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深冬的南京城，夜色像铁，冷风穿墙。总统一席难眠——北线败报接连而至，济南失守的阴影刚罩下，江边又传来解放军百万大军南下的风声。就在这座灯火摇曳的古都里，一群陆大同学正悄悄酝酿一桩“惊天动议”。
同窗们聚首的地点选在副局长贾亦斌的住处。窗户紧掩，台灯罩着微黄的光，几张椅子围了小炭炉，空气里混着烟草味与焦灼。局势已无可回头：国防部高层内幕透露，蒋介石准备弃守南京，南迁广州，长江成最后屏障。贾亦斌索性撂下狠话——“把老蒋先捆了，送过去，免得夜长梦多。”众人惊愕又动心。
可真正的关键人物，是在人群后沉默抽烟的段伯宇。年过四十的他不声不响听完讨论，放下烟斗，只说一句：“我提三点。”这一句，让桌上所有目光一下聚焦。
第一点，兵力。几个人握在手里的无非一个伞兵团外加零散排哨，与首都卫戍相差十万八千里。硬抓，等于以卵击石。第二点，行动。反蒋是大势，但需要统一指挥、严密计划，决不能凭一腔热血。第三点，根本。要想真正动摇国民党，必须尽可能掌握成建制部队，积攒实力，等待时机成熟。
“道理摆这，大家掂量。”段伯宇语声不高，却像冷水泼灭躁动。贾亦斌沉吟，终点头。众人于是顺势把“抓老蒋”改成“扩队伍、联兵种、伺机起义”的路线。那一晚，南京城枪声寂静，可无形战线就此拉开。
接下来的数月，段伯宇暗地里奔波。凭陆大人脉，他把伞兵、工兵、辎重、海防、水运线一股股牵起来。从芜湖到上海，地下脉络像蛛网。刘农畯领伞兵三团；贾亦斌兼预干总队长；宋光烈去打通96军、106军；段仲宇坐镇上海港口和沪宁铁路。兵种齐、地盘成，一句行话流传开：“想在哪儿打响，就能在哪儿打响。”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帝国大厦将倾，秘密工作骤现转折。上海地下党与段伯宇重新接上组织关系，任务立刻变成配合解放军东南渡江。段伯宇装作公干，走进汤恩伯参谋长办公室。对方出门接电话那几分钟，他背熟整幅江防部署。随后，地图被送到三野司令部，炮火过江的基点清晰明白。
4月初，组织批准贾亦斌、刘农畯等人入党。6日，嘉兴预干一总队起义；15日，伞兵三团乘登陆艇抵达上海外港宣布起义，继而北上连云港。这两条消息像冷雨落在蒋介石心头——他最倚仗的“御林军”与“太子军”转身举义。国统区报纸毫不留情：“国之瑰宝弃暗投明，宁沪杭震动。”
毛主席与朱总司令收到电报，当即复电祝贺，明确提出要把这支新伞兵建成人民空降兵的骨干。江岸对峙只剩一步之遥，蒋介石此刻人在福州，气得狠狠掷下手杖，喊出那句后来被部下私传的怒语：“段氏兄弟断我半壁！”
作战进展印证了他的惧怕。沪宁线数百辆美式大卡车被友军送给解放军，追击部队一昼夜前推百余里；衢州、南昌的铁路要道因工兵四团巧布机械而陷入瘫痪；上海港口则在段仲宇操作下，为解放军留出泊位。四月下旬渡江战役全面展开，不到一个月，大上海光复。
外界只见旗帜更迭，少有人知幕后的策反网。事实上，段伯宇的布局几乎“零失败”。正因为他早早放下“活捉”的一时痛快，换来系统的兵心瓦解，才有了江南战场的迅速崩溃。
要理解段伯宇，还得回到更早的1919年。“五四”时，他在天津觉民学校跟随周恩来奔走街头；后来学医却一心向军；又从太行山寻八路到延安，从医学生转军政干部，信念始终未改。周恩来对他说的那句“在困难中也要把有利因素化为现实”， 成了二十年潜伏里的座右铭。
1946年春天，陆军大学毕业典礼上，蒋介石对他微笑致意，还赞赏“三父子皆陆大”。没人想到，这位被表扬的上校参谋，正悄悄把蒋家的“家底”一件件递往延安。对话里，蒋介石问他有什么志向，他只谦声答：“愿为委员长效力。”语气平平，却暗藏锋芒。
新中国成立后，段伯宇转至外交、党校系统，弟弟留在军队。兄弟两人少言名利，仍通过各种渠道与海外旧交通信，为大陆与台湾的沟通奔忙。1998年9月23日，段伯宇走完九十四载。熟悉他的朋友回忆：他这一生把“背叛”当荣誉，因为背离的是陈旧腐朽，归队的是民族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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