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冬天特别冷，2011年的元旦刚过，北风像刀子一样刮过街面。我穿着校服外套，里面还套了件我妈硬塞给我的加绒毛衣，走在去学校的路上，感觉自己像个行走的棉被。
我是林骁，市一中的高三（7）班学生，班主任口中的“清北苗子”，父母眼里的“别人家的孩子”。我的生活被精确切割：六点起床，六点四十到校早读，中午十二点十分食堂打饭，一点回教室做题，晚上十点晚自习结束，十点半熄灯睡觉。日复一日，像一台设定好程序的机器。
直到那天早上，我在学校后门的小巷口看见了她。
她靠在一家关着卷帘门的奶茶店门口，脚边散落着几个烟头。她穿一条黑色紧身牛仔裤，裤脚堆在脚踝处，露出一截白得发青的脚脖子。那天下着小雪，她却只穿了一双帆布鞋，鞋带松垮地系着，脚趾头几乎要从鞋尖钻出来。
她叫苏晚。后来我才知道，她是隔壁职高汽修班的“风云人物”——不是因为成绩，而是因为她敢跟男生打架，敢在教导主任眼皮底下抽烟，敢一个人骑着二手电驴横穿半个城去帮朋友出头。
我们本不该有交集。可那天，她忽然朝我笑了一下，露出两颗小虎牙，然后把嘴里叼着的烟拿下来，在墙上摁灭了。
“喂，重点高中的？”她问，声音有点哑，像是熬夜熬的。
我没回答，只是点了点头，加快脚步想走。
“你叫林骁对吧？”她又说，“我见过你，在大润发门口背单词。”
我愣住了。那是上周六的事。我为了避开家里催问模拟考成绩的压力，躲到大润发顶楼的免费自习区，一边啃面包一边背《新概念英语》第三册。没想到被人记住了名字。
“你怎么知道？”
“你书包上挂了个小熊挂件，”她笑，“挺傻的。”
我脸一下子红了。那是我妈在我中考完送的，我一直没舍得摘。
从那天起，她开始在校门口等我。有时是早上，有时是放学后。她从不进校门，就站在那棵老槐树下，远远地冲我挥手。我一开始躲着，怕被老师看见，怕被同学议论。可她的眼神太亮了，像黑夜里突然划过的火柴，烫得我心慌。
终于有一天，我走过去问她：“你到底想干嘛？”
她歪着头看我，呼出一口白气：“请你吃面啊。我知道一家特别好吃的。”
我说：“我不饿。”
“那你陪我吃。”她说得理直气壮，“我一个人吃没意思。”
我鬼使神差地答应了。
她带我走了整整五公里。穿过菜市场、旧货街、废弃的铁路桥，最后停在一家藏在菜场角落的小面馆前。招牌掉了半边，只剩“老张面”三个字。店里只有三张桌子，油渍斑斑，墙上贴着泛黄的菜单：拉面5元，炒鸡骨架12元，素汤免费。
“就这儿？”我皱眉。
“就这儿！”她拉着我坐下，冲老板喊，“两碗拉面，一份鸡骨架，多放辣！”
面端上来时，热气腾腾。拉面是手工擀的，粗细不均，却格外筋道。鸡骨架炸得焦香，裹着浓油赤酱，咬一口，骨缝里的肉混着辣味直冲喉咙。我从小到大没吃过这么“野”的东西，可奇怪的是，我吃得很香。
她一边啃骨头一边说话，语速很快，像机关枪：“我闺蜜小雅上周跟人干架，对方三个男的，她一个人抄起拖把就上，打得他们满地找牙……阿紫更厉害，她男朋友是玩改装摩托的，上周带她飙到城郊，差点被交警抓……”
她的眼睛闪闪发亮，讲着那些我无法想象的生活。末了，她忽然停下来，盯着我问：“你们重点高中的，平时都玩什么？打游戏？还是……谈恋爱？”
我咽下嘴里的面，老实回答：“我们……主要刷题。”
她愣了一下，然后爆发出一阵大笑，笑声清脆，震得桌上的酱油瓶都晃了。“刷题？哈哈哈，林骁，你真是个书呆子！”
可她笑完，眼神又软了下来。她从兜里掏出一叠皱巴巴的零钱，数了数，抽出二十六块五毛，趁我不注意，飞快地塞进我校服外套的口袋里。
“干嘛？”我吓了一跳。
“住校晚上饿了，买点东西吃。”她别过脸，假装去看窗外的流浪猫，“别总吃食堂，没营养。而且……你胃不好，记得吗？上次你说喝可乐会反酸。”
我怔住了。那只是某次压马路时随口提的一句，她居然记得。
那一刻，我心里某个坚硬的壳，裂开了一道缝。
我们的恋爱，像一场地下革命。
不能在学校牵手，不能在同学面前说话，甚至不能一起出现在同一条街上。我们的约会地点，永远是城市的边缘地带——废弃的公园长椅、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门口、大润发顶楼的自习室楼下。
她会在晚自习结束后等我。大润发九点半关门，顶楼的自习区却可以待到十点。我常常下来时，看到她坐在冰冷的水泥台阶上，缩着脖子，双手插在袖子里，脚踝冻得通红。
有几次，我发现她脸上有淤青。一次是嘴角破了，一次是眼角乌青。我问她怎么了，她总是轻描淡写：“不小心磕的。”
我不信。有一次，我直接拉住她的手腕：“是不是又打架了？”
她沉默了几秒，忽然笑了：“林骁，你管得真宽。”
“我是你男朋友！”我脱口而出，说完自己都愣住了——这是我们第一次承认彼此的关系。
她看着我，眼神复杂。然后，她慢慢点头：“对，你是。”
那天晚上，我从书包里拿出碘伏和棉签，小心翼翼给她擦药。她的皮肤很薄，药水一碰就疼得龇牙咧嘴，却硬是忍着不叫。我问她为什么总打架，她说：“有些人，你不打回去，他就当你好欺负。”
我无言以对。我的世界里，解决问题的方式是讲道理、写检讨、找老师。而她的世界，拳头就是道理。
我带她去大润发顶楼的自习室。她一开始坐不住，像只被困住的小兽，不停地扭来扭去。我递给她一本最简单的《高中英语词汇手册》，说：“随便看看，就当陪我。”
她翻了几页，嘟囔：“这么多单词，看得我头疼。”
但渐渐地，她也能安静下来。她趴在桌上，用铅笔在书页空白处涂涂画画。有时候画一只小猫，有时候画一颗歪歪扭扭的心，中间写着“L& S”。
我们也会压马路。她不让我喝可乐，说那是“糖水炸弹”，会腐蚀脑子。“你可是要考大学的，”她认真地说，“脑子坏了怎么办？”
我不让她抽烟。每次看到她掏烟盒，我就板起脸。她就冲我做鬼脸，把烟藏在背后，笑着说：“好啦好啦，林大学霸，我听你的。”
她把我介绍给她的“国蜜”们——那是她们圈子的黑话，意思是“国家级闺蜜”。一群染着黄毛、紫毛的女孩，穿着露腰装和破洞裤，在KTV包厢里大声唱歌、划拳喝酒。她们用审视的目光打量我，然后嬉笑着对苏晚说：“你这男朋友，也太乖了吧？像个洋娃娃！”
苏晚立刻护住我：“他才不乖呢！他可凶了，不让抽烟不让喝可乐，烦死了！”
可她眼里分明带着骄傲。
我也试图把她带进我的世界。有一次月考后，我偷偷带她进学校图书馆。她紧张得手心冒汗，走路都踮着脚尖，生怕发出声音。她站在书架间，仰头看着一排排书脊，小声问我：“这些书，你都看过？”
“没，只看过一部分。”我说。
她摸了摸一本《红楼梦》，指尖轻轻拂过封面，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向往。“真好啊，”她喃喃道，“能看这么多书。”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她的自卑。她不是不在乎学习，而是早就被这个世界判了“不及格”。她的父母离异，母亲再嫁，继父酗酒，家里没人管她。她初中就开始逃课，职高是托关系进去的，毕业证能不能拿到都是问题。
“你想读书吗？”我问她。
她摇摇头，苦笑：“现在说这个，太晚了。”
“不晚，”我握住她的手，“我可以教你。”
她看着我，眼睛湿漉漉的，却最终摇了摇头：“林骁，你的路在前面，我的路……已经走到头了。”
2012年的夏天，高三正式开始。
我的生活被压缩得更紧。模拟考一场接一场，排名表每周更新，教室后墙贴满了励志标语：“提高一分，干掉千人”“此刻打盹，你将做梦；此刻学习，你将圆梦”。
我和苏晚见面的时间越来越少。她开始在一家火锅店做兼职服务员，晚上七点到凌晨两点。我们只能在周末短暂相聚。
有一次，我去找她。她刚下班，身上还带着一股油烟味，头发油腻腻地贴在额头上。她看到我，眼睛一亮，却立刻皱眉：“你怎么来了？这里脏死了。”
“我想你了。”我说。
她愣了一下，然后拉着我走到后巷。巷子很黑，只有远处路灯透进来一点光。她靠在墙上，仰头看着我：“林骁，你最近瘦了。”
“嗯，压力大。”
“别太拼，”她伸手摸了摸我的脸，“考不上也没关系，反正……你已经很厉害了。”
我抓住她的手：“我会考上的。然后带你走。”
她没说话，只是把头靠在我肩膀上。我们就这样静静地站了很久，直到她工牌上的时间提醒她该回家了。
2013年春天，百日誓师大会。
全校高三学生在操场集合，校长讲话，班主任领誓，口号震天响。我站在队伍里，心里却想着苏晚。昨天她打电话给我，说她可能要辞职了，继父又喝醉打人，她打算搬出去住，但房租太贵。
我偷偷给她转了两千块钱，那是我攒了半年的零花钱。她死活不要，我只好骗她说是借的。
誓师大会结束后，我溜出校门，去她租的房子找她。那是个老旧小区，楼道里堆满杂物，墙壁斑驳。她开门时，脸上又有了新伤。
“谁干的？”我声音发抖。
“没事，”她想关门，“你快回去，别耽误学习。”
我一把推开门进去。屋里很小，一张床，一个衣柜，桌上堆着泡面盒子和烟盒。我翻出药箱，给她上药。她没反抗，只是默默流泪。
“跟我走吧，”我说，“我爸妈在城东有套空房子，你可以先住那儿。”
她摇头：“林骁，你不懂。我这样的人，配不上你。”
“谁说的？”
“所有人。”她苦笑，“包括我自己。”
那一刻，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我能解出最难的数学压轴题，却解不开她心里的结。
高考前一个月，她消失了。
电话打不通，QQ不回，连她常去的KTV和火锅店都说她辞职了。我疯了一样找她，问遍了她所有“国蜜”，得到的答案都是：“不知道，她走了。”
直到高考前三天，她突然出现在大润发门口。
她瘦了很多，脸色苍白，但眼神很平静。她递给我一个手工缝的帆布书包，针脚歪歪扭扭，却很结实。
“给你装准考证和文具，”她说，“别弄丢了。”
“你去哪儿了？”我抓住她的手。
“去邻市待了几天，”她轻声说，“想清楚了一些事。”
“什么事？”
“林骁，”她看着我，一字一句，“你要好好考。考完就忘了我吧。”
“不可能！”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她笑了，眼泪却掉了下来：“傻瓜，我们本来就不该在一起。你是要飞的人，而我……只会把你拽下来。”
高考那两天，我没见到她。考完最后一科，我第一时间冲去她租的房子，房东说她退租了，没留地址。
我失魂落魄地走在街上，手里紧紧攥着那个帆布书包。路过那家菜市场旁的面馆时，我停下脚步。店里依旧油腻腻的，老板还是那个沉默的男人。
我走进去，点了一碗拉面，一份炒鸡骨架。
面端上来，热气腾腾。我吃了一口，却尝不出当年的味道。拉面还是那么筋道，鸡骨架还是那么香，可那个坐在我对面、笑得肆无忌惮的女孩，已经不见了。
我把二十六块五毛钱放在桌上，起身离开。
2013年夏天，我收到了南方一所985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父母。我把通知书锁进抽屉，连同那个帆布书包，还有苏晚曾经画过心的那本英语词汇手册。
我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她了。
直到五年后的一个春节，我和高中同学在一家私房菜馆聚餐。席间，一个女服务员进来收拾餐具。她微微发福，眼角有了细纹，动作有些笨拙。
我不敢认，直到她蹲下身去捡打碎的酒杯，抬头的一瞬间，我们的目光撞在一起。
她愣住了，随即低下头，继续干活。
同学喊她：“哎，这儿还有碎玻璃！”
我站起来：“我来吧。”
我蹲在她身边，帮她捡碎片。手指碰到她的手背，两人都是一颤。
聚餐结束，我走到门口，听见身后有人喊我的名字。
“林骁。”
我回头。
她站在几步之外，手里捧着一小袋荔枝，快步走过来，塞进我手里。
“拿着。”她说。
我没说话。
她没看我，目光落在远处，絮絮叨叨：“瘦下来是好事，但也别吃那么多甜的了。你胃不好，记得吗？以前一喝可乐就难受……现在身体要紧。”
然后她转身走了，背影消失在厨房的门帘后。
我站在原地，剥开一颗荔枝。果肉清甜，却有一丝若有若无的苦涩。
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有些人注定只能陪你走过一段路。那段路或许泥泞不堪，或许短暂如烟火，但它曾真实地存在过，并在你的生命里，留下了一道永不磨灭的印记。
就像那碗五块钱的拉面，那二十六块五毛钱，还有此刻手中这颗清甜微苦的荔枝。
拉面凉了，荔枝没熟。
可那个冬天，她露着脚踝站在雪地里的样子，
却永远滚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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