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5月23日清晨，基隆港笼着薄雾，三艘登陆舰贴着码头。舱门落下，黄杰一脚踏上甲板，耳畔只剩浪声。他抬头望向北方，脑海中倏地闪回三年半前的冬夜——那条叫“爱店”的峡谷。
1949年12月13日凌晨，爱店一侧灯火黯淡。前一天还在广西山间兜转的第一兵团，已被解放军逼进死胡同。黄杰手里两封电报，一封白崇禧“各自为战保实力”，一封陈诚“全力西进安南”，都没给他第二条路。于是他对参谋低声吩咐：“翻过这条沟，先保命。”
再往前推两个月，第四野战军与第二野战军相继夺下广州、梧州，南海沿岸基本封死。白崇禧剩下的各兵团如散沙般向海南逃，却被海口外海炮火拦截。黄杰部成了最后还在大陆旷野游走的大编制。将近三万人，辎重不全，士气更散，连军官都在盘算个人退路。
有意思的是，就在广州告急的同一天，北京城正忙着筹备政务院成立。信息传得飞快，黄杰夜里听见报务员念“中华人民共和国”五个字时眼神一黯：大势真完了。可他自认“无派无系”，只有一条忠心，转身再战已不现实，唯有逃。
法属印度支那总督府对这支流亡军队并不热情。法军驻谅山指挥部给出的条件无比直接：过境可以，枪支一件不许带进河内。法军上校迪让还补了一句，“擅闯者，视同土匪。”黄杰咬牙答应，只求暂时留命。当天傍晚，中越边界的临时收缴点堆满了汉阳造、马克沁机枪，甚至还有几门七五山炮，尘土里闪着暗光。
缴械才半日，北京已闻风而动。周恩来于12月16日在北平外交记者会上声明：若法方纵容国民党残部在越南聚兵搅局，后果自负。此话传到西贡，法军情报处立刻上报巴黎。法国内阁的评估是：与新生政权为敌得不偿失，最好把这批人尽快“装进笼子”。
于是，黄杰和他的部下被领到富国岛。那是一块六百平方公里的荒凉热土，白天烈日蒸烤，夜里蚊虫成群。法军在岛中央拉起铁丝网，给了些破旧军营。国民党兵当场傻了眼：以为是假道，结果成了“坐牢”。有人嘟囔一句：“这不是监军，是关押。”黄杰沉着脸只回了仨字：“先撑住。”
撑日子得吃饭。岛上没粮，法国人给口粮也有限。士兵们只好砍树、挖沟，种甘薯、种花生。很快木屋矗立，简易码头成型。黄杰顺势开办“国语班”“会计班”，让兵与眷属自找事做，维持人心。不得不说，这支残军的求生本领相当顽强。
1950年初，台北终于回过味，派林蔚带来两万美元“慰劳金”。金额虽小，却让岛上熬过第一场雨季。法国人见气氛缓和，又担心惹祸上身，主动暗示：愿意把这批人弃置海外，只要有人接手。美国务院闻讯后提议让他们参加越南战场对付越盟，却被巴黎回绝——法国已吃够在印度支那的苦头，不想再背新中国的怒火。
谈判僵了两年多。期间黄杰策划过一次大规模绝食：1951年圣诞节清晨，阳东机场空场上万口大锅全扣过来，锅底对天。机场跑道另一端，法军机枪已上膛。双方相持五小时，无人开第一枪。事件惊动美媒，《时代》周刊隔海报道，说富国岛“即将酿成东方新危机”。压力之下，巴黎态度软化。
1952年10月，法国印支总司令黎多诺向台北递话：可以放人，但一切费用自理；船只、航线、时间表不得公开。黄杰先飞台北，蒋介石痛快批下一张空白支票，“能带多少带多少”。回到富国岛，他把新军服、罐头、药品铺满码头，硬要让手下体面离岛。
1953年5月至7月，七批船队交替出航，每次深夜靠岸、破晓开拔。港口静悄悄，舷梯上只听得行李碰撞声。“弟兄们，回家！”黄杰的一句嘶吼，在夜色中被浪花吞没。最后一艘“成功号”离岸时，他回身向岛上行军礼——那里还留了约一千五百名自愿定居的老兵。
三万枝步枪、两百挺机枪、十余门旧炮当年被封存于越南仓库，终没再发一枪。法国借此向北京示好，1954年日内瓦会议签字时，也顺便为自家争得了些转圜余地。至于那批武器，后来大多流入了南越军甚至老挝土兵手中，终点在丛林深处无人细查。
黄杰回台后官至“陆军总司令”，常被称作“守门人”。可每逢酒后，他仍会提到那段在爱店递枪的屈辱。一次宴间，旧将史铭递上一张黑白照片——士兵成纵队行进，背影沉默，远处山口雾霭茫茫。黄杰抚着照片，轻声自语：“那天的风真冷。”话音极轻，旁人几乎听不见。
这支仓促出境、最终无疾而终的抵抗力量，既是国民党大陆败退的尾声，也是中法印支博弈的插曲。它留下的，不是战功，而是一串复杂信号：新中国在边疆问题上的坚定态度，法国殖民当局在亚太的进退维谷，以及冷战初期台北、华盛顿、巴黎三方的短暂纠葛。如今再翻史料，当年的仓皇桥段已无关大局，却足以映照那场时代巨变的震荡与余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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