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年十月中旬的清晨，东风乍起，枫叶正红。邓小平拿着一份薄薄的《政工简报》步入中南海西苑办公室。这是他根据国庆二十六周年招待会情况汇总的材料，准备请毛主席过目。谁也想不到，几行简短的批语，会把时光拉回半个世纪前，让一段曲折而独特的友谊再次浮出水面。
简报不过三千余字，核心是老一辈学者、民主人士参加招待会的点滴花絮。名单里出现了金岳霖、沈从文、费孝通，却唯独缺了梁簌溟与周扬。毛主席翻到末页时，执笔写下：“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名单上的人甚好，可惜没有周扬、梁簌溟。”话不多，却意味隽永。外人难免诧异：当年在政协会议上“顶撞”毛主席的梁簌溟，为何仍让他如此牵挂？
要解答这一疑问，得把日历倒翻到一九三八年冬天。那年隆冬，延安窑洞灯火微弱，梁簌溟带着一腔疑虑从山城重庆跋涉而来。国民党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武汉岌岌可危；延安却在大生产与抗战动员中迸发出生机。梁簌溟想当面向毛泽东探问“中国还有没有胜算”。第一次长谈持续到深夜，火塘噼啪作响，外头寒风卷着黄土。毛主席抛出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中华民族必胜，日本必败”。梁簌溟被这股笃定震住，连呼“精神为之一爽”。这种交锋，让双方都记住了彼此。
抗战胜利后，重庆谈判掀开新页。梁簌溟作为民盟代表奔波于渝城茶馆与谈判桌之间，试图为中国找一条和平宪政道路。时局胶着，蒋介石给出的“政协远景”看似美好，却在暗流里摇摇欲坠。梁簌溟再次想到延安，想到那个深夜仍坚持讨论乡村中国与阶级矛盾的朋友。他北上，再谈一次。毛主席把朱德彭德怀等请来，让梁簌溟尽情阐述。结果依旧是观点难合，但双方保持了罕见的尊重——这一幕在当时的中国政坛并不多见。
新中国成立，梁簌溟虽未入党，却被盛情邀请到北京。毛主席在站台上握着他的手，几句话便把生分化为亲近：“家眷都来了吗？改日到我那里坐坐。”随后的数年里，中南海的灯火屡次为两人亮到深夜。梁簌溟去四川、去山东，一路看、一路记，回来再向毛主席汇报。他肯定土改带来的变化，也不掩饰对某些做法的疑虑。这种“有保留的支持”，被毛主席视为珍贵的镜鉴。
然而真诚的探讨并不总是平顺。一九五三年政协常委扩大会上，梁簌溟的一番激烈发言引起巨大争论。会场火药味浓，他与康生、陈伯达唇枪舌剑，“百家争鸣”在那一刻变成锋利冲突。毛主席会后虽做严厉批评，却吩咐统战部“不撤职、不停薪”，让对方安心读书。此举在风雨未歇的年代，显得格外宽阔。
岁月再转。文革风雷震荡，两人失去联系。梁簌溟闭门自守，埋首《东方学述要》，偶尔抬头，仍惦念着红墙那端的老友。一九七二年，他亲笔誊抄《中国——理性之国》十二万字，当作生日礼物送进中南海。秘书回话：主席已阅。短短四字，让耄耋之年的梁簌溟放下心来。
于是才有一九七五年那句“可惜没有梁簌溟”。毛主席身在病榻，仍记得那位不随声附和、但心怀大众的读书人。招待会座位再多，也少了熟悉的身影；宴会觥筹交错，却缺了偶尔抬杠的声音。这份惦念传递到梁家，老人沉默许久，只道：“情分未泯，足矣。”
次年九月，噩耗传来。前门外秋风劲，梧桐落叶声似挽歌。梁簌溟对门生感叹：“天下又少一位敢担当的人。”他没有公开悼文，只在书桌前描了数遍“泽东吾友”，蘸墨即停，终究搁笔。
八十年代初，梁簌溟踏入韶山。灰墙青瓦间，他轻抚门槛，低声说了一句：“当年多有冒犯。”周围随员只听得似有若无，老人已泪湿衣襟。那一霎，也许所有理论之争都化作对旧侣的缅怀。
历史从不怕争鸣。梁簌溟坚持“乡村本位”，毛主席主张“农民革命”，轨迹不同，却都想让土地结出更厚实的果实。两人半生分合，留下的，并非简单的“谁对谁错”，而是一种珍视分歧、包容异见的胸襟。把视线重新投向那张一九七五年的《简报》，短短一句遗憾，恰能说明：即使理念冲撞，也挡不住惺惺相惜；即使岁月无情，真知与真情总有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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