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八月的一个深夜，北京长安街灯火影影绰绰，海关总署值班室电话骤然响起。“厦门有情况。”话音落地，几位值班干部瞬间清醒，远华集团走私案调查组的秘密行动已经启动，杨前线的名字第一次被放进了最高保密的卷宗。
杨前线出生一九五五年，福州城区里一个典型的干部家庭给了他稳定而体面的童年。家里粮票、布票从不短缺，同学为一件棉衣打补丁的时候，他早已穿上新式呢子大衣。这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渐渐塑造出他极挑剔又好面子的性格。
同一年代，泉州惠安的一个农家小子赖昌星正在田埂边放牛。小学五年级还没念完，家里就缴不起学杂费，他只好进入制鞋厂打杂，灰尘、胶水味陪着度过少年时光。人穷志却不短，赖昌星心里一直盘算：不能就这样耗下去。
八十年代初，深圳、香港商业气息正旺，赖昌星南下闯荡。跑码头、拉货柜，再到替港商找大陆门路，他靠着嘴皮子攒下第一桶金。回到厦门后，他发现日用品、汽车配件乃至香烟洋酒在内地价差巨大，走私成了来钱最快的捷径，而打通海关关节点，是这门生意的关键。
一九九〇年春天，杨前线以泉州海关关长身份到石狮调研。午后，赖昌星带着当地“生意人协会”成员作陪。在闽南土楼式茶楼里，第一次碰面的两人寒暄寥寥，却彼此记住了对方的需求：一个要权力护航，一个要财富与体面。转眼半年，赖昌星托人送上一份精心挑选的“见面礼”——一套罕见民国洋行印章和一瓶限量威士忌，杨前线收下，没有客套。
赖昌星投其所好，套路不断升级。名贵玉石、虎皮、稀有邮票，甚至港产三线女星的签名剧照，都精准击中杨前线“独特又高级”的嗜好。海关系统内传言他“什么都看不上”，可偏偏赖昌星的礼物无役不与。一次饭局，赖昌星半开玩笑：“老杨，这条补班船你帮我照看下，回头我送你个好东西。”杨前线笑而不语，第二天审批文件便悄然盖章。
一九九三年，厦门海关老关长即将退休。赖昌星拿出数百万元活动资金，四处奔走，为杨前线铺路。结果不出所料，他如愿坐上厦门海关关长的位子。权力到手，远华集团的“绿色通道”也随之形成——海关内部网络新增一条独立线路，与远华总部电脑相连，报关、放行无需审核即可完成。杨前线还特批“事后补录”制度，远华大量走私柴油、汽车、香烟的货单，压根不见踪影。
这些年里，赖昌星在厦门湖里区修建的“红楼”被传得神乎其神。三层的欧式别墅里装潢奢华，其中一套房专门留给杨前线。杭州籍女子周兵被安排成为“管家”，不久为杨前线生下一子。豪车、别墅、私生儿，杨前线深陷其中，本已模糊的纪律底线干脆被扔到一边。
一九九八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后，国家开始严厉整顿港口走私。次年六月，专案组秘密进驻厦门。风声渐紧，杨前线坐立难安。他通过同学、老部下套探动向，又多次夜里驱车到“红楼”与赖昌星密谈。“得赶紧处理文件，能烧的烧；你最好先离开。”这是案卷记录下双方最后一次通话内容，只有二十四个字。
赖昌星按建议行动。大批账册、磁盘被运往郊外焚毁。七月二十三日，他以旅游为名携妻儿飞往新加坡，随后转至加拿大。此时远华案主犯名单尚未公开，正是杨前线提供的时差窗口，让赖昌星成功脱身。
二〇〇〇年二月，杨前线在北京被“双规”。讯问中，他对部分受贿事实辩解为“朋友馈赠”，但关于帮助赖昌星出逃的环节无从抵赖。调查显示，从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九年，他及亲属共收受贿赂折合人民币三千余万元，另有港币、美金若干，以及价值七十多万元的华南虎皮。周兵名下厦门、香港物业两套，均由赖昌星支付首付款。
一审法院认定，杨前线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赖昌星及其远华集团提供非法便利，情节特别严重，数额特别巨大，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一言不发的杨前线递交上诉状，希望减轻刑期。二审维持罪名，但基于其在侦破同案其他人员中提供线索，改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同僚回忆，宣判那天，他额头白发刺眼，昔日刻薄挑剔的关长低头不语。入狱后，虎皮被罚没，私生子改随母姓；至二〇一五年，杨前线因表现平平未获减刑，依旧在服无期徒刑。所谓“驱邪保平安”的虎皮，最终没能挡住铁窗与镣铐。
远华案尘埃落定多年，杨前线的下场仍是警示。权力若被贪欲缠住，体面不过是虚饰；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守住职责与法律，而非一张虎皮或一座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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