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8月下旬,夜色方浓,晋冀鲁豫野战军六纵十七旅在湖北麻城以北的山间公路短暂休整。旅长李德生站在路旁,看着漆黑的山影,脑子里全是家乡陈店乡李家洼的土墙旧屋。十五年不见,他连父亲是不是还在世都没有确切消息。
部队南下大别山,是刘伯承、邓小平为策应陕北、山东战局作出的布置。对许多来自鄂豫皖的指战员来说,这趟行军不只是军事命令,更像一次漫长的“回娘家”。有些人兴奋得整夜睡不着,有些人却因为担心失散多年的亲人而沉默寡言。
“旅座,要不要抓紧时间打个盹?”参谋悄声提议。李德生摇头,目光盯着地图,手指在七里坪一带停住——那里离老屋不到二十里。这支队伍还有两个小时的机动间隙,他决定趁机回趟村子。于是,一个骑兵班、警卫员、参谋跟着他策马而去,马蹄碎响在月光里,像一串急促的问号。
李德生的家境在当地出了名的清贫。九岁那年,母亲因付不起药钱撒手而去,家里只剩父子二人。风雨里放牛,饱一顿饿一顿,是他对童年的全部印象。父亲却咬牙让他去私塾识字:“只认几个字,也比我强。”半年学堂,照亮了他此后走进红军的路。
1929年,革命火种烧到鄂豫皖,14岁的他拎着一把竹枪去找游击队。年纪太小,人家本不想收,得知他是儿童团长才破例留下。那一年,他第一次背着父亲的旧草鞋走出村口,心里像揣着火,一刻不停歇。临别时老父只是拥他入怀,低声嘱托:“好好干!”
此后风云骤起。1932年,红四方面军被迫转移,他在通讯队忙得脚不沾地。父亲送行,眼眶通红,却没掉泪,只把一包干红薯面往他怀里塞。再往后就是漫长的征战、长征、抗日,父子的音讯被战火撕成碎片。根据零星传闻,李德生只知道国民党清乡时抓走过许多红军家属,父亲或许躲进深山,也可能流落他乡。
此刻返乡的路异常艰难。山中土路泥泞,骑兵得下马牵行。一路遇到的乡亲听见枪声先是惊慌,待听说是“自己人”,又围上来问东问西。有人扯着他的裤腿认出:“咦,这不是李家洼的娃李大栓么?!”此时的李德生身着军装,面庞刚硬,已很难与当年的放羊孩子联系起来,但乡音未改,一声“张大娘您还认得我?”顿时拉近了距离。
他没敢多停留,生怕耽误行程。月圆之夜,几人翻过最后一道岭,村口的老井还在,井台却多了裂缝。可当他找到记忆里的屋基,只剩残垣断壁。紧挨着的三间瓦房是二叔家,窗纸透出昏黄油灯。他扣了扣门板,无人应声。院内的一片窸窣里,似有人匆忙躲闪。
“我们是自己的部队,不用怕。”李德生压低声。床沿下方传来轻微的颤音:“不要进来,娃娃们快别出声!”嫂子的慌张语气像是多年前清乡部队到来时的回声。李德生俯身往床底望去,只见一双惊恐的眼睛。低矮的床板挡住了他的半张脸,他小心翼翼地说:“嫂子,是我,大栓。”
屋里安静了几秒,那双眼睛忽然睁大。嫂子扶着床沿艰难地起身,抖着手在他胸前摸了摸帽徽,嘴里嘟囔:“真的成了八路……可真看不出来。”随即叹气:“还以为国民党又要抓人,把我吓个半死。”
惊魂甫定的嫂子拉亮灯盏,借着黯淡光亮打量眼前这位军人。面庞削瘦,军装洗得发白,却带着旅长袖标。不多时,左邻右舍闻讯而来,院里的人越聚越多,有的踏着草鞋,有的扛着锄头。老乡们给他递红薯干,七嘴八舌打听外面的天下:“听说你们要在大别山扎根,真的假的?”他一字一句地讲:“这回是真打回来,不走了。”
嘈杂中传来一个颤颤巍巍的嗓音:“大栓啊,你爹……”嫂子语气迟疑,还是把那年的事说出。原来父亲在1935年被抓去当挑夫,狱中受虐,后来流放外地,伤病缠身,几年前便撒手人寰。李德生浑身一震,却只是默默摘下帽子,双拳攥紧,灰尘从指缝掉落。
天将放亮,远处传来骑兵的召唤。任务催人,不容耽搁。他让警卫员牵马,自己步行到父亲的坟前。坟堆低矮,用碎石和黄土堆就,风一吹就散。他把口袋里的半块干粮埋在坟头,喃喃自语:“爹,儿子回来得晚了。”这短短几分钟,他没有再哭,只把钢盔重新戴好。
返程途中,偶遇童年玩伴李世福。两人相比,一个身披戎装,一个挑着柴刀,站在茶树林旁憋了半天才认出对方。世福憨笑着拍他肩膀,“当年你放牛老偷懒,现在倒成大官了。” 李德生摆手:“打仗吃苦不比放牛轻松。”两人聊起小时候割草、偷西瓜的趣事,笑声在山谷回荡,却忽被远处传来的枪声打断。
赶回驻地时,六纵已整装待发。邓政委的命令传来:“全军日落前渡河,插入大别山腹地。”李德生跨上战马,回头望一眼家乡方向,士兵们都以为旅长要吩咐什么。可他只是低声道:“记住,那里住着我们的亲人。”
此后,十七旅在大别山区浴血奋战,守住了根据地西大门。1948年初,旅长李德生被戴上少将领章;再往后,他还将经历淮海、渡江,一直打到长江南岸。可那一夜嫂子躲床底的场景,以及父亲的简陋坟丘,却成了他此生抹不去的烙印。
多年后,战友提起大别山那次急行军,仍记得旅长返队时衣襟上的尘土。有人问他有什么收获,他沉默片刻,淡淡答道:“知道了家没了,也算是找到新的家。”简单一句,无悲怆的哽咽,却比哭泣更让人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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