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关心的是儿童青少年的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医教养协同服务体系的建立问题。”日前，浙江省政协委员、九三学社宁波市委会副主委、宁大一院心身医学科主任兼内科教研室主任季蕴辛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道。近日，省级两会陆续召开，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关注ADHD这一现象并呼吁加强相关知识普及。

在部分社交平台上，关于ADHD的讨论一直在持续进行。不少家长将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的孩子称为“A娃”，并发帖分享“A娃”在学习中经常出现的问题，比如上课走神发呆、丢三落四、写作业错误百出等等。

何为ADHD？如何识别早期ADHD患者的各种症状？目前社会公众对ADHD存在哪些认知误区？作为家长，如何为“A娃”提供更多支撑？近日，就此话题，新京报记者采访了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儿科主任医师、儿童神内专家秦炯。

ADHD患者越来越多？

ADHD的全称是Attention Deficit and Hyperactive Disorder，简称为ADHD，中文名为“注意力缺陷与多动障碍。秦炯介绍，ADHD是一种常见的神经发育性障碍，“患者多在学龄前到学龄期之间患病，以注意力缺陷、多动冲动等为核心症状。儿童患者的脑发育水平与同龄人的脑发育水平不一致，多动/冲动与注意力分散的症状严重到明显影响患者日常生活功能状态的程度。”

记者注意到，虽然近年来社交媒体上大量的网友分享帖将ADHD带入公众视野，但这并不是新的疾病名称。秦炯表示，ADHD已有100多年的历史，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开始受到了系统关注，并有相关专家将ADHD的诊断推到了全球统一、系统诊断的高度。

为何不少人会有“ADHD患者越来越多”的错觉？对此，秦炯分析道，一方面是由于医疗技术的不断进步，“几十年前在临床上，如果有家长来询问孩子为何多动、注意力涣散，我们并不太愿意直接给出ADHD的诊断。因为当时针对ADHD既没有疗效确切的药物，也缺乏有效的根治或干预手段，所以大家会格外谨慎。”

如今随着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关于ADHD的治疗有了更科学、有效的方法，临床上已有较为有效的药物治疗方案，同时也开发了非药物的行为干预手段等等。“在此背景下，我们能够更有针对性地与家长沟通，明确是进行行为矫正还是实施药物治疗，从而提升了ADHD患者的治疗意愿以及医院的治疗效果。”秦炯解释道。

此外，社会整体上对家庭教育、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重视程度与日俱增，家长对孩子在社交能力、组织能力的提升等方面都很关注。“比如孩子是不是出色？在学校是不是表现很好？一旦孩子出现了多动之类的表现，家长就会怀疑孩子是不是ADHD。”秦炯说道。

在秦炯看来，整个社会对ADHD敏感度的提高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家长更容易及时发现、处理孩子可能存在的心理问题，也更容易理解这些孩子；另一方面，家长在焦虑的心理下，会给孩子贴上“A娃”之类的标签，“有的孩子可能就是很轻症的ADHD，都不需要吃药干预。”甚至出现对天性开朗活泼好动的儿童“矫枉过正”的情况。

孩子多动、冲动不一定就是ADHD

“上幼儿园的时候老师就反馈说孩子很调皮，大家坐一排听老师讲话，他躺在最后面。上小学后老师反馈更多了。”皮皮（化名）妈妈告诉记者，自己家孩子从幼儿园时期就有多动症状的表现。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家长也提到，“刚开学老师反馈孩子坐不住”“在学校上课走神、老是丢作业、做作业拖拉”“调皮、爱动，不听指令”，进而怀疑孩子是ADHD。

孩子出现哪些症状可能是ADHD的早期表现？

“孩子多动、冲动，不一定就是ADHD。”秦炯表示，家长如果怀疑孩子患有ADHD，或者有患病的可能，首先要带孩子到医院的神经科、精神科或者发育行为儿科等科室进行系统的检查。

在带班老师多次反馈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后，皮皮妈妈决定带他去医院检查。“有针对孩子的测试，也有让家长填写的量表，但是我们测量下来没有达到ADHD的标准。”看到这个结果，皮皮妈妈反而更迷茫了，“最好是ADHD，这样他的很多行为就都能解释了。但其实我也理解，因为量表涉及的内容有的也比较主观。”

现实中，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医生不会轻易诊断其为ADHD。

“三岁以前不做（ADHD）诊断，五岁以前做（ADHD）诊断也要慎重。每个孩子在诊断之前，都必须首先要考虑其年龄。”秦炯表示，不同年龄的孩子脑发育水平不同，进而产生控制力、注意力集中能力的差异，“比如三四岁的小孩能集中5分钟，就很不错了。但七八岁的学龄儿童如果还不能集中注意力，可能就有问题了。”

记者了解到，现在医院对ADHD的评估主要基于标准化量表、临床访谈及行为观察，需符合DSM-5或ICD-11的诊断标准，且症状需在多个场景发生。

以DSM-5诊断标准为例，在量表诊断的“注意力不足”“多动/冲动”的症状判断中，两项病症各有9个小项目需测评，其中6项达标才能确诊病症。其中，“注意力不足”的症状表现为：易分心、常丢失物品、无法专注细节等；“多动/冲动”表现为：说话太多、手脚不停小动作、难以等待等。

“有时候我们看到孩子在诊室里来回跑，根本就停不下来。让他在旁边写作业，或者编个小故事，他可能过一分钟就跑了，注意力很涣散。”秦炯表示，根据量表评测表现，ADHD可被分为三个主型：注意力不足型、多动/冲动型以及混合型。

“必须是在两个或者更多的场景下都有症状。”秦炯表示，症状存在的场景要有广泛性，至少在家庭、学校两个场景下均有ADHD症状出现，才可被视为患有ADHD，“这也在侧面体现了家校双方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意义。”

同时，皮皮妈妈也在带孩子辗转不同医院求诊的过程中，对ADHD有了更多了解。“通过买书、去医院、在社交媒体上查资料，然后慢慢知道ADHD的孩子有一些行为他自己也很难控制。”皮皮妈妈说道，孩子同时有一些抽动的表现，有时候是眼睛有时是鼻子，“感觉他自己也精神紧张。”

秦炯还提到，有时患者会同时有ADHD与其他疾病，这在精神科诊断轴中称为“共病”，也就是同一患者同时罹患两种或多种疾病，且每种疾病均符合独立诊断标准的临床现象。

秦炯以孤独症谱系障碍（ASD）与ADHD共病举例，“有差不多一半，甚至更多比例的ASD儿童患者，都有多动/冲动、注意力涣散的病症。如果给这些孩子只做量表筛查，其实大多数是符合混合型ADHD的。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对ADHD的关注。”因此，医生的临床访谈与行为观察发挥着重要作用，医生需要临床判断患者是否患有共病，并给出符合其中每种疾病的治疗方案。“事实上假如一个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孩子共病有ADHD的话，他的ASD症状所引起的交流能力障碍，对日后的影响要远大于ADHD。”

年龄较小的患者不建议使用药物治疗

确诊之后，ADHD如何治疗？ADHD可以痊愈吗？家庭和学校之间还有哪些需要配合的地方？

对此，秦炯表示，ADHD儿童患者的治疗主要是行为训练和药物治疗，通过家校社多方主体的共同参与来实现，其中行为训练很重要。

“可以通过一些重复和反复的训练，改善孩子的注意力。比如5岁的孩子对一些数字、图形都有基本的认识，我们有专门的软件提供指令类的练习，让他根据指令去点数字，比如点击屏幕中所有以4结尾的数字。”秦炯说道，通过机械训练来改善孩子的注意力。

同时，秦炯提到，目前药物治疗也是ADHD治疗的手段之一，但药物并不能彻底治愈ADHD，对于年龄较小的患者不建议使用药物治疗，“还是要以行为训练为主。”

虽然并未确诊，皮皮妈妈也从医生那里获得了与有ADHD症状的孩子相处的经验，“家长首先要理解孩子，不能说因为他的一些行为就对他更凶，或者吼他。这解决不了问题。第二就是不要抵抗治疗。”

记者注意到，不少ADHD患儿家长对用药态度十分谨慎。秦炯表示，通常来说，药物治疗有效，但显效慢。ADHD患者想要真正改变，就要尽量做到药物与训练相结合。“用药只能够带来生物学的改变，但患者行为习惯的改变，可能是很慢的。如果家长不能长期坚持，可能有一部分治疗就会失败。”

此外，秦炯特别强调，家庭成员要为ADHD患儿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

“父母包括家庭的长辈，所有人要有一致的教育原则。”此外，秦炯也建议父母要舍得花工夫在孩子身上，多陪伴孩子，与孩子共同面对ADHD的挑战。

“我在门诊中经常跟家长说，写作业的时候可以采用番茄钟等辅助方法。一二年级的学生，集中10分钟时间写作业，然后再休息五分钟，休息的时候就好好玩。如果写作业的十分钟完成得很好，就及时鼓励，给孩子正向反馈。”秦炯表示，有良性反馈的训练就是家庭环境下最有效的行为训练。

在秦炯看来，ADHD是一个终身性的病，属于神经发育障碍，只不过有的患者在小时候病症表现很轻，等成年后自控力增强，病症就更不容易通过量表的形式评估出来。

“通常来说，儿童ADHD患者到了十六七岁，有一部分是能够康复的。以前的研究认为，可能有超过一半的患者能够治愈，但现在的数据是反过来的。”秦炯表示，只有一小部分患者能够随年龄增长而“康复”，而且更多的是在面对量表与日常生活时的“伪装”，一旦遇到了突发事件等情况，仍可能会随时显现。

皮皮妈妈也表示，作为家长希望学校老师能具备更多的相关知识，也多一些包容和耐心，“我们也理解每个班都有很多孩子，老师的关注也有限。但还是希望老师们能够给予这些孩子更多的鼓励和包容，提供正向反馈，让孩子变得越来越好。”

新京报记者 杨菲菲 实习生 赵金名

编辑 缪晨霞 校对 柳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