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3月，一场细雨把上海的法租界浸得潮湿。街边梧桐滴水，杨杏佛踏着未干的石板路，匆匆赶往孙中山先生治丧处。自总理病逝后，上海几乎不眠，追悼、联络、整理遗物，一桩接一桩。夜里回到霞飞路寓所时，灯光还亮着，妻子赵志道抱臂站在门口，开口第一句却不是“辛苦”，而是质问：“又陪宋先生的遗孀到半夜？”一句话，让他满腹的疲惫瞬间化作冰凉。
他们的故事原本浪漫。1912年冬，美国加州的留学生聚会上，二十四岁的赵志道穿一袭月白旗袍，端杯葡萄汽水，笑得眸子闪亮；二十岁的杨杏佛一身深色西装，胸前佩同盟会徽章。革命的理想、异国的孤独与年轻的热烈，把二人迅速拉在一起。朋友们记得，那一晚灯光摇曳，拉格泰姆曲里，他们交换了第一支舞。没多久，两人向彼此保证：将来回国后要把婚礼办得像巴黎舞会那么盛大。
1918年，誓言兑现。上海虹口的桂花正开，黄炎培为他们证婚，老友们击掌庆贺。没人想到，这对才子佳人会在十几年后闹到“分家”收场，更没人料到导火索会是对宋庆龄的误解。
杨杏佛出身寒微。父亲在湖北荆州狱中做小吏，靠抄书授徒才供他读书。相反，赵志道是官宦千金，父亲赵凤昌做过张之洞的幕僚，家财殷实。爱情冲淡了门第意识，却抹不去生活细节上的落差。回国之初，杨杏佛任广东省财政厅秘书，三餐勉强，对此赵志道毫无怨言；可一到1920年代中后期，他身兼东南大学教授又任孙中山秘书，家中却越发不宁。
冲突埋伏在厨房、账本与婆媳之间。杨杏佛见妻子既要照看一对子女又要操持家务，便把老母亲和小妹接到南京帮忙。婆婆习惯俭朴，买菜必讨价还价，常指点阔小姐出身的儿媳“酱油别用这么急”。赵志道哪受得了，话不投机动辄拍案，绕着“谁当家”的问题拉锯。杨杏佛在外奔走，回到家又得开“家庭会议”，头疼不已。
不久，他调百忙中往返沪宁两地。月初领的薪金还没捂热，就被车票和生活费啃空。更烦人的，是妻子渐渐失去自信。上海滩的绯闻满天飞，孙夫人宋庆龄人前人后光环耀眼，加上时常与杨杏佛商讨筹款、撰文，赵志道听得风声，妒火丛生。她翻看丈夫的信件、追问行程，甚至叫车去永安公司门口堵人。
一晚，杨杏佛深夜返家，门扉紧闭，门内却传来斥责：“是不是又陪宋女士晚宴？我也读过书，可别把我当糊涂人！”他压低嗓音：“那是救国要务。”话音未落，对面已泼来一句：“救国是假，厌妻是真！”怒气在胸腔炸响，他脱口而出：“如此不信我，何必再勉强？不如分手！”话落，转身而去。
1931年初秋，他在《申报》上投出《不自由毋宁死》，公开告别这段婚姻：“自由与尊严，不可让位于无端猜疑。”上海滩哗然，律师吴经熊奉委托敲开赵志道家门，以半真半假的叹息“夫人离了婚恐怕手足无措”相激。赵志道从骨子里傲气，硬是咬牙签字：“我也能闯天下。”
离婚手续办妥，两个孩子——长子杨小佛、幼女杨良娜——一半时间跟母亲，一半暑寒假交给父亲。奇妙的是，少了柴米油盐的零碎，昔日的“对手”倒能坐下来谈书法、谈教育。杨小佛后来回忆：“他们分开后，见面时反倒温言软语，像老友。”
杨杏佛依旧奔波。1927年，他参与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他站在第一线，刊发《救上海宣言》，直斥日军侵略和南京政府的软弱。街头巷尾多了特务，友人提醒他“注意安全”，他笑说：“肩上担着良心，怕什么枪口？”
1933年6月18日晚，法租界霞飞路167号门前枪声骤响，年仅四十一岁的杨杏佛倒在血泊中。子弹打穿胸膛，他只留下一句话：“告诉宋先生，要坚持。”这里的“宋先生”指的是宋庆龄的弟弟宋子文，也是民权同盟财政支柱。
噩耗传到法租界东大名路三十三号，赵志道失声痛哭。她抱住儿女说：“你们的父亲，是这个时代最干净的人。”随后的日子里，她把丈夫留下的日记、手稿、同盟会证章，全用锦布包好，连同一方刻着“杏佛志道之印”的闲章，一并锁进箱底。她在信中写过一句：“身已分，心难离，此生共赴国事，虽各行其道，终殊途同归。”
抗战全面爆发后，赵志道带着子女辗转香港、桂林，给报馆写稿维生；再后来，避难于昆明，教英文补贴。1946年，她把保管了十三年的所有文稿交给中共地下党，希望“历史别忘了杏佛”。这批材料后来成为研究同盟会及民权运动的珍贵档案。
有人问起这段“离婚后反更和睦”的关系。杨小佛回答得云淡风轻：“他们都爱自由，同在屋檐下束手束脚，离了婚，彼此反而能以朋友相待。”一句话，道尽两个理想主义者在爱情与革命夹缝中的为难。
梳理这桩往事，不难发现，一九二〇年代的家庭矛盾往往被时代洪流放大。革命者身陷大潮，家室随之颠簸；而一旦偏见与猜忌埋下种子，再深的情感也会被耗损。遗憾的是，等到两人明白“距离生美”，才已阴阳相隔。
今天谈起杨杏佛，人们记得他为宪政、为抗日奔走的风骨，也会想起那篇掷地有声的《不自由毋宁死》。然而，在那铿锵誓言背后，还有一个隐秘的注脚——婚姻中的信任，比战火中的子弹更难躲。倘若当年多一点相互理解，也许故事的结尾会不同。可是历史无法假设，它只把真实留给后来者去咀嚼，去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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