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五年九月末，长春车站的月台上仍飘着辛辣的火药味，苏军的装甲列车刚刚咆哮而去。翻译军官掀开一间库房的帆布时，大堆枪械在灯光下闪烁。“好家伙，得赶紧接收！”警卫员忍不住低声感叹。也正是在这几天，黄克诚在山东临沂向中央发电，再次提出“务必让三师北上”。他熟悉敌后建根据地的套路，却清醒地知道：没有足够武器，到了东北也只是空手套白狼。
十月上旬，冀热辽部队先期跨过山海关，李运昌带着三个旅一头扎进沈阳、长春一线的日伪仓库，很快就摸到“第一桶金”。步枪、机枪、军毯、棉衣，一车一车运往锦州北面各县。苏军随后索要部分日军军火，又让物资紧张陡增，但总的来说，先到先得的原则让冀热辽部睡了安稳觉。
而在胶东半岛，新四军三师却进行了一场“大甩卖”。因电报多次提示“东北物资充足”，部队离开华中时把多余枪弹留给了兄弟部队，棉衣也只带了七成。等船抵大连已是十一月中旬，寒风穿透薄棉军装，官兵才意识到自己“被信息误导”了。
三师到阜新后，黄克诚第一件事便是找李运昌报到，结果只分得二十发子弹、几百件旧棉衣。黄克诚脸色发青，却忍住火气，开口仍是客气：“账可以不记，但兄弟不少。”李运昌同样委屈——仓库早已见底，扩编部队天天伸手，哪里还有多余家底？
缺枪少粮的日子并没持续多久。黄克诚习惯在艰苦处找出路，他的方案是“先休整、后分散、再发动群众”。具体讲：避开城市正面，去西满的洼地、林区，边剿匪边创基干武装，积攒兵源与粮秣，再谋大仗。意见上报后，林彪随即在十一月二十日召集阜新会议。原定五位主官，只来了林、黄、李三人，屋外飘小雪，沉默时间比讨论时间还长。
会议第六天出现分歧。东北局电报提议：把三师与李运昌三个旅捆在北宁线山海关—锦州区段，用黄克诚做政治委员、李运昌做司令员，同时另编一支地方兵团去热辽边界清匪。林彪认为“兵多地少”会互相牵制，黄克诚更直白：“狭窄地带装五万人，不剿匪，只堵铁路，迟早堵出乱子。”两人意见一致，会议僵住。
有意思的是，林彪并未急于拍板，他把地图摊在炕桌上，用铅笔圈出西满：齐齐哈尔—甘南一线地广人稀，匪患猖獗却兵力空白。黄克诚看到这片辽阔平原，几乎立刻点头。林彪随后给东北局回电，请求将三师整建制划往西满，李运昌部则在热河、辽西自行发展。该电一天后获批，原先的“合并”被悄然放弃。
调整命令下达，三师夜行百里转战北安、甘南。凛冽的寒气逼得官兵把报纸塞进棉衣挡风。到一九四六年一月，黄克诚已把西满四座县城的伪匪据点拔掉，缴枪三千、招兵七千，织布、炼铁、制药的小工厂也在荒地上冒起炊烟。不得不说，黄克诚把“无根据地”硬生生变成“后方大本营”。
与此同时，李运昌重返热河。他熟悉那里的山峦与沟壑，更熟悉当地百姓。热辽纵队在他的指挥下修山道、整土城、清土匪，承德外围渐渐稳固。四月，蒋军企图从通辽南压，李运昌利用地形打出几记漂亮的伏击，减轻了热河压力，也令东北局对这支地方性部队刮目相看。
战局变化快速。一九四六年秋季攻势后，中央决定把晋察冀的冀察热辽区域与东北联成一体，方便兵力、物资呼应。一九四七年春，黄克诚调任冀察热辽军区政治委员，挂帅来到承德以西，负责政治整训与后方动员；李运昌则继续兼省政府主席，侧重地方政务与民兵。两人的职责不再重叠，却仍横跨同一条战线。
试想一下，如果最初的合并方案真落地，五万人一起堵在山海关外，敌情、后勤、人地矛盾会在短时间内放大，结果或许适得其反。后来事实说明：西满大基地与热河山地屏障形成南北呼应，为辽沈战役提供了侧翼安全，也为东北全境奠定坚实后方。这正印证了林彪与黄克诚当初的坚持。
总结战后资料，黄克诚北进时手中不足八千条枪，到辽沈战役前夕，其部已扩至近四万人，且自给率超过六成；李运昌热辽纵队虽规模不大，却保持高机动力和地方渗透力，成为承德保卫战的主力之一。两支部队的不同路径，恰好说明：在瞬息万变的东北局势中，“地广人稀剿匪建政”与“山区游击稳住根本”都能开花结果，关键看指挥员如何审时度势、不拘一格。
当年阜新小炕桌旁那场八九天的争论，如今翻看电文，只剩数行字迹：兵无常势，因地制宜。短短六字，却道出黄克诚与李运昌“各自发展”的历史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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