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继光遗体回国后，周恩来询问岸英一事，毛主席：青山处处埋忠骨|岸英

一九五三年四月，装载着黄继光等志愿军英烈遗骸的专列停在北京前门站，汽笛声在清晨的薄雾中久久回荡。站台上，迎灵队伍寂然肃立，人们眼中含泪，却没发出一声啜泣，仿佛唯恐惊扰先烈的长眠。

灵柩移入灵车的一刻，周恩来总理转身离队，快步走向中南海。此时，他心里惦念的，不仅是英雄黄继光，还有一个沉甸甸却始终压在胸口的问题——毛岸英的遗体该如何安置？先烈回国，榜样作用明显；可若将主席的儿子也运回，是否又显得格外？这道难题，必须给一个明确答复。

抵达“西花厅”，总理把对话开得十分谨慎。屋里静得出奇，茶几上的水汽袅袅升腾。周恩来轻声说了句：“主席，志愿军总部来电，黄继光等烈士骸骨已安葬沈阳。岸英同志……”他顿了一下。毛泽东合上文件，抬眼示意把话说完。周恩来只用半句：“是否也……”话未尽，意思已全。

沉默片刻，毛泽东抬手抚平文件角，语调低缓却铿锵：“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让孩子留在朝鲜吧。”一句话，给了周恩来最清楚的答案，也给了后来者最深邃的注脚——在民族大义面前，父子的生离死别退居次席。

走出屋子，周恩来对随行秘书轻声道：“定了，就按主席的意见办。”这番决定看似平静，背后却埋着三年多的隐痛。时光拨回一九五〇年；那年十月十五日，毛岸英告别新婚一周年的妻子刘思齐，跨过鸭绿江，随志愿军司令部进入朝鲜。他身上背着两重身份：一名普通共产党员，一位共和国主席的长子。

入朝前夜，丰泽园灯光微暗。毛岸英低声请求随军，“爸爸，这一仗我必须去。”毛泽东只是叮嘱：“到前线，别说你是谁家子弟；别给组织添麻烦。”简单几句，却重于千钧。年仅二十八岁的毛岸英郑重应诺，鞠了一躬，将自己的人生赌在战火最激烈的三八线。

抵朝后，他化名“刘秘书”，身兼翻译、作战参谋、战俘审讯等多重任务。志愿军俘获的美军少校莱尔斯，在他的循循善诱下道出大量情报。彭德怀看着这位年轻人用流利英语“谈笑间，樯橹灰飞”，心中暗自赞许：这小伙子真有两把刷子。

然而，战争从不因个人能力而心软。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清晨的雾气尚未散去，美军F-80战机呼啸而来。毛岸英和战友高瑞欣冲出防空洞，又折返取作战地图与电台。凝固汽油弹呼啦而落，司令部瞬间烈焰冲天。下午，彭德怀强忍悲痛写下那封一百一十四字的电报：“毛岸英及高瑞欣未及撤离，壮烈牺牲。”

北京时间十二月三十一日，电文摆在周恩来桌上。彼时毛泽东患感冒在床，周总理思忖再三，按下先不呈阅的批示。这一“暂压”，就是三十八天。终于，一九五一年元月二日，周恩来取出那两封电报，决定亲手交予主席。叶子龙回忆：毛泽东低头良久，烟一支接一支，火柴划了几下才点燃。他声音低沉却平稳：“战争嘛，总要付代价。”

从那天起，外人看见的毛泽东依旧谈笑风生，批阅公文，夜以继日。唯有身边的卫士注意到，夜深时灯光还亮，他常拿着岸英的照片出神；一根香烟烧到指尖，烫得手抖，也不自觉。

一九五三年春，随着停战谈判见曙光，国内开始筹划为归国忠烈树碑。黄继光、邱少云等人遗骨先期回到祖国，沈阳陵园的纪念碑前人流不息。民政部随即酝酿更大范围的归葬计划，并把毛岸英列入名单。文件呈到总理案头，他必须先征询毛泽东意见，这才有了前文那场对话。

其实，毛泽东“青山处处埋忠骨”的信念，并非仓促而至。早在一九一〇年的秋日，他携着稚嫩的行囊离开韶山冲时，就写下“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那时不过十七岁，壮志凌云；四十年后，这句少年诗意化作领袖处世的定力，也成了对爱子的挽歌。

有意思的是，多年后，他在与好友周世钊的交谈中提到：“岸英的牺牲，怪不得彭德怀，是美帝国主义的罪行。”言辞平静，却透出刻骨的痛楚。另一边，刘思齐守着那枚烧焦的手表，在菊香书屋失声痛哭的情景，也昭示战火的代价不仅写在战报上，更刻在人心里。

战后，志愿军烈士陵园在平壤西郊落成。毛岸英与近十九万同袍一起长眠异国，在松柏掩映下，他们的坟茔朝向祖国方向。朝方老兵常说：“毛主席的儿子和我们并肩睡在这片土地，几乎天天有人前来献花。”跨越国界的友谊，由此扎根。

一九五八年七月，毛泽东接见苏联大使尤金，谈到志愿军时再次提起那句诗。口气平静，却分量十足：“共产党人死在哪，就埋在哪。”这番话传出后，志愿军部队里流传一句顺口的评论：“首长是真把自己儿子当普通战士。”听来朴素，却最能说明一位领袖的公私分寸。

遗憾的是，毛泽东从未踏足朝鲜去扫墓。外交、内政、经济建设任务压肩，时间与身体都允许不了。但他在案头摆放了一张小卡片，上书“朝鲜陵园”，两字淡墨，一直留到一九七六年。工作人员整理遗物时，又惊讶发现一个木匣，里面锁着几件岸英旧衣。说不出的怀念，就藏在这一方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