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有种你敲掉!”对门的张磊指着那台紧贴我门框、发出野兽般低吼的空调外机,对我撂下这句话。

热浪混杂着他言语中的轻蔑,扑面而来。我看着他,没有争辩,转身关上了门。

门外的世界是他的战场,门内是我的。

我没有带锤子,只带了一块红毯。

我不吵不闹,每天清晨,将它整齐地铺在门缝下。

四十天后,他红着眼站在我门前,声音沙哑:“兄弟,我服了,求你高抬贵手……”

钢筋水泥的丛林里,“邻居”这个词早已褪去了温情脉脉的色彩,沦为一个冰冷的地理坐标。

我与对门的张磊,便是在这片坐标系里,被一扇厚重的防火门粗暴地隔开,又被一架轰鸣的空调外机无理地黏连。

我的名字叫林墨,是一名建筑设计师。

对我而言,家不仅是休憩的港湾,更是思维沉淀的净土。我选择这个远离市中心的新建小区,就是为了购买一份用距离换来的宁静。

我的公寓在走廊尽头,拥有绝佳的采光和视野。

最初的日子里,这里确实如我所愿。

我可以坐在宽大的落地窗前,伴着咖啡的香气,勾勒出城市的下一道天际线,耳边只有风声和自己笔尖划过画纸的微响。这份宁静,在我对门那户人家搬来之后,便开始出现了裂痕。

他叫张磊,我是在他第一次往楼道里扔垃圾时知道他名字的。那天我出门,一股混合着海鲜腥味和酸腐气息的味道直冲鼻腔。一个没有扎紧的黑色垃圾袋歪倒在我门口,地上汪着一滩油腻的汤水,几只昂贵的波士顿龙虾的残骸刺破袋子,张牙舞爪地暴露着。

物业的清洁工还没上班,我皱着眉,回家拿了抹布和清洁剂,默默地将那片污秽清理干净。在处理垃圾袋时,我看到了上面一张快递单,收件人一栏龙飞凤舞地写着“张磊”。

从那以后,张磊这个名字便具象化了。他是个精力过剩的男人,体型微胖,总是穿着一身印满LOGO的潮牌,脖子上挂着粗大的金链子,仿佛是移动的商标展示架。他的嗓门能轻易穿透两扇门板,无论是深夜和朋友打电话吹嘘刚谈成的“几百万的小项目”,还是凌晨带着一身酒气回家时,和女友在楼道里的嬉笑打骂,都成了我生活里不请自来的背景音。

有一次,电梯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他大声地接着电话,唾沫星子几乎要溅到我的脸上。“喂!那个尾款必须今天到!跟他说,我张磊的耐心是有限的!”挂断电话,他瞥了我一眼,那种眼神,像是在打量一件没有生命的物体。我微微颔首,算是打了招呼,他却只是从鼻孔里哼了一声,算是回应。

我选择隐忍。对于一个将大部分心力投入创作的人来说,与人发生正面冲突是一种巨大的精神内耗。我天真地以为,只要我保持距离,这些噪音和无礼就能像灰尘一样,在某个时刻被风吹走。可惜,我低估了人对他人空间侵蚀的欲望,高估了钢筋水泥所能提供的物理屏障。

那一天来得猝不及防,像一场蓄谋已久的热带风暴。

时值盛夏,一年中最酷热的“大暑”节气刚过。午后,我正在家中修改一张图纸,窗外蝉鸣聒噪,室内空调送来丝丝凉意。一阵刺耳的电钻声毫无预兆地响起,仿佛直接在我的耳膜上施工。我走到门边,透过猫眼向外望去。两个穿着工服的师傅正在对面的墙壁上打孔,那面墙,紧挨着我的入户门,距离门框不过三十厘米。

我心里“咯噔”一下,一种不祥的预感攫住了我。我打开门,钻孔带来的白色粉尘扑面而来。

“师傅,请问你们这是在做什么?”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和。

为首的那个师傅停下手里的活,抹了把汗,用电钻指了指地上一个巨大的纸箱:“装空调啊,对门这家的大柜机。”

我的目光落在那个位置,心沉了下去。那个位置是整片墙壁最不合理的地方。它不仅正对着我家门口,而且是公共走廊最窄的区域。按照建筑规范,这种大功率外机通常会安装在远离公共通道的指定设备平台,或者至少是自家阳台的外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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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傅,”我的声音有些发紧,“这个位置是不是不太对?空调外机应该有统一的安装位吧?”

那师傅一脸“你别多管闲事”的表情:“业主就让装这儿,说这儿风道好,散热快。我们只管干活,拿钱办事。”

正说着,对面的门开了,张磊穿着睡袍,睡眼惺忪地走了出来。他看到我,脸上掠过一丝不耐烦。

“怎么了?”他问,语气里带着刚被打扰的火气。

我深吸一口气,决定进行一次理性的沟通。“张先生,您好。我想跟您商量一下这个空调外机的位置。您看,它正对着我的家门,这么近的距离,启动起来的热风和噪音会直接影响到我进出。而且这也不符合小区的安装规定,能不能麻烦您和师傅说一下,换到阳台那边去?”

张磊似乎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他嗤笑一声,走到外机预定安装的位置,用手拍了拍墙壁,仿佛在宣示主权。“规定?我这就是规定!我家的空调,装在我家墙上,天经地义。嫌热?嫌吵?夏天谁家不开空调?就你金贵?”

他的语调越来越高,引得那两个师傅也停下来看热闹。我压着心头的火气,继续讲道理:“张先生,这不是金贵不金贵的问题,是公共区域使用和邻里相互尊重的问题。物业那边有明确……”

“别跟我扯物业!”他粗暴地打断我,“他们要是敢管,让他们直接来找我!我告诉你,这机器今天就装这儿了!”他往前逼近一步,用下巴对着我,一字一句地迸出那句彻底堵死所有沟通渠道的话:“我话放这儿,有种,你就把它敲掉!”

热浪滚滚,我的血液似乎也在那一瞬间沸腾了。看着他那张写满挑衅和蛮横的脸,我几乎要攥紧拳头。但我最终没有。理智告诉我,和一个满身戾气的、信奉丛林法则的人挥拳相向,除了两败俱伤,不会有任何好的结果。

我沉默地看着他,那种沉默让张磊觉得我认怂了。他得意地扬了扬眉毛,转身对师傅说:“继续!给我装结实点!”

电钻声再次响起,比之前更加刺耳。每一次转动,都像是在钻我的神经。我退回屋内,关上了门。门外是刺耳的噪音和飞扬的尘土,门内是我的孤岛。我能清晰地感觉到,门板在震动。

一个小时后,一切归于沉寂。我等待了许久,才再次打开门。

一头巨大的金属怪兽,赫然盘踞在我家门旁。它崭新的白色外壳在楼道昏暗的灯光下泛着冷光,风扇叶片静止着,像一只蛰伏的巨兽。我甚至能闻到机器内部散发出的那种特有的、冰冷的工业气息。

就在我打量它的时候,那头怪兽突然苏醒了。伴随着“嗡”的一声闷响,风扇开始缓缓转动,然后越来越快,最终化作一片模糊的影子。一股灼热的气流猛地喷射出来,直冲我的面门。那不是温暖,而是一种干燥的、带着塑料和金属味道的、令人窒息的烘烤感。紧接着,低频的共鸣声开始响起,穿透了防火门,在我耳边持续不断地嗡嗡作响。

我回屋试着给物业打电话。接电话的客服小姐声音甜美,态度良好,她承诺会立刻派人来处理。半小时后,一个挂着“物业主管”胸牌的中年男人来了。他看了看现场,眉头紧锁,然后去敲了张磊的门。

两人在门口交谈了大约十分钟。我听不清全部内容,但能捕捉到张磊那标志性的大嗓门:“我的墙我做主!”“他算老几?”“不满意让他去告我!”

最终,物业主管一脸无奈地来到我门前。“林先生,这个……我们已经尽力协调了。张先生他……态度比较坚决。您看,天气这么热,大家互相体谅一下?我们再去做做他的工作。”

“再做工作”是一句空洞的废话。我明白,面对张磊这样的硬茬,奉行“不得罪人”原则的物业已经宣告投降。

那一夜,我几乎没睡。空调外机的低频噪音像一只无形的手,攥着我的心脏。即使关上卧室的门,那种无处不在的震动感依旧能从地板、从墙壁传递过来。每一次出门和回家,都像是一次穿越火焰山的考验,热浪让我几乎睁不开眼。我的家,我的避风港,被这台外机硬生生撕开了一道口子,安宁和舒适正从中一点点流失。

愤怒、无力、我坐在黑暗中,思考着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报警?警察大概率会以邻里纠纷为由,让物业协调。起诉?耗时耗力,而且对于这种“小事”,法律的介入往往显得迟钝而笨拙。找人把它敲掉?那正中了张磊的下怀,将我从一个受害者,变成了一个和他一样的、用暴力解决问题的莽夫。

所有的路似乎都堵死了。

我盯着眼前的黑暗,耳边是那永不疲倦的嗡鸣。我是一名设计师,我的工作是构建空间,是处理线条、光影和人的关系。张磊破坏了我空间的和谐,那么,我也要用一种属于我的方式,在他的世界里,画上一道他无法忽视、更无法抹去的线条。

次日清晨,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房间。我一夜未眠,精神却异常清醒。我没有走向工具箱,而是拉开了储物柜的门。在柜子的最深处,放着一块暗红色的厚绒地毯。那是我几年前参加一个设计展时,主办方赠送的礼品,因为颜色过于鲜艳,与我家的极简风格格格不入,便一直被闲置。

它的尺寸不大不小,大约一米宽,半米长。我将它卷起,拿在手中,感受着它柔软而厚重的质感。

我打开门,热浪和噪音像往常一样扑来。对面的门紧闭着。我没有丝毫犹豫,蹲下身,将那卷红毯缓缓展开,仔细地铺在了自家门下的缝隙处。我调整着它的位置,让它平整地贴合地面,毯子的一角,几乎要触及对门的门框。在昏暗的楼道里,这一抹突兀的、鲜艳的红色,像一道无声的惊叹号,显得格外醒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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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完这一切,我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灰尘,像往常一样锁好门去上班。我的反击,就此开始。

第一天,没有波澜。我晚上回家时,红毯还在原位,只是上面多了两个模糊的脚印。我把它收起来,卷好,放回门内。

第二天清晨,我再次将它铺开。动作从容,如同在执行一个早已设定好的程序。

第三天,我出门时,正好碰到张磊的女友。她化着精致的妆,看到地上那块红毯时,愣了一下,眼神里充满了困惑,但什么也没说,踩着高跟鞋匆匆离去。

到了第五天,张磊终于有了反应。我下班回家,发现红毯被胡乱地踢到了墙角,皱成一团。我没有生气,平静地走过去,将它捡起来,拂去上面的灰尘,像往常一样收回家中。第六天早上,它又准时、整洁地出现在了原位。

这种无声的较量持续了大约十天。张磊的态度从最初的无视,转变为明显的嘲讽。有一次,我正要出门,他恰好也开门。他看到我脚下的红毯,夸张地笑了起来,并对他电话那头的人说:“哎,跟你说个笑话,我这邻居,一书呆子,不敢跟我硬碰硬,天天在门口铺个红毯,搞行为艺术呢!”

我面无表情地与他对视了一眼,然后平静地转身走向电梯,留下他在身后肆无忌惮地大笑。我知道,他把我的行为解读为懦弱和无能狂怒。这正是我想要的效果。当敌人对你的行为做出错误归因时,他便已经踏入了你为他设下的第一个陷阱。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仪式从未中断。每天早晨铺开,每天傍晚收起。风雨无阻,分秒不差。那块红毯,成了楼道里一个固定的、却又充满变数的风景。

从第二周开始,张磊的笑声消失了。取而代代之的是一种烦躁。每天出门第一眼,回家最后一眼,都是那片刺目的、沉默的红色。它不像噪音,可以让你习惯;它不像垃圾,可以被清理。它是一种纯粹的、执拗的、无法理解的“存在”。它本身不构成任何骚扰,却又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张磊,那个被他欺压的邻居,并没有屈服,而是用一种他看不懂的方式,在进行着抵抗。

他开始变得易怒。有几次,我听到他在楼道里因为一点小事就对着电话咆哮。他回家关门的声音也越来越重,仿佛要用那一声巨响来震慑什么。但他依旧找不到发作的理由。他总不能因为邻居在自家门口铺了一块地毯而报警吧?他要是敢把这事闹大,反而会显得他自己小题大做,滑稽可笑。他就像一只被关在无形笼子里的猛兽,空有一身力气,却不知该向何处攻击。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第二十天左右。

那天下午,我提前下班回家,在电梯里遇到了张磊的妻子。她的腹部已经有了明显的隆起,显然是怀孕了。而她身边,还站着一位五十多岁、神情紧张的妇人,想必是她的母亲。老太太穿着朴素,手里紧紧攥着一个布包,眼神警惕地打量着电梯里的每一个角落。电梯门打开,她们走出去。当老太太的目光落在我家门口那片红毯上时,她的身体猛地僵了一下,脸上瞬间血色尽褪。她几乎是下意识地将女儿往自己身后拉了拉,嘴里用一种我听不太懂的方言,急促地咕哝了几句。那是一种带着惊恐和厌恶的语气。

张磊的妻子脸色也很难看,她扶着母亲,低声安抚着什么,然后快步打开家门,几乎是逃也似的闪了进去。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们消失在门后。老太太那惊惧的眼神,像一颗石子投入我心中平静的湖面,激起了一圈圈涟漪。我立刻捕捉到了一个关键信息:她的方言,带着浓重的闽南或潮汕口音。

一个大胆的、基于观察和文化背景推演的猜测,在我脑中逐渐成形。我回到家中,打开电脑,开始搜索一些关于闽南、潮汕地区的民间习俗,特别是与孕产、风水、禁忌相关的内容。屏幕上跳出的一个个词条,让我嘴角的弧度越来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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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战术”从那一刻起,由无意识的心理施压,升级为精准的文化打击。我知道,那台空调外机依然在轰鸣,但真正能击垮张磊的,绝不是分贝和热度。

接下来的日子,张磊家的气氛明显变得更加压抑。我不再听到聚会的喧闹,取而代之的是压抑的争吵声,偶尔还夹杂着女人低低的哭泣和老人焦急的念叨。张磊出门时总是行色匆匆,眼下的乌青越来越重,整个人像是被抽走了精气神。他看到我时,眼神里不再是挑衅,而是一种复杂的、混杂着憎恶和一丝恐惧的情绪。他似乎隐约感觉到,门口那块红毯与他家里的变故有关,但他又无法建立起清晰的逻辑链条。这种未知的恐惧,远比已知的冲突更折磨人。

第三十五天,我下班回家,看到他们家门口的地上有一些灰烬,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纸张燃烧后的怪味。显然,他们请人做了某种“法事”,试图“破解”这个在他们看来不祥的“局”。

我心中毫无波澜。收起我的红毯,就像收起一件再普通不过的工具。

第三十九天晚上,我被一阵剧烈的争吵声惊醒。那是张磊的声音,充满了崩溃和绝望:“妈!你别再闹了行不行!那就是一块破地毯!什么不干不净的东西!你再这样,小雅(他妻子的名字)跟孩子都要被你折腾出事了!”

接着是老太太尖利而固执的声音,依旧是那种我听不懂的方言。然后,是摔东西的声音,和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

我知道,快结束了。

第四十天。一个和过去三十九天没有任何区别的清晨。我拿着那卷熟悉的红毯,打开了门。热浪和噪音一如既往。

就在我弯下腰,准备将红毯铺开的那一刻,对面的门“吱呀”一声,开了。

张磊站在门口,往日的神采飞扬消失殆尽。他穿着一身褶皱的睡衣,头发乱得像一蓬枯草,曾经不可一世的脸上,只剩下浓重的黑眼圈和布满血丝的双眼。整个人仿佛被掏空了一样,憔悴不堪。

他看着我手里的红毯,身体微不可见地颤抖了一下。他张了张嘴,声音沙哑得如同砂纸摩擦:“兄弟……我服了,我真的服了……”他的目光里没有了愤怒,只有近乎哀求的恳求,“求你……高抬贵手,把那玩意儿……收了吧。”

我没有立刻回答,只是缓缓地直起身。我的目光越过他疲惫的肩膀,平静地望向他身后的屋内,然后用一种陈述事实的、不带任何胜利者优越感的语气,轻轻地、清晰地说出然他血色褪去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