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当我们回首往事，那些曾经以为漫长无比的日子，如今却成了心中最珍贵的回忆。青春，是一场无法回头的旅行，而岁月，则是这场旅行中最无情的过客。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青春的记忆里总有一段关于卖棉花的辛酸与奋斗。
超市物品琳琅满目。我站在超市柔软蓬松的棉制品货架前，指尖抚过一床新被套的标签，上面印着规整的“新疆长绒棉，100%”。指尖微凉，心却忽地被什么烫了一下，隔着这标签，仿佛触到了另一片粗砺滚烫的白——那不是在货架上，而是在尘土飞扬的路上，在望不到头的长队里，在父辈们焦灼的眼眸中，沉重地堆在板车上的，一座座沉默的“棉山”。
悠记得那时候，天还没亮，我们就拉着沉重的板车，车上堆满了自家辛勤种植的棉花，踏上了前往收购站的路。那白，是带着泥土与汗水气息的白，是沉甸甸、会呼吸的白。它曾是那个年代冀东平原深秋最浩荡的风景。天空是永远灰扑扑的滤镜，田埂边杨树的叶子早已落尽，枝干像大地伸向天空焦虑的手指。那时的农村没有水泥路和沥青路，只有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且坑坑洼洼的土路。无数辆人力双轮板车，轮子吱吱呀呀，仿佛在诉说着农民的疲惫与期盼。碾过坑洼的土路，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车上，棉花不是这样安分地躺在密封袋里，它们从粗布包袱或旧化肥袋中鼓胀出来，蓬松又臃肿，高高耸起，像一座座移动的、温顺的雪山。赶车的人，我的父亲、叔伯们，脸颊被风吹得皴裂，嘴唇干得起皮，他们沉默地跟在车旁，或坐在“山”脚下，眼里只有前方那个尘土更大的院子——公社的收棉站。
那队伍的漫长，是以昼夜为尺度的。 记忆里没有“排队”这个词的轻巧，只有“熬”。从自家田地到收棉站，几十里路，天蒙蒙亮出发，到日头偏西能挨近那两扇斑驳的绿漆铁门，已是运气。更多时候，是在门前空地上，车挨着车，人挨着人，等成一个庞大的、焦灼的群落，各个脸上写满了焦急与期待。夜晚，就铺条麻袋在车底下，囫囵躺下。深秋的露水很重，寒气从地面一丝丝渗进骨头里。睡不着，就睁眼看着天上疏朗的星，耳朵里满是邻近板车上，同样睡不着的乡亲，低低的咳嗽声、叹息声，还有棉垛深处，不知名小虫细微的窸窣。那一片连绵的“棉山”在月光下泛着朦胧的、微暖的光，却给不了人丝毫暖意，它们静静地压在那里，压着每个人的梦，也压着一家老小一年的指望。
棉花堆成的小山丘间，藏着一个村庄的全年指望。春播时用指甲盖掐着棉籽点播，盛夏顶着日头打顶掐尖，秋收时弓着腰在棉田里摘到月亮升起。雪白的棉絮里裹着孩子的学费、老人的药钱，还有新一年的化肥种子钱。为了让棉花卖相好，家家户户都要在晒场上翻晒七八遍，连棉叶上的露水都要晒干了才敢装包。
寒风吹透补丁摞补丁的棉衣，有人把麻袋片裹在身上，跺着脚取暖。排队卖棉花，是一场体力与耐力的较量。在这漫长的等待中，我们忍受着饥饿、寒冷和疲惫，心中唯一的信念就是希望棉花能被检验员评定为合格，能卖上一个好价钱。比漫长的等待更磨人的，是悬在心头的那把尺——检验员的眼光与脸色。 那间小小的、散发着陈年棉絮与灰尘气味的检验室，是决定命运的“法庭”。终于捱到自家棉包被抬上那油腻的木台，心便提到了嗓子眼。父亲会慌忙掏出最皱巴的“丰收”或“芒果”牌香烟，脸上堆起局促到近乎卑微的笑，递过去。检验员，通常是一个穿着蓝色工装、面色严肃的中年人，手里捏着一把亮闪闪的钩子。他并不看你，只伸出钩子，“嗤啦”一声，刺入棉包深处，手腕一拧，钩出一小簇棉花。然后，他用手指细细捻开，对着光线看绒长，凑近鼻子闻有没有捂坏的潮气，甚至放进嘴里，用牙齿轻轻咬一下，品那棉籽的干湿。那几秒钟，如同几个世纪。空气凝固了，只听见自己咚咚的心跳。
“二级。”“水分大了点，算三级吧。” 冰冷的、不容置疑的声音宣判了。父亲眼中刚刚燃起的一点火光，倏地熄灭了。嘴角抽动一下，想说什么，最终只是默默低下头，接过那张划了价的纸条。若运气不好，一句“有僵瓣”、“不蓬松，算等外”，便如晴天霹雳。这意味着价格要低一大截，意味着母亲夜夜在油灯下摘捡到手指红肿的辛劳，打了大折扣。还有最扎心的是，检验员的一句“不合格”，就能让我们所有的努力付诸东流，心中的失落与无奈难以言表。卖棉花难，卖上好价格更难。每一次的交易，都是一次心灵的煎熬。没人敢争辩，那意味着可能被直接赶出去。于是，只能忍着胸口发堵的闷痛，把棉包拖到一边过磅、卸货，拿着那张轻飘飘、却又重如千斤的结算单，拉着空了许多的板车，默默离开。回去的路，似乎比来时更长了。车轻了，心却更沉。 年少的我跟在车后，第一次模糊地懂了，什么叫“靠天吃饭”，什么叫“人微言轻”。那一座座“棉山”的重量，不仅在车上，更在日子里，在命运那看不见的秤杆上。
也有极少数欢欣的时刻。当检验员难得地露出一点笑意，吐出“一级”两个字时，父亲黧黑的脸会一下子被点亮。他会搓着手，嘿嘿地笑出声，小心地把那张珍贵的单据揣进最里层的衣兜，还用手在外面按两下。卸了棉包的板车，推起来格外轻快，他甚至会哼两句荒腔走板的梆子戏。那不仅仅是多卖了几十块钱，那是一年的风调雨顺得到了承认，是汗水与心血换来了应有的“名分”，是一个庄稼人尊严得到短暂满足的瞬间。 归途的夕阳，似乎也格外温存些。
如今，棉田里联合收割机代替了弯腰摘棉的身影，烘干设备让棉花不再看天吃饭。年轻人用手机就能联系收购商，卡车直接开到地头，电子秤上的数字精确到克。只是偶尔路过废弃的轧花厂，还能看见墙角堆着褪色的棉包，像一个个沉默的句号，圈住了那个靠棉絮讨生活的年代。我指尖下的这“100%纯棉”，来得如此轻易。当年拉板车的汉子们早已直不起腰，检验员的扦样器成了博物馆里的展品。没有露宿的寒夜，没有焦灼的等候，没有那把决定命运的钩子。那个汗水与尘土、期盼与沮丧交织的卖棉花的时代，连同那些吱呀作响的板车、尘土飞扬的队列、检验室昏黄的灯光，一起被卷入了历史的棉垛深处，再不会重现。
我的青春，便是在这一座座“棉山”的移动与消散中，不知不觉地流走了。我留不住板车上父亲日益佝偻的背影，留不住母亲灯下摘棉时手指上缠绕的棉丝，留不住那个检验员一句定乾坤的、混合着烟草与棉絮气息的评判。
我们怀念的，或许并非那段物质匮乏、充满不确定的岁月本身，而是在那沉重的“棉山”之下，父辈们像土地一样沉默而坚韧的耐力，是邻里乡亲在寒夜中互相递过一支劣质香烟、分享一块干粮的微温，是面对生活粗粝的棱角时，那一代人用肩膀和脊梁去硬扛的、如今已难以想象的朴实力量。 那力量，曾托起过一座又一座“棉山”，也托起了我们这些后来者，走向了不再需要如此沉重托举的、轻盈的远方。
风里的棉絮会飘远，就像留不住的岁月。只是，远方再轻盈，记忆的根系，却永远扎在那片曾经堆满“棉山”的、厚重滚烫的泥土里。但那些在寒夜里互相取暖的温度，那些用勤劳换生计的坚韧，早已经织进了我们的生命里，像棉纤维一样，柔软却有力量。那是一种回不去的乡愁，一段留不住的、却用白色烙印在生命年轮上的，沉甸甸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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