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彩旗翻飞。检阅台上，一位肤色黝黑、穿着粗布军装的山西农民站在外宾与将军之间，显得有些拘谨又满怀欣喜。他叫陈永贵，来自太行山深处的大寨。没人能预料到，这名识字不足千的庄稼人，会在此后十几年间走进共和国政治舞台的核心。
昔阳的山岭不产童话。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陈永贵在穷山坳里靠给地主放羊混口饭吃。新中国成立后，他只会写自己名字，却扛起锄头带着七十多户乡亲在虎头山凿石开渠，硬生生把零碎到四千多块的梯田连成片。六十年代初，大寨亩产从两百多斤抬升到七百多斤，这组数字被统计员一次次核对无误，最终摆上了中央首长的办公桌。
“农业学大寨”口号叫响时，陈永贵已是举国皆知的“铁人农民”。他被推上北京人民大会堂，在一次次汇报会上不用讲稿，山味普通话里尽是土话，却句句击中要害。有人事后感叹：“他说的都是常理，可听着就像大道理。”这种独特魅力，让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青眼有加。1975年1月，年近六旬的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负责农业。
短段落：谁能想到，一个户口本上仍写着“农民”的人，竟坐进了中南海的会议室。
高位并未让他轻松。按规定，他得住进警卫森严的钓鱼台。每次想去街口遛弯，都要层层报批。“这哪还有半点农民的痛快？”他对秘书发牢骚。回乡心切，他写信给毛主席，请求实行“三三制”——在北京三分之一，巡回各地三分之一，回大寨三分之一。毛泽东批语：“可以！”从此，他搬到西城一处灰砖小院，院门常年敞开，昔阳老乡挑着担子就能进来。
有意思的是，这位副总理从未领过国家工资。生活费主要靠大寨合作社的劳动日分红，再加上山西和北京两头的微薄补助，凑合着够吃饭。他嫌机关配发的大厨油水太重，三天后就请人回原单位，自家饭桌只剩莜面鱼鱼和大葱蘸酱。客人来访，他掏腰包请吃刀削面，还叮嘱会计：“招待费别报销，不能花国家的钱。”
时间推到1980年9月。卸任后，他似乎又成了自由身，常骑着旧自行车在东单菜市场转悠。几十年高位生活没给他留下豪华宅子和票子，却多了腰背常年劳作的旧伤。1985年夏天，他被确诊为肺癌。医生拟定化疗方案，他摆手：“省点钱，比我大的人还多得很。”劝说无效，化疗作罢，只靠输液维持。
短段落：朋友们急了，轮番探望。
华国锋推门进病房，一句“老陈，你可得挺住”让病榻上的人皱眉：“我这条命，是毛主席给的。”汪东兴、陈锡联也来了，嘘寒问暖。夜深人静时，他常把陪床的老伴叫到身旁，低声嘱咐把积蓄全捐给组织。老伴红着眼圈说先留一点，陈永贵只好妥协，先交三千，还叮嘱“等我走了，你再慢慢补上”。
1986年3月的北京乍暖还寒。25日深夜，他忽然拉住昔日搭档郭凤莲的手，声音沙哑却分外清晰：“我梦见主席叫我去，还让咱接着干。”话毕，老人沉沉睡去，再也没醒来。3月26日凌晨，陈永贵走了，享年七十二岁。
追悼会安排在3月29日下午，地点是八宝山。200多位大寨老乡、国家机关干部和文艺界朋友从四面八方赶来。就在告别仪式即将开始时，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门口，一位身着风衣、戴着墨镜的老人下车，正是久未露面的华国锋。周围人愣住，他什么话也没说，只是三鞠躬，绕灵柩缓缓一圈，泪水滑落。
那天，殡仪馆里摆满了写着“老陈一路走好”的花圈。大屏幕播放他在农田石壁间舞镐的影像，屏幕下方的遗囚微笑安详。许多与会者回忆，他在任何场合都爱说一句话：“农业不行，啥都白搭。”这句朴素的信条，曾让他敢于在国务院常务会上与人辩到面红耳赤，也让他在大寨干活时总是第一个上山、最后一个下地。
有人私下议论，当年“农业学大寨”带着时代的光环，也伴随争议。可在熟悉陈永贵的人看来，褪去光环后，他仍然是那个把孙子样的小字写得歪歪扭扭，却能把山河犁出新模样的老农民。几十年一棵树般站在坡梁之上，风吹日晒不改本色，这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品质。
回到追悼会，华国锋离去时，没有发表任何讲话。多年后，有现场人士回忆他登车前沉声说的一句：“老陈是实在人。”这八个字，也许正是对陈永贵一生最简洁的评价。倔强、耿直、肯干，他与伟人、将帅同席，却始终把自己归在农民一列；他坐过高位，却终身保留农村户口；他口无遮拦，却敢给最高领袖写信提意见。
春寒料峭中，八宝山的门缓缓合上。大寨老乡们乘夜车返程，路过太行山口时，天边已有微曦。据说有人在车上轻声重复着老人的话：“只要还能动，就得为老百姓做点实事。”风吹过山谷，梯田里尚未回暖的土层沉默不语，却早已记住了那把终身磨损的铁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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