共就两件，换洗着穿，直到领口泄得像荷叶边，稍微一用力就能扯出口子，他才勉强同意换新的。
那些做工考究的礼服、中山装，全被他整整齐齐压在箱子底下。
只有在接见外宾、参加国庆阅兵这种关乎国家脸面的大场合，他才会小心翼翼地拿出来穿上。
“我是代表国家见人，不能给中国丢脸。”
这是他对奢侈唯一的妥协。
他以为只要外面光鲜就行，却不知道，那件破汗衫里藏着的，才是一个共产党人最体面的灵魂。
有人不明白，徐向前战功这么大，国家给的津贴也不低，何苦要把日子过得像个苦行僧？
这得往回看，看他从哪儿爬出来的。
徐向前生在山西五台县的穷窝窝里。
家里祖上阔过，但到了爷爷这辈早败落了。
爷爷不信命，带着全家最后的家底走西口，想翻身，结果赔了个精光。
全家的重担，全压在徐母肩上。
老太太没读过书，却有着中国女人最坚韧的劲儿。
缝缝补补、粗茶淡饭，在母亲手里，穷日子也能过出花儿来。
小时候的徐向前，就是在母亲的背篓里学会了咋“过日子”。
那是一种对物力的极度心疼，是对每一粒粮食的敬畏。
这种刻在骨子里的基因，后来在长征的草地上被无限放大了。
当皮带都煮烂了、草根都嚼尽了的时候，能有一把野菜，那就是救命的美味。
从那种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人，对物质的那点贪欲，早就被剔得干干净净。
建国后，老战友韩先楚上将去家里做客。
两人那是生死之交，韩先楚心想，到了老帅家里，怎么也得整两盅好酒吧？
结果，徐向前热情地端出了一盆山西特色——“和子饺”。
啥是“和子饺”？
其实就是杂粮面做的，掺着豆角、土豆和一点点面条，煮成一锅糊糊，在山西农村这就是填饱肚子的粗食。
韩先楚看着这一盆黏糊糊的东西，哭笑不得。
他硬着头皮吃了一碗，放下筷子感慨：“老帅啊，你这也太‘正宗’了，我这肠胃享不了这福！”
这事儿在军里成了笑话，可笑过之后，谁心里不是热乎乎的？
徐向前招待战友，不搞那些虚头巴脑的排场，因为他知道，懂他的人，自然懂这碗糊糊里的情义。
这种家风，就像一条看不见的河，静静流到了下一代身上。
儿子徐小岩上学时，穿的是打补丁的旧衣服。
在同学们都开始穿的确良、运动服的年代，他显得格格不入，却从来没觉得丢人。
到了孙子徐珞这辈，虽然不用穿补丁了，但依旧没有名牌。
徐珞常年就是牛仔裤配夹克，脚踩懒汉鞋。
只有鞋底磨穿了，家里才批钱买新的，还得买便宜货。
在徐家，没谁觉得自己是“红三代”就高人一等。
他们从长辈那儿继承的，不是金山银山，而是一身硬骨头。
1990年，徐向前元帅走到了尽头。
病床上，他留下了最后三条遗言，每一条都像重锤，狠狠敲在世人心上：
“第一，不搞遗体告别；第二，不开追悼会；第三，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别山、大巴山、河西走廊和太行山。”
不需要鲜花簇拥，不需要万人哀悼，不需要花国家一分钱搞身后的排场。
他要把自己最后一点物质的存在，全还给那片他流过血的土地。
那一刻，我站在病床前，泪流满面。
我终于彻底读懂了那顿野菜宴。
为什么共产党能得天下？
为什么他们能让亿万百姓死心塌地跟着走？
因为他们从来没把自己高高举起。
他们弯下腰，低到尘埃里，低到百姓的饭桌上。
他们吃的是草，挤出的是血，撑起的是一个民族的脊梁！
徐向前只是那一代人的缩影。
他们像群星一样，在这个国家最黑暗的时候把自己点燃了。
如今，当我们坐在宽敞明亮的餐厅里，面对满桌大鱼大肉时，是否还能想起那一碗苦涩的马齿苋？
那不仅仅是一道菜，那是一面镜子。
它照出的，是先辈们纯净得近乎透明的灵魂。
这盛世如您所愿，但这碗“野菜”的味道，我们绝不敢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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