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一九四六年初秋，山西。
即将复员的八路军排长赵大河，望着囚室里那个清瘦的日本女俘，咬了咬牙。
“老哥，这是我全部的复员费，行个方便。”他将一包钱塞给看守。
看守掂了掂：“你疯了？为了个要枪毙的日本娘们？”赵大河没说话，眼里是化不开的执拗。此后二十五年，这个女人成了他的妻，为他生了三个娃。
直到一九七一年，几辆黑色轿车开进村，他才惊觉，他用一生庇护的女人，究竟是谁……
01
一九四六年的八月，暑气还没完全消散，山西的黄土地被太阳烤得发烫。我叫赵大河，三十二岁，在部队里待了八年，从一个愣头青小子磨成了一个老兵油子。八年抗战，我身上留下了七处伤疤，最长的一道在后背，是被鬼子的刺刀划的，下雨天就又疼又痒。现在，仗打完了，我也终于盼到了复员的日子。上级批了条子，我马上就能揣着复员费，回河南老家娶媳妇、种地、过安生日子了。
就在我收拾好行囊，天天盼着出发的时候，连长把我叫了过去。
“大河，走之前，还有最后一个任务。”连长拍了拍我的肩膀，递给我一根烟。
任务是去我们部队临时代管的一个战俘收容所，监督处决五名拒不交代身份、也查不出具体罪行的日本战俘。连长说，现在到处都缺人手，国军那边要接收了，咱们得把这些“硬骨头”处理干净。
“里头……还有一个女的。”连长补充了一句，吐出一口烟圈。
我心里“咯噔”一下。杀鬼子兵，我眼都不眨。可杀一个女人，我这心里头，总觉得不得劲。但军令如山，我只能点头应下。
第二天，我揣着手枪，走进了那个阴暗潮湿的收容所。空气里弥漫着一股子霉味、汗臭和绝望混合在一起的味道，呛得人难受。在审讯室里，我第一次见到了那个女战俘。
我当时就愣住了。
她看起来不到二十五岁，瘦得厉害，脸颊凹陷，脸色苍白得像纸。可她不像别的战俘那样畏畏缩缩或者满眼仇恨。她就那么静静地站在那里，穿着一身破旧的囚服，背却挺得笔直，像一棵小白杨。她的眼神很奇怪，里面没有恐惧，没有哀求，只有一种死水般的平静。
“姓名，部队番号，职务。”我照例问道。
她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没说话。
旁边的审讯员不耐烦地用枪托砸了一下桌子：“问你话呢！哑巴了？”
她依旧不语，只是把目光转向了窗外，仿佛外面的那片黄土天，比我们的审讯更有吸引力。
那天下午，我没从她嘴里问出一个字。晚上我去查房，刚走到她的囚室门口，就听到里面传来撕扯和挣扎的声音。我心头一紧，一脚踹开门。只见一个喝得醉醺醺的看守正把她按在墙上，撕扯着她的衣服。
我脑子一热，一个箭步冲上去，抓住那看守的后领，一拳就砸在他脸上。那家伙踉跄着倒在地上，嘴里还不干不净地骂着。
“滚！”我指着门，吼了一声。
看守捂着流血的鼻子，连滚带爬地跑了。
囚室里恢复了安静。她慢慢地整理好被撕破的衣服，动作不紧不慢，然后靠着墙壁，缓缓滑坐到地上。
我以为她会哭，或者会害怕。她都没有。她只是抬起头，用一种我听不懂的复杂眼神看着我，然后用一口标准到让我吃惊的中文，清晰地说：“谢谢，但这改变不了什么。”
我再次愣住了。她的中文，比我们连队的指导员说得还标准。一个会说流利中文的日本女人，为什么会当战俘？还拒不交代身份？
我的目光落在了她的手腕上。那里有一圈淡淡的、已经和皮肤融为一体的伤疤，像是被铁链或者手铐长期束缚留下来的印记。
她注意到了我的目光，平静地把手缩回袖子里。“这是在苏联人的监狱里留下的。死亡，我已经准备了很久。”
她的话，像一把小锤子，轻轻地，却又重重地敲在了我的心上。在苏联人的监狱待过，又被转交到我们手里，这个女人身上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处决定在三天后的凌晨。那两个晚上，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我一闭上眼，就是她那双平静得可怕的眼睛。我想到自己马上就要回家，过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了。而这个只比我妹妹大几岁的女人，连明天，后天的太阳都看不到了。
八年了，我见过太多的死亡。战友的，敌人的。我已经麻木了。可这一次，我心里那块最硬的地方，好像被什么东西给戳了一下，开始疼了。
第三天凌晨，天还没亮，我做出了一个我自己都觉得疯狂的决定。我要救她。
我知道，这事要是败露了，我不但回不了家，自己这条命都得搭进去。可我顾不了那么多了。
我找到了收容所里两个跟我关系还不错的看守，一个叫老蔫，一个叫猴子。我把我所有的复员费，还有这些年从牙缝里省下来的津贴，一共凑了三根“小黄鱼”和一沓法币，全都拍在了桌子上。
“两位老哥，帮我个忙。”我把计划跟他们和盘托出。
老蔫和猴子吓得脸都白了。“赵排长，你这是要掉脑袋的！为了一个日本娘们，值当吗？”
“她不是普通的日本娘们。”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只能咬着牙说，“就当我赵大河欠你们一个人情。事成之后，我立马滚回河南老家，这辈子都不再出现。”
在金钱和我的再三恳求下，他们最终还是冒着风险答应了。
我们的计划很简单，也很凶险。就是制造一场“女俘病死”的假象。由老蔫在她的饭里下点巴豆，让她上吐下泻，造成急性病的假象。然后由猴子去上报，说人不行了。等确认“死亡”后，就把她和当天其他真正病死的尸体一起，用马车运到城外的乱葬岗。而我，就等在半路上接应。
处决当天的凌晨三点，计划开始了。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天快亮的时候，一辆拉着三具尸体的马车，吱吱呀呀地驶出了收容所。她就被裹在一张破草席里，躺在另外两具冰冷的尸体旁边。
我穿着一身便装，在城外约好的小树林里焦急地等着。每一分每一秒都像一年那么长。我的手心全是汗，心里一遍遍地祈祷千万别出岔子。
突然，远处传来了马蹄声和吆喝声。我心里一紧，探头望去，只见那辆马车停在了路上，旁边站着几个挎着枪的巡逻兵，似乎在进行临时检查。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我死死地攥着藏在腰里的手枪，如果被发现了，我就算拼了这条命，也得把她救出去。
检查的士兵用刺刀挑开了另外两具尸体的裹尸布，看了看，又走到了她躺着的位置。我看到一只军靴在马车边上停了很久，仿佛在犹豫要不要检查。我的呼吸都快停了。
就在这时，赶车的老蔫陪着笑脸递上了一包烟，说了几句好话。那几个巡逻兵接了烟，骂骂咧咧地说了几句，就挥手放行了。
马车再次启动，缓缓向我这边驶来。直到马车拐进小树林，我那颗悬着的心才算落了地。
我赶紧跳上车，掀开草席。她躺在里面，一动不动，脸色比之前更白了，嘴唇干裂。我探了探她的鼻息，还有气，只是很微弱。
“快，人快不行了。”老蔫焦急地说。
我把她从马车上抱下来，她的身体轻得像一片羽毛。我把她背在身上，头也不回地钻进了树林深处。
我在附近一个废弃的地窖里安顿了下来。那是我提前找好的藏身之处。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就像一个见不得光的地鼠。白天躲在地窖里，晚上才敢溜出去找点吃的喝的。
她身体很虚弱，头三天一直昏迷不醒。我只能撬开她的嘴，一点点地给她喂水和米汤。到了第四天，她才悠悠转醒。
醒来后，她看着我，眼神里不再是那种死水般的平静，而是多了一丝复杂的情绪。
“我叫赵大河。”我把一碗热粥递给她。
她沉默了很久，才低声说：“我……可以叫杨慧。”
“杨慧？”我愣了一下，这名字挺好听。
“嗯。”她点点头，算是给自己取了一个新的名字。
在地窖藏匿的日子很枯燥。为了打发时间，杨慧会用木炭在土墙上写字。她写的汉字很好看，一笔一划，清秀有力，比村里的教书先生写得都好。有时候她也会写一些我看不懂的、弯弯曲扭的字符，我猜那是日文。
一个月后，风声渐渐小了。我托人伪造了一张“妻子”的身份证明，身份是战乱中逃难的寡妇。然后，我们俩便装扮成一对落难夫妻，一路向南，朝着我远在河南南阳的老家进发。
路途同样充满了艰险。当时时局混乱，到处都是盘查的关卡。每一次遇到盘查，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可杨慧的表现，却一次次让我刮目相看。她总能用一口流利的中文，不卑不亢地回答那些盘查士兵的各种问题。
有一次，我们在一个小镇住店，那个贼眉鼠眼的店老板看我们眼生，就起了疑心，拉着我们问东问西。我正紧张得不知道怎么应付，杨慧却很自然地用一种带着点山西口音的腔调和老板娘攀谈起来，从聊家常到聊菜价，语气和神态都自然得不能再自然，仿佛她真的就是个在本地生活了多年的妇人。
老板娘被她哄得很高兴，还免了我们半天的房钱。
我当时心里觉得奇怪，她一个日本人，怎么对中国的情况这么熟悉？连地方口音都会模仿？但我转念一想，也许她以前在中国待过很长时间，也就没有再深究。
一九四六年的冬天，我和杨慧终于回到了我的老家——河南南阳的赵家村。
当我带着一个女人突然出现在村口时，整个村子都轰动了。乡亲们把我团团围住，问我这几年去哪了，怎么带回来个媳妇。
我按照路上编好的说辞，告诉大家，杨慧是我在山西逃难时认识的寡妇，男人死在了战乱里，她无依无靠，我就把她带回来了。
乡亲们淳朴，听我这么说，也都信了。大家七手八脚地帮我收拾我家的老窑洞。那是我爹娘留下来的，好几年没人住，已经有些破败了。
可怀疑的种子，还是在村里的女人们心里种下了。杨慧跟村里的女人太不一样了。她的皮肤太白，即使经过了一路的风吹日晒，也比村里最白的姑娘还要白嫩。她的手太细，一看就不是干粗活的手。最重要的是她的举止，走路腰杆挺得笔直，吃饭细嚼慢咽，说话轻声细语，处处都透着一股子“讲究”，这在黄土地上是格格不入的。
“大河，你这媳妇，看着不像穷人家出身啊。”村里的婶子大娘们在我耳边嘀咕。
我只能打着哈哈说：“大户人家的丫鬟，见过世面。”
杨慧很聪明，她也感觉到了村民们的疏远和猜疑。从第二天开始，她就主动脱下了那身还算干净的布衣，换上了村里女人穿的粗布衫。她跟着村里的妇女一起下地，学着挖野菜、掰玉米。她那双细嫩的手，没几天就磨出了血泡。晚上回到窑洞，我看到她躲在角落里，一边疼得吸冷气，一边偷偷地抹眼泪。可第二天，她还是咬着牙继续下地干活，一声不吭。
她还主动去帮村里无儿无女的王大爷挑水，给行动不便的李奶奶缝补衣服。渐渐地，村里人对她的议论少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声声“大河家的，真是个好婆娘”。
一九四七年的春天，在乡亲们的撮合下，我和杨慧在简陋的窑洞里成了亲。
那天的婚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没有彩礼，没有嫁妆，没有鞭炮，甚至没有一件像样的红衣服。我只用家里剩下的一点红糖，给她冲了一碗红糖水。我们在窑洞里，对着我爹娘的牌位磕了三个头。几个要好的乡邻挤在窑洞里，就算是见证了。
喝那碗红糖水的时候，她哭了。我知道，她这眼泪里，有委屈，有辛酸，但更多的，可能是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从那天起，她就是我赵大河名正言顺的妻子了。
婚后的日子虽然清苦，但很安稳。杨慧把我们的那个小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她很爱干净，破旧的窑洞被她收拾得一尘不染。她还学着做河南的面食，从一开始的手忙脚乱，到后来能擀出薄得透光的手擀面。
可有些习惯，是她改不掉的。比如，她有时候会在清晨天刚蒙蒙亮的时候，一个人坐在院子里，面向东方，静静地坐上很久。我问她干什么，她说是在想家。我以为她是在思念她在日本的故乡和亲人，心里也觉得酸楚，就再也没多问过。
有时候，她一个人干着活，会突然停下来，眼神放空，呆呆地愣神很久。我喊她好几声，她才回过神来。我知道，战争给她留下了太深的创伤，这些都需要时间慢慢抚平。
一九四八年的冬天，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是个大胖小子。我给他取名叫赵建国。
生建国的时候，杨慧难产，折腾了一天一夜。那时候村里条件差，接生的婆婆都急得满头大汗，说怕是大小都保不住了。我急得在窑洞外直转圈，像一头困在笼子里的野兽。
可杨慧却展现出了惊人的意志力。我从门缝里看到，她疼得满脸是汗，嘴唇都咬破了，却死死地咬着一根我递进去的木棍，除了偶尔的闷哼，愣是一声没吭。连村里接生了几十年孩子的接生婆都竖起大拇指，一个劲儿地称赞：“这婆娘，真犟，真坚韧！”
孩子满月那天，杨慧特意做了几道菜招待来贺喜的乡邻。那几道菜虽然都是家常的食材，但切工讲究，摆盘也好看。村支书的媳妇夹了一筷子，忍不住说：“慧啊，你这手艺可不像咱们乡下人啊，倒像是城里大馆子的师傅。”
杨慧只是笑了笑，轻描淡写地说：“以前逃难的时候，在一家大户人家里帮过工，跟着厨子学了点皮毛。”
大家听了，也就没再多想。看着怀里嗷嗷待哺的儿子，看着身边温柔贤惠的妻子，我觉得自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男人。
一九五二年，我们的二儿子赵建军出生了。
一九五五年，小女儿赵春花也呱呱坠地。三个孩子的到来，让那个小小的窑洞里充满了欢声笑语，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忙碌和充实。
杨慧彻底融入了赵家村，她看起来和村里任何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都没有什么两样。她会为了几分钱的菜价和人争得面红耳赤，也会在孩子们不听话的时候，叉着腰大声训斥。她的皮肤不再白皙，变得粗糙黝黑，手上也布满了老茧。
但有些东西，是刻在骨子里的，任凭岁月如何打磨，也无法改变。
最重要的，就是她对孩子们的教育。在那个村里大部分人还觉得“读书无用”的年代，杨慧却坚持要教孩子们读书写字。我们家穷，买不起纸笔，她就让孩子们用树枝在地上写。她的教学方法很特别，不光教识字，还教孩子们各种规矩和礼节。比如吃饭时不能发出声音，坐着时腰背要挺直，见到长辈要主动问好。
村里的教书先生来我们家串门，看到杨慧教孩子，都啧啧称奇，说没见过这样的教法，比学堂里的先生还讲究。
随着孩子们渐渐长大，我也慢慢发现了一些杨慧身上更奇怪的地方。
有一次，我为了修补漏雨的屋顶，挪动了床铺，无意中发现床底下藏着一个上了锁的铁盒子。那盒子已经有些生锈了，看起来有些年头了。我问杨慧里面是什么，她当时脸色一变，有些慌张地从我手里拿过盒子，说是一些她娘家的旧物，不值钱。
我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我救她回来，是想给她一个新生，不是为了探究她的过去。我尊重她的隐私，也就没有再追问，只是这件事像一根小刺，扎在了我的心里。
她那个每天清晨面向东方静坐的习惯，一直没有改变。神情总是那么肃穆，仿佛在进行一种神圣的仪式。我以前以为她是在思念故乡，后来又觉得她可能是在为她战死的“前夫”默念。我怕勾起她的伤心事，也从不去打扰她。
更奇怪的是，有时候夜深人静，孩子们都睡着了，我会听到她在院子里自言自语。那是一种我完全听不懂的语言，语调很轻，很柔，像是在和谁悄悄地说话，又像是在低声吟唱着什么。
还有，每年总有那么几天，大概是在八月份左右，杨慧会变得特别沉默。她会一整天不怎么说话，脸上也没什么表情，面色凝重得吓人。到了晚上，她会做一桌子素菜，不放一点荤腥。她不让我们吃，而是把菜端到院子里，点上一炷香，一个人在院子里默默地坐到深夜。
我问过她一次，这是在干什么。她只是红着眼圈说，是在纪念几个过世的亲人。我便以为，那是她父母或者“前夫”的忌日。
这些小小的异常，就像平静湖面上的几圈涟漪，虽然很快就消失了，但却让我的心里隐隐有些不安。我总觉得，我朝夕相处的这个妻子，心里藏着一个巨大的、我永远也触摸不到的世界。
有一年夏天，夜里特别热，我半夜被热醒，起来想去院子里冲个凉。我轻手轻脚地走出窑洞，却看到杨慧一个人坐在院子里的那棵老槐树下。
月光像水一样洒在她身上，她的侧影显得格外孤单。她手里正拿着一个什么东西，借着月光在仔细地看。那东西在月光下反射着一点点金属的光泽。
我脚下的干树枝发出一声轻微的“咔嚓”声。
她像一只受惊的兔子，猛地回过头，迅速地将手里的东西藏进了怀里。她的动作快得惊人。
我装作什么都没看见，打了个哈欠，含糊地说：“咋还不睡？天热得慌。”
她过了好一会儿，才用有些发颤的声音说：“嗯，我这就睡。”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覆地想，她藏起来的到底是什么？
日子一天天过去，孩子们长大了，我们也慢慢变老。我以为杨慧过去的谜团会随时间掩埋，生活会一直平静下去。可时代的风暴说来就来。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开始，紧接着是三年困难时期。为了转移矛盾，村里开始清查"历史问题"。杨慧因为与众不同的气质和来历不明的身份，首当其冲成了被怀疑对象。
起初只是闲言碎语，后来流言愈演愈烈。二流子王麻子偷鸡被杨慧骂了，便跑到村委会"揭发"，说她半夜说外国话，肯定是日本特务。又有人说她藏着奇怪的铁盒子，每次忆苦思甜大会从不发言，肯定心里有鬼。
一时间，各种脏水都泼向杨慧。她从受人尊敬的"好婆娘"变成人人侧目的"女特务嫌疑犯"。村支书决定开批斗会，让她交代"历史问题"。
那晚，家里气氛压抑得能拧出水。杨慧说："大河，也许当初我不该拖累你。"
我握住她冰凉发抖的手："说啥傻话!咱们是一家人。别怕，有我呢，天塌下来我给你扛着。"
那一夜我没合眼，连夜找老战友村支书，又挨家挨户求人帮忙。凭着战斗英雄的身份，我给杨慧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出身：贫农女儿，被卖到地主家当丫鬟，伺候过留洋小姐才学了文化。
批斗会上，杨慧按我教的说辞"交代"了编造的经历。但她挺直的腰板、清晰的条理，都和普通农村妇女格格不入。在我的担保和老人们的求情下，村支书宣布暂时压下此事，但要求杨慧"接受群众监督"。
那晚，杨慧拿出铁盒子，当着我的面砸开锁，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件扔进灶膛。火光中，我看到信件、证件、照片在燃烧，纸张上印着弯弯曲扭的外国文字。她眼中滚落泪水，那份决绝的悲伤让我什么也没问。
我从背后抱住她。二十五年的朝夕相处让我选择无条件相信她。这个秘密，她不想说，我便不问。只要她还是我的妻子，孩子们的母亲，这就够了。
此后，杨慧变得更加小心翼翼、沉默寡言，像个透明的影子。这样又过了十几年。
一九七一年秋天，三辆黑色"伏尔加"轿车停在我家院子门口。下来几个穿中山装的干部，还有个头发花白、穿西装的日本老头。全村都轰动了。
"请问这里是赵大河同志的家吗？"省外事办的干部问，"府上是否有位名叫杨慧的女士？"
我心里"咯噔"一下，朝屋里喊："杨慧，有人找!"
杨慧从屋里走出来，看到院子里这阵仗，她也愣住了。她的目光和那个日本老头对上的那一刻，我看到她整个身体都剧烈地颤抖了一下。
而那个日本老者，在看清杨慧的脸之后，浑浊的眼睛里瞬间爆发出难以置信的光芒。他嘴唇哆嗦着，用日语激动地喊了一句什么。
他接下来的行为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呆了。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