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去年的出生人口数据：2025年全国出生人口为792万人，这个数据创下了自1949年有记录以来的历史新低，因此引发了坊间热议。
其中，有博主提到了中国社会学的主要奠基人费孝通，称后者在1946年写的《生育制度》中提出的观点，如今被中国统计局发布的出生人口数据证实了。该博主还补充，费孝通这个观点修正了马尔萨斯18世纪末期的预言——人口是指数级爆炸，粮食却只能线性慢爬，人类迟早要集体凉凉。而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这个理论体系的影响。
要说清费孝通的观点，首先得了解一下马尔萨斯的理论。18 世纪末，马尔萨斯提出 “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粮食仅按算术级数增长” 的预言，认为粮食产量是人口扩张的终极瓶颈。这一观点影响了后世数百年的人口政策逻辑。
而费孝通在《生育制度》中，却以极具前瞻性的眼光颠覆了这一认知。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人口增长的真正瓶颈，不是粮食产量，而是社会岗位的数量。这里的 “社会岗位”，不仅指就业机会，更包含社会地位、资源分配的代际传递空间 —— 费孝通将其称为 “社会继替”。社会需要通过生育完成代际更替，但只有当新成员能获得足够的 “社会位置”（比如职业、身份、资源份额）时，人口增长才具备可持续性。
这一理论将人口问题从 “生物 - 资源” 的单一维度，拓展到 “社会 - 文化” 的复杂系统。费孝通提出，生育是一套 “文化制度”：婚姻、家庭、伦理等社会机制，本质上都是为了保障 “社会继替” 的顺利完成，让每一代人都能在社会结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种从 “文化功能” 解读生育的视角，即便放在今天的人口研究中，依然极具启发性。
结合我们最新看到的2025年人口数据，会发现费孝通的洞见已在现实中得到印证。
如今，AI 技术冲击初级就业岗位、经济增速放缓带来的内卷，让年轻人面临 “社会岗位竞争加剧” 的压力。当优质岗位的增长速度跟不上人口代际更替的需求时，生育意愿自然会下降 —— 这正印证了费孝通 “社会岗位制约人口” 理论。年轻人不愿生育，本质是对 “下一代能否获得足够社会资源” 的理性预判。
放眼国外，北欧、日本等国通过高福利政策缓解生育压力，看似是 “用钱买生育意愿”，实则是符合费孝通的理论逻辑的：福利政策本质是通过调整社会资源分配，为家庭创造更多 “隐性社会岗位”（比如育儿补贴、公共托育、失业保障），降低生育的 “社会成本”，让更多家庭敢生、能生。这一实践恰恰说明，人口问题的核心是 “社会结构的适配性”，而非单纯的经济投入。
从传统乡土社会的 “多子多福”，到现代都市的 “低生育陷阱”，中国的生育观念变迁背后，是社会结构的深层转型。费孝通在书中提出的 “家庭三角”（夫妻 + 子女的稳定结构），如今正面临着房价、教育成本、女性职业发展等现实挑战，这些挑战本质上都是 “社会继替空间” 的压缩。
《生育制度》的厉害之处，不仅在于提出了超越时代的理论，更在于它提供了一套理解 “人与社会关系” 的思维框架。读懂《生育制度》，不仅能让我们理解 80 年前的中国社会，更能让我们在当下的人口困境中找到破局的思路。由此可见，费孝通不愧是中国社会学之父。
【延申阅读】
2025年出生人口仅792万比预计最低方案都还要低，10年出生人口减少10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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