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一个女同学，78年考上卫校，82年分到县医院。干了不到半年，乡里缺人，要从县医院调个护士去乡卫生所，领导看她年轻能吃苦，想让她去。她不肯，说好不容易从山沟沟考出来，白大褂还没穿热乎又要扔山里去。

她老家在最偏的山坳里，打小就看着村里人看病难，小病扛大病拖，有次她弟弟发高热，她爹背着弟弟走了四个钟头山路才到乡卫生所，还是晚了一步，落下个中耳炎的病根。从那时起，她就铆着劲要考卫校，要跳出大山，要守着县医院的玻璃窗，不用再踩着泥路出诊。

卫校三年，她是班里最拼的，别人逛街看电影的时候，她抱着解剖书啃到深夜，实操课上扎针练得手上全是淤青，愣是凭着一股狠劲，成了那年卫校里唯一一个分到县医院的毕业生。报到那天，她特意买了块新手表，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站在县医院的门诊楼前，看着白底红字的牌子，眼泪唰地就掉下来。

在县医院的半年，她像个陀螺似的转，跟着护士长查房、配药、扎针，哪怕是值夜班，困得眼皮打架，也觉得心里踏实。她早就盘算好了，等攒够了钱，就把爹娘接出大山，在县城边上租个小房子，让他们也尝尝不用走山路的滋味。

领导找她谈话那天，办公室里的日光灯管嗡嗡响。领导说乡卫生所就一个老医生，连个正经护士都没有，村里人看病太费劲，说她年轻，又是山里出来的，肯定能适应。她咬着嘴唇，手心里全是汗，憋了半天才说出那句话。领导叹了口气，没逼她，只是说让她再想想。

她回宿舍躺了一下午，脑子里全是山里的样子。泥泞的小路，漏雨的土坯房，还有弟弟耳朵里常年带着的药膏味。她知道乡卫生所需要人，可她更怕，怕自己又回到那种一眼望到头的日子。

没过几天，乡里来了个干部，提着一篮子土鸡蛋找到她宿舍。干部说，乡卫生所的老医生快退休了，孩子们发烧，妇女们生孩子，都得往县城跑，有时候赶上下雨，山路塌了，人就这么耽误了。干部还说，她要是去了，乡里能给她盖两间砖瓦房，还能帮她爹娘在乡里找份轻省的活儿。

她看着那篮土鸡蛋，黄澄澄的，透着山里人的实诚。那天晚上，她梦见弟弟小时候，哭着说耳朵疼，她爹背着弟弟，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山路上。

第二天一早，她敲开了领导办公室的门。她没说太多话，只说她去。

去乡里报到的那天，她穿着那件白大褂，背着铺盖卷，站在县医院的门诊楼前，回头望了望。车开的时候，她摸了摸口袋里的新手表，心里说不清是酸是涩。

后来听说，她在乡卫生所一待就是三十年，从一个年轻的护士，变成了十里八乡都敬重的“女先生”。她不光看病打针，还学着接生，学着给庄稼人看跌打损伤。有人问她后悔吗，她总是笑着摇头，说当年从山沟沟考出来，是为了看病，现在回到山沟沟，还是为了看病。

山风吹着她的白大褂，一晃，就是半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