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9月16日清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高音喇叭忽然传来广播：新中国将首次实行特赦。院子里顿时沸腾，刚做完操的战犯们互相招呼，仿佛寒冬里闯入了一股暖流。
一个瘦高的中年人却仿佛被定住。他攥着衣角望向远处，目光透出不敢置信——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半个世纪前戴皇冠、半世纪后穿囚服，世事翻覆，如此跌宕，恐怕只有他才体味得透。
再往前推回到1912年2月。那年腊月，溥仪刚满六岁，听大臣们跪在养心殿外哭着念诏书，说大清江山不再属于他。闹哄哄的太监、惊惶的嫔妃、飘雪的御花园，都成了他童年记忆里最早的噩梦。
退位并没有让最后的皇帝从此隐退。循着遗老遗少的怂恿，他在紫禁城住到1924年才被冯玉祥请了出来，随后飘泊天津。表面上是寄寓异乡，骨子里却是一桩桩“复辟”算计：先看北洋，后问苏俄，最终锁定了日本。
1931年9月18日的深夜，奉天的枪声给了他“希望”。仅一年后，在关东军的手掌心里，他披挂“康德”皇袍，坐进长春伪宫。名义是皇帝，实则傀儡。连他自己也承认：“我只是日本人的人质。”可那顶龙冠，他依旧不肯放下。
1945年8月，关东溃败。溥仪企图登机逃往东京，尚未起飞便被苏联红军截下。三年后，他以证人身份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坦白自己没有自由。法庭记录冷冰冰，却写不尽这个昔日君主的狼狈与恐惧。
1950年7月，溥仪被送回国，编号“981”，住进抚顺战犯管理所。日子单调得像监房的白墙：早操、学习、劳动、写检查。战犯们背诵《共同纲领》，讨论“谁是人民，谁是敌人”。溥仪摊开稿纸，写下《我的前半生》——那其实是他的忏悔书。
特赦决定宣读不到三个月，首批33名战犯名单公布。念到“爱新觉罗·溥仪”时，他愣了好几秒，随即蹲在地上用微颤的手指反复摸那张纸。泪水模糊了字迹，也算冲刷了半世尘埃。次年年底，他正式获释，被安置在北京植物园当了一名园艺助理，月薪一百八十元。
1961年10月，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大会上，溥仪与鹿钟麟、熊秉坤三人挤在取景框里合影。一个是昔日“皇上”，一个是率先冲进紫禁城的陆军少将，一个是打响武昌城头第一枪的革命兵士。按理冤家路窄，却相谈甚欢。有人悄声感叹：时代真变了。
真正让溥仪彻底放下戒备的，是1962年正月里那封来自中南海的请柬。信上写着：毛泽东同志邀请您于正月初五赴中南海颐年堂便宴。溥仪拿着信，反复确认落款处的钢笔签名，好半天才敢确信这不是玩笑。
宴会那天，北京飘着细雪。程潜、章士钊、仇鳌、王孝范先一步抵达。毛泽东笑着卖关子：“待会儿的主宾，你们都认识，甚至曾给他行过大礼。”众人面面相觑。门口脚步声响，一个高瘦身影进来——灰呢大衣，窄边眼镜，正是溥仪。毛泽东起身握手，半拉半拽地把他安在自己右边，说：“客人当坐上位。”
气氛顿时活络。酒过三巡，烟雾缭绕，毛泽东忽然眯眼问：“宣统，知道是谁把你从龙椅上撵下来的吗？”话音一落，桌旁几位民国元老忍不住莞尔。溥仪愣了愣，随即笑道：“前些天我才和鹿钟麟叙旧，原来把我请下来的，今天都坐一起了。”此语一出，满座哄然。那句“谁把你撵下来的”，一面是调侃，一面也是提醒——历史翻篇，眼下是新生活。
毛泽东点头，说起《我的前半生》里的那句“我没有资格怨恨谁”。他语气平缓：“社会、时代、个人，层层相扣，错不只在你。既然已认清，一切好办。”随即问溥仪婚否，得知还是独身，又笑：“过去讲皇帝必有皇后，如今共和国也同意你再娶嘛！”几句玩笑，拆去残余的皇袍幻影。
散席前，毛泽东提议拍照。大家站定，他突然伸手把溥仪挪到右侧：“这儿才是客人的位置。”快门声定格了一个特殊时代的合影。后来，溥仪把底片贴进日记，写下“人生最幸福的一日”。
1964年春节座谈会上，毛泽东再次提到溥仪：“听说宣统的工资不高，稿费不稳定，生活还紧巴巴，给他添点。”章士钊会后奉命把一笔钱送到西城东观音寺胡同。溥仪接过厚信封，先愣后哭，连说“受之有愧”。
同年春天，他与护士李淑贤登记结婚。37岁的女人和52岁的男人，没有旷世虐恋，只有琐碎日常。酷暑天，公交停运，溥仪拖着病体淌水去接妻子；春雨夜，两个人撑旧伞在什刹海边散步。身边熟人惊叹：昔日天子，如今学会了排队买菜。
可病痛并不买账。染上肾病后，他频繁进出同仁医院，最担心的是拖累妻子。1967年10月17日凌晨两点半，心跳停止。李淑贤守在病床前，手握遗书，只听见他最后叹息：“总算明白了，普通人三个字多好。”
骨灰先置八宝山，后迁清西陵华龙园。昔日的紫禁宫墙望不见，只有山风吹过松柏，带走尘埃。他曾是中国千年帝制的终点，也是共和国第一位被改造成功的普通公民。这段曲折的人生，比传奇更难写，却确凿存在过。
翻检档案，毛泽东那次家宴不足两小时，却改变了一名末代皇帝的余生。轻描淡写的几句闲谈，让溥仪彻底告别龙椅幻象，学会用劳动养活自己，用平常心面对世界。这种力量，或许正是那个年代最独特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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