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1月24日晚九点，广州公安局长陈泊被临时召入华南分局的小会议室。灯光惨白，空气发闷。几分钟后，北京来人当场宣读拘捕令。陪同而来的副局长陈坤也被戴上手铐。一夜之间，两位在延安立过大功、在广东狠抓治安的公安干部忽成“暗藏特务”。这是“两陈案”的开端，也是吕璜开始十余年奔走的起点。
消息传遍广州，震惊无数干警。此前半年，陈泊率三支便衣队扫平三百余起匪特案件，连炸毁军管会大楼的阴谋都被他提前粉碎。叶剑英在电报里赞他“利剑出鞘，粤地肃然”。突然落差之大，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被羁押不久，两人便被送往北京，一关就是十年。
追溯陈泊履历，线索直指1939年的延安。那年秋天，他顶着“布鲁”化名抵达保卫处。左手残疾，却擅长埋伏侦查，被毛泽东称作“延安福尔摩斯”。“汉中训练班”案、假冒田守光刺杀阴谋，一桩桩硬仗让他名声鹊起。1946年东北，白山黑水间剿匪；1949年南下江西，扫荡潜伏。随后调往广州，工作节奏愈发紧凑。短短几月，广州夜里抢劫案骤降七成，这在当时的华南是罕见数字。
然而，“可以立功，也可以陷害”，一句江湖暗语在1951年的政治风浪里显得格外讽刺。案件移交北京军法处后，罪名几番更换：先说“英国特务”，后变“丧失革命立场”，最终锁定“包庇反革命”。1953年5月，两人被判十年。判决书薄薄十几页，却埋下数千名干警心中的疑问。
1961年刑满释放的那一刻，本以为阴霾将散。陈泊刚踏进北京的门，又被连夜收监，理由至今模糊。妻子吕璜心里的弦被彻底拉断，这位早年奔走延安医疗前线的女卫生员决定出面申诉。她把二十多年的来龙去脉写成厚厚七千字，往返查证，删改二十余稿。直到1972年初，终于在全国妇联秘书长曾宪植帮助下，将材料转交邓颖超。
1972年2月10日下午，西花厅暖气微烫。邓颖超放下文件夹，请吕璜坐下，亲自斟茶。“材料我都看了，情况很不一般。”吕璜泪水打转，只说一句：“求您帮他讲句话。”邓颖超轻轻点头：“我要向周总理反映。”寥寥数语，却让吕璜看到久违的亮光。周恩来立即要求公安部调卷，但彼时形势复杂，调查进展缓慢。就在调卷期间，陈泊病逝，终年六十三岁。噩耗传来，吕璜几乎晕倒，案情却仍旧停滞。
转机出现在1978年拨乱反正的大背景中。中央重新审阅初判材料，发现全部“证据”要么来源单一，要么自相矛盾，其中关键口供甚至系逼供。1982年5月，公安部发布平反决定，确认“两陈案”为冤案，撤销全部处罚。八宝山追悼会上，彭真、叶剑英、陈正人等老同志花圈环列。公安部长赵苍壁脱稿致词：“陈泊、陈坤对党忠诚，无可置疑。”
值得一提的是，陈泊去世十年后才盼来清白，而吕璜却始终没有停止自费搜集证据。有人问她图什么？她只答：“让后来人信服纪律，也相信公道。”这句话并不慷慨激昂，却比任何豪言都沉甸甸。两个人物，一纸冤案，拉长了三十年。时移世易，当年的卷宗已封存，但那份对真相的执着，仍在许多老干警之间口口相传。
回到最初的那个夜晚，如果没有那场突然逮捕，广州保卫战线或许又是另一番景象；如果没有吕璜锲而不舍，历史档案或许永远蒙尘。事已至此，善后很难补偿所有损失，可真相最终落地，本身就是对过去最沉默也最有力的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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